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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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晓得改革不是一个大学本身怎么改的问题，而是你的外在环境有没有办法孕育出科学管理大学的这么一个制度来。香港的教授有没有。己的主导权？有的。比如说，我们聘任新教授的时候，新教授必须来学校里面访问，我们请他发表一篇论文，由我们来评论他论文写得好不好，每一个教授都发表一点意见，比如你对这个人的印象怎么样这之类的问题。最后做决策的就是几个教授，大概两三个，包括像我这样子的资深教授。而当我们几个人做了决策之后，全体教师是必须服从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就是由几个论文发表最多的大牌教授做决策。当然了，我们也会采纳所有教授的意见，但一旦做了决策之后就要全体服从，其实这是个纪律的表现，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民主。而且我们遴选新教授。时候以什么为标准呢？第一，考查新教授会不会教书。这个很重要，你表达清不清楚，能不能做一个好老师，这是其中一个考虑的标准。相当于一种“客户体验”。第二，新教授有没有发表论文的潜力。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新教授进来之后，要继续做研究，要把最新的知识带到学堂里，所以我们必须要确认你是否有发表论文的潜力。此外你还必须要有良好的口才，能够把你肚子里的学问讲出来。这是我们选择的几个方向。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就怎么怎么样，这种私心在香港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每一个教授都有自己的信托责任，。们就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按照这几个标准评分。请读者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态度？我告诉你，不是因为自己的良心，而是整个香港这种外在的环境，也就是大学之外的环境，包括香港特区政府，都有这种信托责任。你晓不晓得香港高官的公务车，夫人和小孩是不能坐的，只是让你上班用的。如果你上班的时候带上你的小孩去上学，或者带上你的狗去看病的话，就违反了信托责任，这是会出大事的。
我觉得我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信托责任。大学生的父母把大学生交给大学了，社会对大学是有期望的，大学应该怎么兑现它们的服务呢？这套契约精神。是信托责任，也是大学改革的真正重点。比如像我，我对学生逼得是非常紧的，学生必须花非常多的时间攻读我这门课，但是学生可以随时打我私人手机找到我，学生有问题可以跟我讨论，学生写的报告我一定从头看到尾。学生很感动，他们说感觉非常意外，这么有名这么忙的郎教授怎么会有时间读学生的报告呢？我不觉得有什么意外的，因为这是我的信托责任。由于我逼学生逼得特紧，所以我的学生毕业后都不需要经过再次训练，马上就可以上岗。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在北京有一个研究队伍，是专门帮我做研究的。我聘过很多我们内地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但是基本上都不能胜任。我们的淘汰率是很高的，达到95％，逼得我不得不从香港再聘我过去教过的学生，因为香港的学生可以直接接轨，可是聘用的我们内地的学生就接不了轨，四年下来等于是没学，我还要从头教到尾。我哪有这么多时间？所以我的几个研究助理只好开课，对新进来的研究人员进行再培训，把他们过去这四年浪费的时间补回来。
总体来看，香港的教改就是引进一个制度、一个纪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主。台湾的教改为什么失败？因为他们引进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一人一票怎么行呢？如果一个学校里面有60％是比较差的教授，一人一。的结果就是这些人可以掌控全局，他们可以聘用他们的朋友进来，聘用最坏的人进来，这就变成了恶性循环。你说香港民不民主？够民主了吧，但是香港的大学教育是不民主的，就是由少数几个最杰出的学者来做决策，而且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聘请最好的教授。比如说张维迎的老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他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讲座教授，欧元之父蒙代尔也来香港中文大学了，他的办公室就在我的隔壁。他们的薪水并不多，甚至不一定比清华的教授高，那他们为什么愿意来呢？就是因为他们到香港这个环境之后，发现在这个环境里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我。举个例子，在2004年，也就是国企改革大讨论的时代，我当时是非常困难的，比如顾雏军告我之类的，我们内地很多学者，还有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都在骂我，但是香港中文大学从来没有一个人过问我这个事，学校给予我绝对的尊重与学术自由，这让我非常感动。这种对尊严和学术自由的尊重，在我们内地的教改上体现出来了吗？显然没有，我们内地的教改都是在折腾教授，都是细枝末节的技术型的改革。
香港进行的大学改革相对内地、台湾而言应该算是不多的，所以很多人开玩笑地说香港的大学特规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不想做事，那就什么事都。有，如果想做事，那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也就是说，因为特规范，所以做事难，它把优秀的英国统治时期的以学生为主、尊重学术自由的教育体系保留了下来。台湾跟内地的教改基本都失败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找对主体，乱改一通，既不以学生为主体，又不提倡尊重学术自由的风气。
陌生人群：一部经济生活的自然史
阿尔佛雷德。钱德勒强调，规模所带来的优势并不是自然而然的。
首先，只有当面临大型市场（19至20世纪，美国的公司与其他国家相比就占据明显的优势）时，大规模的生产才有意义。
其次；即便你面临的是大型市场，那么也只有当你具备了保持你的工厂有足够能力运转所需的管理技能以及应付多个客户所需的营销技能时，投资大规模的生产设备才有意义。
美国的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标准石油公司、西尔斯百货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卓尔不群的重要原因是它们拥有不同的技术机遇，而不是它们具备全面地发掘这些机遇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它们通过有形的管理补充了市场这个“无形的手”。这种情况的一种结果就是许多公。扩大了规模，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具有许多个分支工厂，而是因为确保这些工厂实现高效生产的最佳方法就是既要重视原材料的生产，同时也要重视产品的分配与营销。这种趋势很遗憾地经常被共产主义的中央规划师一味地效仿，他们认为，健康服务、假日别墅以及为工人提供食物的农场对于有效的生产就已经足够。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位波兰的工业部长告诉我说，克拉科（波兰南部的一个城市）边境的新胡塔钢厂需要的只是加强周边的防护以能够宣布它是一个独立的工厂。
《有形的手》于1977年出版，这恰巧是多变的经济状况开始限制钱德勒对美国企业。观点的时期。在此后的25年中，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司，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公司，已经超越了那些小型的、灵活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更集中于关注核心的活动，并且通过其他方式与供应商协调，而不是通过完全的垂直融和。原因也不仅仅与技术有关。例如，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与国内竞争使许多公司更精明地开展各种活动。
本文摘自［英］保罗。西布莱特（Paul Seabright）的《陌生人群：一部经济生活的自然史》
第九章 为什么我们的房改这么难之一：火山理论
“火山”之下，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最近我们又发飙了，国十条出来了，已经国了很多条了，我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条了。什么国二条、国三条都出来了，我觉得应该这样编号，从001号开始编，国001、国002，现在应该是国90几了。各级政府在比拼谁打压房价打得最凶。政府打压楼价的措施基本都是错的，因为根本就没有理解房价上涨的本质。我想利用火山理论来解释房价上涨的本质。
我们先看下火山岩浆是如何形成的。2006年下半年，中国发生了楼市泡沫、股市泡沫，我认为这是由于我们的经济生病了。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投资经营环境已经全面恶化，因此很多企业家把应该投资在企业的钱拿来炒楼炒股了，从而造成泡沫。这个进入楼市的资金就可以解读为火山的岩。。就在这股火热岩浆蓄势爆发之际，我们的政府插下了两根导管。
第一根导管：老百姓不能自建房，必须向开发商买房。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例而言，我们现在的年轻男女基本是自由恋爱，只有那些不太会谈恋爱的、吃不开的男男女女，才需要到婚姻介绍所。如果哪天政府突然下令不准自由恋爱了，自由恋爱者一律不发结婚证，政府规定必须去婚姻介绍所的话，你晓得是什么结果吗？由于没有自由恋爱的竞争，婚姻介绍所的中介费就会透过垄断立刻大幅攀升。这个跟房地产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现在不能自己买地自己建房，而必须向开发商买，这就像婚介所。样，造成开发商的垄断，价格肯定上去了。政府为什么不让我们自己建房呢？政府认为我们不会建，会建得乱七八糟的，不好管理，是吗？那德国人怎么可以呢？德国政府对自建房规定得非常清楚，哪个地段房子盖多高，屋顶什么颜色，窗户什么样子，都规定得清清楚楚，你只要按图施工就好了，有什么难的呢？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谈到2010年深圳市放宽了这个规定，从而引入了竞争机制的问题。
第二根导管：缺少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截止到2009年年底，新加坡政府总共建设了99。2万套的经济适用房，保证了85％老百姓的住房。而且新加坡不是根据成本核算，而是根据老百姓的收入核算，保证老百姓6年的收入就可以买一栋房。新加坡像我们一样的商品屋只有15％，而15％的人所住的商品屋每平米价格在4万到5万元人民币。
在西方一些国家，住房被明确界定为公共事务，也因此获得立法保障。如英国1919年颁布《住房和城镇规划法》，明确规定住房问题属于公共事务，政府应对公共住房建房提供支持。1946年至1951年间，英国政府负责建造的房屋总量高达全国建房总量的78％。荷兰则在1901年颁布《住房法》，明确规定：政府应为公共住房建设提供补贴和制定建筑规范，政府在住房市场中扮演决定性角色，“提供充足住房”是政府的责任。1974年，荷兰又颁布《租房与补贴白皮书》，强调“住房政策的目标就是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合适的住房”。美国在1937年出台《住房法案》，明确政府负责低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建设，居住者只需支付较低房租。此后相继出台《住房和城市发展法》、《住房和社区发展法》，住房的公共特性得到保证。那么，我国在住房的认识问题上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那么在香港什么样的人能够享受政府补贴呢？月收入6万港币以上的，必须向私人开发商购买商品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