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5-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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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原注太简略，等于未注的，也给补上了不少。如张其锽，原来只注“吴佩孚的秘书长”七个字（⑶320），我于是将他的生卒年、籍贯、别字、经历、著作等等一一补注出来（华272）。
　　《〈一天的工作〉后记》中提到绥拉菲摩维支早年曾在《亚佐夫海边报》上发表作品。人文版《全集》对这一张报纸的注释只有八个字：“亚佐夫海，即亚速海。”（⑽377）对于一个报纸的名称，这样注和不注差不多。我查明另注为：“即《亚速海沿岸边疆区报》，一八九一年至一九一九年顿河畔罗斯托夫出版。”（下368）这才符合了注释报刊名称的体例。
　　想在每个注释的人名后面添上生卒年，也是件颇为费力的事情。人文版《全集》颇缺漏了一些（我是指1981年版《全集》出版时已经去世的那些人），我尽力查明补上了一些，例如孙美瑶（⑴219，坟183）、彭允彝（⑶159，华133）、冯史丹堡（⑹626，下625）等，都查明补上了。有些人，如刘百昭，就没有能查出来。李秉中的卒年人文版《全集》是注出来了的，生年一直空着，后来我从《黄埔军校同学录》查到了。在这本《同学录》里，同时还查明了他的籍贯是四川彭县（今彭州市）人，而不是人文版原注的彭山（⑷142，三109）。
　　订正籍贯的还有。如毕磊，旧注为湖南长沙人（⑷26），订正为湖南澧县人（三16）。
　　裴多菲，在《鲁迅全集》中多处有注，卒年原来注的都是1849年，说他“在与协助奥国侵略的沙皇军队的战斗中牺牲”。（⑴113）我根据最新资料将注文改为：他“七月三十一日在瑟什堡战役中失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发现的档案材料表明，当时他是在一批匈牙利战俘中被押送到西伯利亚，就在那里死于肺结核”，而将其卒年改为“约1856年”。（坟90）
　　再一件事，将旧注没有注明的一些人的原名补上去。例如，“扑满”是汪精卫的笔名（坟190），“达伍”是廖沫沙的笔名（伪206），“郭明”是邵洵美的笔名（且12），胡绳本名项之迪（伪489），艾思奇本名李生萱（且24）等等。
　　我这样辛辛苦苦地改好，急急忙忙的寄还，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全部照改，以致让有的误注漏网，出现在书上。这里可以举一例证。元朝八合思巴的生卒年，人文版《全集》照抄《辞源》，注为1235—1280（⑸461）。这两个年份都是错的。我据《元史》本传查明，应该是1239—1279。我在《举一点例》一文中把这一发现发布了出来（见浙江人民出版社版，朱正著《鲁迅论集》第111页）。而拿给我看的校样中，其生卒年还是写的1235—1280。我看到这里，还在致出版社的信中提到：这样抄人家的误注，就是留下抄袭的铁证。我当时就给改正了。这是我自己很得意的发现，当然要郑重其事的用上去。可是这次看到印成的书，赫然在目的竟还是那两个错了的数字。我只有连声叫苦了。因为这一修改我印象太深，可以作为漏改校样的铁证。是不是还有其他例证，我不能确说，但愿没有了才好。
　　前面我说过，因为只给我一份校样，我改过退去之后手边即无校样可以查对比较，这样，造成的遗憾就太多了。各册之间，同一个注头的注条无法比较、协调，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书里，生卒年都不统一。随手举几个例吧。张学良，有的注了卒年（伪25），有的未注卒年（三344）。牛兰，一本说他的生卒年是1894—1963，出生于乌克兰（且13），另一本说他的生卒年是1897—？，是波兰籍犹太人。（三406）他的经历两本说的也颇有出入。同一部书出现这样的矛盾，真太遗憾了。我也曾预料过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此我不止一次向他们提出：在开印以前让我看一遍，寄到长沙给我看，或者我到杭州去看都可以，由他们决定。同时我声明看最后的这一次样不另收费，再干十天半月的义务劳动。给我的答复是没有必要。我想，当然并不一定非我看不可，社里如果抽一个经验多一点的编辑，将各本放在一起检查一遍，大部分毛病是可以消除，不致出现在书上的。可惜我的这个希望落空了。
　　上面我说的许多，都是说我为这书做了些什么工作，似乎这书所有的成绩，较前所有的进步，都是我做出来的。这显然不是事实。集体项目就是集体项目。尽管各人交出的稿子有高下之分，还是每人有每人的贡献，至少，在主观愿望上，每人都还是愿意竭力做好的。这里，我愿意说一下老友得后兄的工作，他早年就出版过《两地书研究》、《两地书全编》等书籍，深受学术界的推重，他对《两地书》的研究，据我蠡见在国内无人可及。他做的这本《两地书》是整个这部书中最好的一本，我看校样时，根本不必大动，只作了极少技术性的修整。陈琼芝做的《三闲集》、《二心集》也很好，校注两个方面明显比1981年版有不小的进步。而且她特别认真，像藏原惟人的生卒年，她是写信到日本去查明的。姚锡佩做的《南腔北调集》也是很不错的，她利用了鲁迅博物馆藏书这个大优势，做出了别人作不出的成绩。只看那一篇《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的注释，就比1981年版高出许多。与鲁迅无直接关系的注条，她偶然也出点小错，例如关于北宁路（三392）原稿没有注对，这不过是小毛病，改起来很容易。总之，各有各的成绩，就不各各分说了。
　　文章做到此处，要说的事都说了，本来可以就此完篇。最后再来一点余兴，讲一下“审读”一说的由来。
　　这工作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我相信甲乙双方对我工作的质与量应该有一点共识了，于是向黄育海先生提出：原先我拒当主编，是不想太劳累了，现在我实际上做了主编的工作（说实在的，我主编过别的几种书，没有这样累），那就还是署上主编的名义吧。在电话中，黄先生立刻表示了同意，后来寄来的协议书打印件上也写了我做主编的事。过一段时间之后，黄先生又在电话中告我：不能用主编这名义了，因为有人表示不能接受。我没有问是谁，但我知道一定是本领极大之人，让他屈居于我这主编的名下，当然有失身份。我也是个十分知趣的人，立即表示欣然同意：谁不愿接受我，我不做他的主编就是呗，他做的那一本上，不要印我的名字，就按我修改之前的原校付印好了。可是等到我看到印好的书，虽然每一本上都没有印朱正主编字样，但也没有一本是按我修改之前的样子付印的。也许是无意完全抹煞我的工作，就给了我一个审读全书的说法，其实要避开主编二字也没有什么，只是审读二字距实际稍远了一点，我审读过若干书稿，还没有另外哪一本是这样审读的。叫改定，修改定稿，似乎符合事实一些。
　　绀弩有一联诗：中年多隐痛，垂老淡虚名。我很喜欢。垂老淡虚名，一种多么令我向往的境界呵！面对着这么一部充满着缺憾的书，给一个主编的名义，未必增加我多少分量，不给，也未必减少我多少分量。重要的不是虚名，而是实事。我是把这当作我自己的事情来做的。我做了这些，尽管这书的毛病、不足，还非常明显，但也已经足够证明我原来说的：1981年版《鲁迅全集》还大有改善的余地。
　　二十多年前，我出版了一本《鲁迅回忆录正误》。胡乔木看见了，他在给教育部的一封信里提出，它可以作为编辑学的参考书之一。（胡乔木《就试办编辑专业问题复教育部信》，见《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0页）。我没有想到过有人会从编辑学的角度看我那本书。我想，我给这部《新版鲁迅杂文集》改过的那一大堆校样，要是能够整理出版，应该更可以作为编辑学（至少是其中的注释学）的参考读物了。只是未必谁还有这样的眼光吧。
　　注释：
　　〔1〕本文用这种方法注明引文出处：加圈的阿拉伯数字，表示人文版《鲁迅全集》的卷数，后面的数字表示页码。而浙江版，则在页码之前分别用七个不同的汉字表示七本书：坟，表示包括《坟》在内的那一本；华，表示包括《华盖集》在内的那一本；三，表示包括《三闲集》在内的那一本；伪，表示包括《伪自由书》在内的那一本；且，表示包括《且介亭杂文》在内的那一本；上，表示《集外文集》（上）；下，表示《集外文集》（下）。

　　呼

　　唤学理精神
　　——历史人物评论例话
　　？　傅惠成
　　在历史研究中，对历史人物的评论需要遵循学理化原则，所谓学理化原则，即是要排除学术和理性之外诸如政治、宗派与个人的感情及功利因素，从评论对象的实际出发，进行有根有据的理性阐释，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但近年来，一些有关人物评论的文章，却往往只凭主观臆想，对历史人物随意下判词，以冀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严重地亵渎了学术的严肃性，希望引起学界的注意。
　　《书屋》杂志2002年3月号上，王澍先生《中国近代著名人物败笔拾遗》（以下简称王文）一文，将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宋教仁、章太炎、胡适、鲁迅等近现代重量级人物“排起队来”一一“指瑕”，名之曰“败笔拾遗”。由于王文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和印象给评论对象遽下断语，因而在揭示名人的所谓“败笔”时恰恰自己铸成了真正的“败笔”。
　　即以王文对鲁迅的评论为例，其指出鲁迅的第一个所谓“败笔”是“受尼采的影响，批判面过宽，过于刻薄了”，说鲁迅“误认为批判是拯救世界的惟一手段了”。这与历史事实不符，甚至大相径庭。
　　众所周知，鲁迅思想，尤其是其早期思想曾受到尼采哲学的影响，但鲁迅只是从内容庞杂的尼采哲学中汲取一小部分，且从中期以后，即又相当深刻地批判了尼采的消极面，“中国最早从思想上真正接受尼采哲学影响的人是鲁迅；中国第一个从思想上真正对尼采哲学进行深刻批判的也是鲁迅”〔1〕。因此，鲁迅精神与尼采精神有着本质的不同，鲁迅精神是建立在对现实有清醒认识的基础上，为了民族和人类解放而发扬个性，奉献自我，尼采精神则是自诩为太阳，以个人为中心，视他人为庸众，倡扬所谓“超人”哲学，二者在出发点和终极目的上皆迥然不同。鲁迅精神表现在他的杂文上，其特点即是涉及面极广，几乎涵盖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指摘时弊和进行国民性批判时，“他总是选取某些人的具体言行施以毫不宽假的讽刺”，而往往“在讽刺正面之敌的同时将不怀好意、心存侥幸的看客的眉毛也一并燎去”〔2〕。也正“因为触及了类型的缺陷，讽刺不留情面，这才有了被讽刺者所叫嚷的‘刻薄’、‘油滑’”〔3〕。至于“批判是拯救世界惟一手段”，鲁迅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相反，鲁迅却认为：“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所以，鲁迅痛心疾首于中国人的“寇盗”和“奴才”式的破坏，而苦苦呼唤“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4〕。而鲁迅就是一个革新的破坏者，“是一个能使自己严整的战士”，而“真正的战士并不是完全不负责任的破坏者，他要在破坏陈旧势力的战斗中不断地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