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大贵族-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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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病逝于热河行宫。遗命以皇长子载淳继位，并派怡亲王载垣等军机大臣，额驸景寿及辅国公肃顺等总共八人，“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清朝家法中，“顾命大臣”辅弼幼主的制度。
不久，幼帝的生母慈禧太后（其时仿明朝万历的成例称她“圣母皇太后”），既不甘于大权的旁落，又深憾于肃顺的跋扈，于是与咸丰皇帝异母弟恭亲王奕䜣密谋，夺取政权，由“顾命”而变为“垂帘”，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恭王总揽全局于下，是为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
从无闻的皇弟到议政王
奕䜣一生政治活动中的第一个高峰，是他在咸丰皇帝死后，和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合作，积极参与发动“北京政变”。因为咸丰十一年（1861年）为农历辛酉年，史书上也称为“辛酉政变”或“麒祥政变”。奕䜣扶持慈禧太后实现垂帘听政，同时他本人也取得了议政王的高位厚禄。这是他在政治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军由广东挥师北上，长驱直入，并于七月八日攻陷大沽，陈兵天津，京师受到严重威胁。清廷上层乱作一团，咸丰帝束手无策，时而要“御驾亲征”，时而又策划遁逃。而当时作为皇贵妃的慈禧倒是头脑很清醒地认为：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遗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但是可惜的是未被咸丰帝采纳。当通州八里桥败讯传来，联军进逼北京城下，咸丰帝携带后妃、皇子，仓促北逃承德，而将残局留给恭亲王奕䜣收拾。当时随同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的主要大臣，有载垣、端华和肃顺等人，他们近在皇帝身边，掌握着朝廷的大权，成为清朝的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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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奕䜣家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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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䜣以亲王的身份，担负着对外交涉的全权。咸丰十年九月，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后，对外事务日益频繁。奕䜣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建议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对外交涉的机构，得到咸丰皇帝的批准，在北京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䜣和桂良、文祥三人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实际上以奕䜣为主要首领。
这样，清朝政府又在北京形成了另一个政治中心。这个总理衙门不仅掌握着清廷对外交涉的大权，还掌握着各口岸的关税及其他各项收入，把持了清廷的财政大权，这就增加了奕䜣在清廷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热河以肃顺为首的，是一些思想顽固，盲目虚骄的王公大臣，他们主张抵抗英法的侵略，但是拿不出任何作战的有效方针和政治措施。而以奕䜣为首的留在北京的王公大臣们，则由于战争的屡次失败，产生了与外国侵略者议和的主张，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垂青和支持。于是以肃顺和奕䜣为首的两个政治集团，在对外政策上发生了根本分歧。
总理衙门的设立，适应了外国侵略者的需求，同时也增强了奕䜣集团和热河肃顺集团进行争夺的政治地位和实力。这期间，热河行宫里还有一股暂时暗藏着的政治势力，就是当时身为皇贵妃的叶赫那拉氏。
“乱世出英雄”，这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咸丰末年，南方农民起义的烽火四起，北方亦战乱频频，这种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使慈禧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在承德避暑山庄，慈禧“披览各省奏章”，议论朝政得失，这些举动渐渐引起了咸丰帝及其亲信肃顺等朝臣的不满。肃顺甚至请求咸丰帝行“钩弋故事”，即仿照汉武帝的做法，将太子之生母钩弋夫人赐死，以除后患。然咸丰帝却不具备汉武帝的远见，“濡需不忍”，而慈禧与肃顺间关系已势同水火，难以弥缝。十一年七月初十，咸丰帝忧劳成疾，暑泻日久，以至病逝于烟波致爽殿。
咸丰皇帝死前留下一道谕旨，立六岁的儿子载淳为大阿哥，继皇帝位，由载垣、肃顺和端华等八大臣为赞襄政务的辅政大臣。咸丰皇帝的这个临终安排，使人感到意外的是把他的弟弟、掌握朝廷对外交涉大权的恭亲王奕䜣，排斥在赞襄政务大臣以外。咸丰皇帝的这种安排，不仅加重了那拉氏和八大臣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使肃顺等人和奕䜣原有的政见分歧进一步加深。正是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下，那拉氏自然和奕䜣结合到一起，从而促进了北京政变的迅速发生。
英法侵略者在那拉氏与奕䜣之间的勾结上，寄予很大的希望，并且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在写给英国外务大臣罗素的信里曾经明确地表示，奕䜣及其同僚如果能够掌握清朝政府的大权，对中国保持和外国的“友好”，关系重大，因此，普鲁斯提出，应该对待奕䜣一派采取温和与协调的态度，以促使奕䜣尽快地把皇帝从热河行宫迁回北京。英法侵略者认为，只要清朝皇帝不在北京，就不能使已经签订的《北京条约》得到有效的实施，而且还会影响到各省局对条约的执行。因而他们便极力笼络、扶持奕䜣等主持议和的一派，力争在扩大侵略权益的条件下，《北京条约》能够顺利实施，而十分厌恶和反对肃顺集团。英法两国正是本着这样的意图，在签订北京条约之后不久，便把侵略军撤出北京。这件事使奕䜣等人大喜过望，得出了洋人并不企图占领中国土地的结论，从而坚持了对洋人实行用信义笼络的政策。
咸丰帝生前，奕䜣屡屡上请咸丰皇帝回銮北京，但被咸丰帝及其亲信肃顺、载垣诸人所否决。咸丰驾崩后，奕䜣陈请赴承德叩见两宫皇太后，而载垣诸人却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了“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的上谕，加以阻挠。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奕䜣突然出现在避暑山庄，使载垣、肃顺等人十分震惊，但给慈禧带来了无限的喜悦。奕䜣在咸丰灵前伤心哭泣，沉痛祭奠之后，慈禧即迫不及待地要太监传旨召见恭亲王。顾命王大臣最担心的正是这件事情，因此再次阻挠，声称为了避嫌叔嫂不能相见而且皇帝刚死不久，太后正式在守丧期间，更不能见自己的小叔子。而一心想与慈禧相见的奕䜣为表示清白，便请端华陪同晋见。
而端华和肃顺却推脱说：你们是小叔子与嫂子见面，和我们这些人没有关系。于是，慈禧终于获得了与奕䜣单独会面密谈的机会。她详述肃顺诸人横行跋扈，目中无人的举止，希望亲恭王设想办法。而颇有心计的恭亲王在赴热河行在之前，已同列强驻京使节磋商，作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慈禧与奕䜣通过密谈，确定了尽快返回北京、发动政变、歼除异己的方针。
慈禧与奕䜣密谈之后。八月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呈奏折，请慈禧太后执掌朝政。董元醇的奏章说出了慈禧的心意，其矛头所向，对准顾命八大臣，因此引起肃顺等人的强烈反对。慈禧要颁发懿旨采纳董元醇之议，肃顺诸人则坚持要痛加驳斥，双方剑拔弩张，进行了激烈争论。载垣等在召见时公然声称，顾命大臣只能对皇上负责，而不能听命于太后，且载垣当慈禧太后的面咆哮，含怒负气，最后竟拂袖而去，并以“搁车”（北京口语，意思是半途而废）相威胁，全然不把慈禧放在眼里。慈禧被气得面色青紫，双手颤动，小皇帝亦被惊吓得直哭，以至把太后的衣服都尿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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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奕䜣家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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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元醇的奏折所引起的风波，实质上是政变的前奏。这场斗争暂时以肃顺的胜利，慈禧的失败而告终。慈禧因势薄力单，不得不作了些妥协，但是她却通过自己的妹妹那拉氏与妹夫醇亲王奕譞加紧了准备政变的步伐。顾命八大臣可以颁布上谕，痛斥董元醇“殊属非是”（实在是不对），但他们无法阻止慈禧和小皇帝的回銮计划一旦回到京城，那就是奕䜣的势力范围了。
奕䜣迅速返回北京。其实奕䜣留守北京“主持抚局”，这是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差事。和谈破裂，背城一战，奕䜣只能殉社稷。和谈成功，背上个丧权辱国的罪名，既愧对祖宗，也无颜于人世。可是奕䜣居然“不辱使命”，不但妥善地处理了抚局，而且利用留守之职和洋人拉上了关系，打开了局面，控制了北京地区。这也是慈禧能够放心大胆地返回北京后在对顾命八大臣下手的原因。
奕䜣能控制北京地区，固然是英法联军希望这个年轻的显贵，控制北京政局后能成为西方国家在清廷中的代理人，同时也由于他获得了驻防京郊地区的僧格尔沁部队、胜保部队的支持和密云副都统德兴阿的支持。密云副都统驻防密云城关檀营，兼辖昌平、顺义、三河、玉田、古北口等地驻军，是北京东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控制着由京城通往热河咽喉要津。
十月二十六日，两宫太后由热河乘坐骡车起驾回京。端华、载垣等七名赞襄政务大臣护驾同行。肃顺率领亲军拱卫着咸丰棺柩行进缓慢，远远落在了两宫的后面。十一月一日两宫回到紫禁城，第二天在朝房逮捕了端华、载垣。
肃顺于十一月二日晚，拱卫着咸丰棺柩到达了密云行宫。密云副都统德兴阿安排护卫部队在檀营整休一日。密云行宫由“檀营”驻军担任警戒。夜间，醇亲王奕譞（咸丰七弟、慈禧妹夫）由北京赶到密云，在德兴阿的配合下，顺利地擒获了肃顺，然后拱卫着咸丰棺柩回京。在京文武大员及臣民们在东郊半壁店跪迎咸丰棺柩，肃顺被押械在囚车之上回到了北京。
这场晚清政治舞台上动人心魄的权力争斗，被称为“辛酉政变”，又称“祺祥政变”。它为慈禧的上台执政铺平了道路。以当时情形而论，以肃顺之才，早已经能够知道慈禧与他水火不容，应该早下手除掉慈禧，可惜载垣、端华之流才能平庸，没有采纳肃顺其议。最后都落了个自杀的自杀，砍头的砍头的下场。在奕䜣主持下，内阁大学士等于四日讨论通过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决定。次日，由宗人府和内阁大学士等议定载垣、端华、肃顺的罪行，并决定立即赐载垣、端华二人自尽，将肃顺斩首，其余五名辅政大臣有的革职，有的遣戍边疆，一些与八大臣有联系的官员和太监也受到了惩处。
十月六日，慈禧下令将载垣、端华赐死，慈禧命其二人在在宗人府空室自尽；至于肃顺，则以其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本应凌迟处死，后加恩改为斩立决。十一月八日，肃顺被斩之日，万人空巷，前往观看。肃顺白衣白靴，面无惧色，骂不绝口。囚车行至菜市口刑场肃顺又拒而不跪，被刽子手打断腿骨，始下跪就刑。
十一月十一日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改“祺祥”，年号为“同治”，意在两宫太后同治天下。十二月二日清廷宣布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从此，慈禧太后掌握了清朝的统治大权。奕䜣因为在这场宫廷政变中立下大功，又先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部大臣，并被赏以亲王双俸。慈禧太后通过政变，掌握清廷统治大权达四十七年之久，奕䜣的参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享受了清末诸王大臣从未有过的崇高爵赏和职位。特别是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