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大贵族-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十一年（公元1861年）到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的五年间，他以议政王的崇高地位达到了他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最高峰。
//
…
掌握国家军政外交的大贵族（1）
…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是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廷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是根据奕䜣、桂良、文样等于当年十二月初一所上“通筹夷务全局折”六条章程中的首条——“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的建议而成立的。上谕任命奕䜣和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样等管理该衙门，其中以奕䜣为首席总理大臣。从此，奕䜣成了洋务派的首领，坐镇中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能以“通商”为中心，是清政府上下一致的意见。“通商”的含义是什么呢？在当时，即意味着在对外开放中取洋人之长，其中心即是“师夷长技”，兼及外交和其他与“师夷”有关的一切事务，而这正是洋务运动的特征。
“夷务”，清政府本一向由理藩院处理。鸦片战争中闯进国门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当然不是过去的所谓“四夷”，不能作为“藩”来对待了，于是设立了处理五口事务的钦差大臣，始由两广总督兼领，1859年改由两江总督兼管，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北方天津、牛庄和长江内河汉口、镇江等增开口岸十余处，因而南洋钦差大臣由江苏巡抚兼任，北方则增设三口通商大臣一员。这就是后来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由来。它们名为“通商”大臣，实际上“通商”以外的政治性外交等事务也是涉及的。在中央就再不是理藩院，而是于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了。在洋务运动整个过程中，总理衙门起了枢纽的作用，左宗棠说：“洋务关键，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总理衙门揽其全局。”
由此可见，总理衙门是适应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的新形势需要的产物。它的成立，表明以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中心以拯救清朝统治的自强新政（也即我们通常称之为的洋务运动）成为国策了。因此，以1861年作为洋务运动开端的标志是适当的。总体来看，总理衙门级同军机处，兼有管理商务、外交、教育、关税财政、军事政治情报等权力。发展到后来，权力更大，范围更广，实际上是以举办自强新政为己任兼有军机处、内阁权力于一身的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最高政权机构。活动的中心在于“自强”。这一点，奕䜣在清廷批准总理衙门成立后几天即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明确说：“窃臣等酌拟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
显然，“自强”是总理衙门的首要任务。怎样才能达到自强的目的，奕䜣等人也是明确的，那就是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武装和训练军队。这就拉开了引进和运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拯救和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序幕。
然而功劳也罢，贡献也罢，奕䜣登上总理大臣的宝座之后的第一件对外买卖干的就不是很光彩，虽然在外交上清廷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但是从经济上清朝确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亏。这就是晚清历史上著名的阿思本舰队事件。同治十一年（公元1861年），清政府委托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协助购买军舰，卜当即推荐了时任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参与办理，赫德出于个人及英国的利益考虑，在购舰上表现出了异常的热心，但由于经费以及议论不齐等问题，清政府迟迟不能下决心。同年底，太平军在李秀成指挥下，接连攻克杭州、宁波等江南重镇，海内为之震动。恭亲王奕䜣紧急上奏，请求速购兵船，在严峻的形势逼迫下，清政府仅用一天时间，就作出了以往争论了5年都未能下定的决定，外购兵船。
1862年，赫德和清政府商定了购买中号、小号兵船共7艘，一共需银65万两，并函请在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具体承办购船事宜，李泰国认为这是控制中国军队的大好机会，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挑选了曾参加过鸦片战争的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公然把舰队命名为〃英中联合舰队〃，舰队全由英国官兵操纵，并擅自为军舰命名和制订海军旗，而且规定舰队只接受中国皇帝和李泰国二人的命令，李泰国还有权决定中国皇帝的命令是否有效。这支几乎是李泰国私人部队的舰队，史称阿思本舰队。而此时舰队还在英国没有起航，而远在地球另外一端的中国，各方势力为了角逐这支梦想中的洋舰队也在斗争得不可开交。当时国内共有三大势力角逐对舰队的支配使用权。其中曾国藩集团是当时清王朝内最大的实力派。对控制该舰队，曾国藩期盼之至。他除持本集团的实力地位，还运用其他的狡猾手腕，与奕䜣等斗法。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坚持三条对该舰队的期望，其一、轮船驶至安庆、汉口；其二、配用楚军水师之勇丁；其三、有关事宜由“臣与胡林翼商定”。其实曾国藩的三点期望都是有很大目的性的，第一条驶至汉口是假，但汉口在曾国藩的实力范围却是真，他想借助舰队驶至汉口，对奕䜣和洋人来一个既成事实，把舰队的控制权纳为己有。后两点中，也有含糊其词、欺上瞒下的意思。总之曾是准备把该舰队收归己有，“称霸”一方。奕䜣则反对舰队上驶至安庆，他则要求该舰队驻守在上海，用于袭击南京之用。而曾国藩硬说“用之于江面”，“所部兵丁并非生长海上，势不能于重洋用武，不敢不据陈奏。”好笑的是，曾国藩从1861年1月起就强调“是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金陵发逆之横行，亦在陆而不在水”，以后又不断重复此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实曾国藩为了能够得到该舰队已不乏掩耳盗铃之拙。但根据当时的情况，清政府对此事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
…
掌握国家军政外交的大贵族（2）
…
而另外一股势力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军一方，李鸿章率淮军抵沪后，与上海的买办官绅结合，羽翼渐丰，上海相对优势的条件使他颇为踌躇。从筹购该舰队起，至该案结束，上海处于近水楼台的地位。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掌握了上海这个财赋重镇，并同曾国藩联系密切，结成“湘淮一家”式的联盟，上海当时号称“月收百万”，仅海关税收就占全国海关税收的一半以上。李鸿章“当暴富之名”，奕䜣不得不对他折腰请助。李鸿章却对曾国藩特别照顾，常拨银饷接济，对奕䜣这股势力则敬而远之。就这样他们之间上演了一出闹剧，一个求势，一个要钱，又谁都想控制这支舰队，故而能心志不一地联合起来对付奕䜣集团。
而奕䜣集团也想得到该舰队。奕䜣身为先帝咸丰的弟弟、当朝皇帝同治的叔叔，又是议政王之尊，主持军机处、总理衙门、内务府、宗人府，为臣者无出其右者，清政府的外交、政治、军事以至皇室事务都归其秉持，可谓军国枢纽在握。奕䜣集团可代表清政府名正言顺地控制该舰队。而且慈禧太后颁发的上谕也与奕䜣为此事的奏请完全一致。其实慈禧太后也是在利用恭亲王这个人，才在很多事情上顺着他。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是在不久前的“麒祥政变”中，奕䜣帮了嫂子慈禧太后的大忙，慈禧不得不在某些事情上感恩戴德。其次，当时时值清朝末期，满洲大员当众有能力的人已经不多，能够有恭亲王这样一个办事得体的人也确实难得，所以在很多事上两宫太后也不得不多想着小叔子。然而，“周室式微，诸侯称霸”，在可能当舰队主任的名单上奕䜣集团只可排到第四位，根本不是曾国藩集团、李鸿章集团以及英国人的对手。甚至连奕䜣内定为舰队统治者的崇厚（1826~1893，满洲镶黄旗人，完颜氏）甚至都没胆量出来较量一番，就旋即退场。尽管如此，奕䜣集团也是颇费心机，连出恶招，为此还想出了几个利己损人的办法。一是拟拆开舰队，把舰队一分为二——北洋、南洋各半。奕䜣奏请：舰队运到后，酌分数只，驶赶天津，以备北洋防守之用。上谕马上得到皇帝，实际上是太后们的同意。二是名与器不假人，裁夺之权不放，尽量不让曾国藩集团得益过多。三是借重洋员，颇有宁付客卿、不托家臣的味道。奕䜣由此遗祸无穷，他给李国泰的信件中有行乎不清的“一手经理”字样，也有曾国藩统一阿思本“综理一切”。在这方面，奕䜣走得最远的是在该事件的关键时刻同李国泰签订了《轮船章程五条》，沾沾自喜于该战争中规定的空洞的统帅权，对出让最重要的实际指挥权却不以为然。
在该事件中，拉拢李鸿章是奕䜣集团的最重要措施。奕䜣告诉李鸿章，经费上“自不能专令江海关一关支应”，行政上要李国泰、赫德“均着听候李大人预为酌定”，“此船板就，驶赴上海听候拨用”。奕䜣还私下通知李鸿章：“带兵十数人或数十人，与该轮船到时立即商船，皆阿思本版是，以分其权”。奕䜣暗中扬李抑曾并不是真要把权力交给李鸿章，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挑起曾、李之间的斗争，着眼于促使李鸿章做出有利于将该舰队的船只转送北洋的行动。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在上述大肆角逐之时，阿思本舰队还尚未离开英伦三岛。清政府欲构建现代化海军，好不容易与洋鬼子们“串通一气”一回，可连它的汽笛声还没听到，清政府内就已经悄悄地龙争虎斗起来。虽然他们的目的也许都是为了国家富强，建造海军，但是实际上的结果和影响确实是负面的。
由“北京”等6艘军舰以及1艘军辅船和1艘小艇组成的李－阿舰队到达中国后，大出清政府的意料，这支不受控制的舰队是军政大员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在经过反复争辩后，清政府决定将这支舰队一卖了事，在各派支持下，奕䜣主持的总理衙门又几经周折，终于了解了“撤退阿思本舰队”一案。“阿思本”舰队寿终，最终在清政府“博采众论”后，痛下决心，“将轮船撤退”，并在新一轮谈判中采取强硬姿态，取得“辉煌”成果。1863年11月23日，阿思本上校带领被遣散的舰队从上海驶回英国。此时，清政府已为这支舰队支付了9个月的薪工银，为了遣返舰队，又支付了37万多两的遣散费，还额外送给阿思本一万两，送给李泰国一万四千两，以后只陆续收回一百多万两。实事求是地说，此种谈判成果，在中国近代史中，称得上是外交方面的成功案例。
虽然“‘阿思本’舰队事件”，搞得奕䜣很不愉快，但是也抹杀不了这位议政王在晚清的贡献，更不会抹杀奕䜣在中国近代洋务史上的地位。因为在奕䜣的主持下，通过总理衙门的工作，19世纪60年代起，我国先后与英、法、俄、美、德、丹、荷、比、意及奥匈帝国等，建立了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
同治五年（1865年），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请假回国，他行前对总理衙门表示，愿意率领一些中国官员出国考察。奕䜣接受赫德的建议，派知县斌椿和几名同文馆学员，随同赫德到英、法、德、俄等国游历。奕䜣对斌椿交待的任务是：将所得到的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