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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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的费用和范围部分取决于自然特征，部分取决于企业的运输事业。有些政府在这方面比别的政府更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确实，在大部分国家的历史上，好的统治者往往由于他们把精力用在扩展道路系统方面而扬名，而坏的统治者则因他们主政期间道路状况恶劣而声名狼藉。从经济观点出发，便宜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是任何国家所能有的最大幸事。
在铁路发明之前，水上交通是唯一比较便宜的运输方式，凡是靠海或有江河之便的国家，贸易最发达，财富也增长得最快。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有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比其他国家起过更有活力的作用，答案之一往往是比较靠近水路。
市场容纳商品的多少显然取决于买主的财富。需求标准化的程度也同样重要。在美国，人们愿意购买成批生产的标准化物品，这有时就是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这里有一部分是追求虚荣的社会风气问题，如果社会风气要求显示个人的显赫地位是以购买个别设计的商品、手工制品，或专门按本人要求的款式定作的物品为荣，那么，市场容纳每种类型的商品就少。这也可以说是个阶级结构的问题；拥有高度发展的中产阶级的国家，比只有富人和穷人的财富均等的国家，更可能为成批生产的商品提供较好的市场。除去阶级差别，对个别设计的工艺品的爱好也许仅仅由于某个国家的工匠技艺超群才引起的，这些工匠在大批生产实现之前的几十年或几百年，曾专门从事生产声誉卓著的制品。例如法国和印度的情况就是这样。以后，当大批生产成为可能时，这类国家也许会落后于别的没有专门技艺并因而较容易出现大批生产需要的国家。许多事情也取决于企业领导人的想象力。
在像福特和伍尔沃思那样的人带出这条路之前，谁也不知道对成批生产的商品需求的规模有多么大。
其次，存在着人为的贸易壁垒——捐税、关税、限额和禁令等等。减少这些壁垒是人类在１６世纪到１９世纪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工作从国内开始，先消除政治疆域以内的内部壁垒，接着是在一些原来由地方王公掌握大权的国家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重商主义年代以其维护限制对外贸易的作品而闻名，但是重商主义哲学家们最重要的著作是他们坚持内部统一的优越性，努力消除当时存在的内部贸易壁垒。他们的著作决非毫无作用；今天，谁都不会主张下属政治当局——省政府、县议会或市政府——应当有权征收关税。重商主义年代悄悄地进入了自由贸易年代，１９世纪是它的鼎盛时期。在１９世纪，几乎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减少了国际贸易壁垒，虽然到１９世纪末潮流有了改变，但１９００年，同前一个世纪相比，贸易上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当今有关国际贸易的种种看法再次像重商主义年代那样复杂起来了，这个问题我们将放到第六章去谈。
（三） 组织
人们一开始专业化就需要有一定的机构来协调他们的活动。规模最小时，可以由政府下令来起协调作用。在一个厂家、一个政府部门或一个军队单位的内部，都个别通知每个专业人员要作什么事，经理部门的任务是要有一个构思，怎样让各个人适合一起工作。然而，这种事情为了整个社会就干不成，因为要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些目的所采取的手段要由中央协调就太多了，无法有效地工作。实际上，个人的活动要由市场来调节。供求决定价格，个人能以对价格刺激作出反应的方式来达到他本人的目的，与此同时，服务于所有个人的更为广泛的目的。价格机制的确解决不了所有的社会冲突；价格机制能同一切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不完善的，而且它的作用也要受到人们努力的影响，人们力图阻碍它自由发挥作用。价格机制到处都由私人垄断资本家或由政府作出规定，但是只要存在着专业化和贸易，哪一个地方都不能把它统统取消。即使是苏联政府，它对经济活动的规定比其他国家政府规定得都多，也十分注重依靠价格体系来调节经济活动——刺激稀有技艺、刺激农业产量、限制紧俏商品的消费、迫使国营工业提高效率和在没有什么“计划性的”经济部门多少也利用价格来达到一切其他目标。
现在，如果要把价格机制当成调节器，人们必定对价格很敏感。他们必定关心价格，无论是对他们能从事的劳动、他们能制作的物品、他们可能购买的商品还是其他情况，他们都关心；他们必定愿意对价格作出反应，为利用价格的有利变化而改变他们的态度。人们对价格敏感的文明也许被轻蔑地说成是“拜金的”或者是“贪得无厌的”文明，但是，我们关心的不是道德或轻蔑，而是经济增长的条件，经济增长要求专业化，专业化要求由价格机制来进行协调，这种协调只有在个人对价格的变化作出反应时才有相应的效力。这种反应的程度现在大体上是个习惯问题。人们到目前仅仅是为他本人的生计而从事生产的，当人们最初知道价格经济时，他们对价格的反应是有限的，不熟练的。他们会错过种种机会，不知道如何进行选择，很容易受骗上当，意识不到价格的暂时变化和永久变化之间的差别，不懂得季节性变化和周期性变化，不懂得打多少折扣等等。就像学习人类文化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人们必须学习怎样对市场价格作出反应。人的作为会随着一代又一代成长起来有所改善，他们已经越来越了解和运用市场了，并且对市场上的欺骗有了经验。
专业化还要求使用货币；以货易货只能适应专业化和贸易的初期形式。货币的发明，就像拼音字母的发明或发现自由取火一样，是人类的一大成就。没有货币，贸易就会少得可怜。没有货币，每户人家就不能从集中的贮存库（商店）中购买需要的东西，而不得不把全部物品储备起来。没有货币，就不可能有借贷和投资。
尽管货币有它的价值，但货币的发明传播得很慢，致使世界上有大片大片的地区，在那里货币才刚刚开始流通使用。
例如，亚洲的一些大国在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使用了货币，而现在仍有多达４０％的国民生产，按标准定义讲，无法换成货币。货币的使用是同专业化和贸易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穷到没有剩余物可供交换时，也就用不着货币。
由于市场越来越重要，货币的使用使社会制度发生变化；更重要的也许是它使人的态度发生变化，一旦货币开始在某个社会流通，一旦为开拓市场进行生产成为人所共知，经济关系就会日益不断地向不以人为的基础方面发展。地位和家族关系算不了什么，因为钱更加重要。用现金积累财富比用牛或一袋袋谷物更容易；“贪得无厌的”本能——渴望取得财富——因而比较容易施展，而且这种本能由于得到施展而成长。有了货币，“资本主义的”货币借贷关系和工资雇佣关系也比没有货币更易于推广。因此，在不能用货币的社会里适用的组织形式，如庞大的家族组织或主要基于地位维系的组织，在货币广泛使用之后便不起作用了。
我们再要指出的是，专业化和贸易还要求市场的场地有所组织。缺少市场是原始社会的一个标志。几乎总是要有一些集中的场所，在那里可以买到食品？、衣服和比较简单的消费品。但是专业化要求的市场种类范围，比之劳动市场、房地产市场、外汇市场、借贷市场、股票证券交易市场等等要大得多。这些市场采用各不相同的形式。正如房产代理代办所是一种市场一样，可以付钱给某个个人，使其成为像过去那样的专门把买主和卖主集拢在一起的市场。市场也可以就是某家报纸上的一栏广告。市场的数量和多种多样则是社会的财富的标志。有时，单开办一个市场方便贸易，就能增加财富，但是在社会能以开展足够的贸易来证明需要市场之前，也有可能开办市场——就像有些比较穷的国家，那里在谈论开办股票交易所的事情。
专业化和经济单位规模大小之间的关系不是很简单的。
有的人认为，专业化使厂家的规模增大，因为分工细增加了工种的数量，从而增加了协调单位的规模。但是不一定都是这样，因为专业人员的活动也可以由市场来调节。某种新产品第一次上市时，介绍它的厂家不得不在自己的车间里制造大部分零配件；但是随着需求的增长，各种厂家将专业分工生产零配件。因此，汽车现在是由几十家不同的厂家生产的，各自专门制造底盘、车身、挡风玻璃水刷、轮胎或大量其他汽车配件；而所谓的“汽车制造厂”不过是把大部分从别的厂商那里买来的部件装配起来。专业化就其在生产活动中的成果来看将使厂家的规模增大，因为生产活动必须大规模地进行；但是每当把生产活动分解成部件加工时，专业化就会缩小厂家的规模。
大规模组织因而成为专业化的间接结果之一。因为人们从事各种专业，他们的活动必须加以协调，这种协调可由市场来完成，也可在厂家内部进行。在这方面，市场和厂家的作用成反比。市场越完善，就越不需要在厂家内部进行协调，反之，市场越不完善，需要企业协调各个专业人员的活动的机会就越多。认为这类专业化的原则对大规模组织有利的看法是不对的。如果市场组织得好，小厂家就容易生存，以致像廉价专家咨询，技术服务、零配件、原料等都能廉价买到，产品也容易卖给买主或中间商。市场组织得越好，各个厂家要给自己办的事情越少，市场越小，就是大规模组织的有利条件。
由此推论，如果人们喜欢小规模企业，最好的办法是在小厂家周围组织品种种既有效又便宜的专业服务和代销机构，使这些厂家不致由于规模小而处于不利地位。大的组织可从事研究、作大宗买卖、筹款容易、生产标准化产品、作广告、聘用最好的专家顾问等等。小组织如果其周围辅以代理机构，同样能办得到，这些机构——私人的、合作的或法定的——可以把需要按大规模来完成的一切工作接过来，从而使小厂家可集中适于按小规模来完成的那些活。这样，小农场可以从农业推广站得到专家咨询，可以从种子公司得到良种或从拖拉机出租站得到拖拉机，还可以把产品卖给批发站，由它去进行分级、加工、作广告和批发。如果要讲求效率或使经济增长，并不是非要个体厂家规模大才行，但是，无论是在厂家内部还是在组织良好的市场结构内，除非采用规模经济，专业化的优越性确实不能得到保证。同样，组织良好的市场能取代大厂家到什么程度则因行业与行业的不同相关甚大，很难有效地按小规模来组织铁路运输、炼钢或组装汽车，而小型企业在公路运输、店务管理和从事某些类型的农业和范围有限的制造业方面则可运筹自如。经济增长确实要求发展大规模生产，但是，就效率而言，市场、合作运动或政府可继续扶植较小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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