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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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附录 经济增长是否可取？
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经济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经济增长可以在不产生任何不利条件的情况下实现，那么人人都会完全赞成。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有其实际的不利条件，人们根据其对利弊的不同估计对经济增长采取不同的态度。
他们可能不喜欢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而喜欢在稳定的社会中盛行的那种态度和制度。或者即使他们适应增长社会的制度，他们也可能不喜欢由稳定社会转变为增长社会的那个过渡过程；因此，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增长带来的好处与增长造成的动荡的代价相比是不值得的，或者增长应当逐步实现，这样社会就有尽可能长的时间来适应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变化。我们首先谈增长的有利条件，然后再从增长所需要的态度以及在过渡过程中出现的动荡的角度来考虑增长的代价。
（一）经济增长的好处
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是财富增加了幸福，而是财富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把财富和幸福联系起来是很难的。幸福来自一个人对生活的看法：随遇而安，乐观开朗和不为未来担心。财富增加的财力如超过财富增加的欲望，会增加幸福，但情况不一定如此，还没有证据证明，富人比穷人幸福，或者个人的幸福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如果在获得财富以后，不再随遇而安，而是对财力和前途更加担心了，那么财富会减少幸福。的确有一些说明这种情况的证据。只要经济增长来自机警地捕捉经济机会，那么与人们不那么关心增长的社会相比，幸福必然会少一些。证据表明，美利坚合众国精神上的动荡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即使考虑统计报告中的差别，至少可以相信，自杀率高同在一个已经富有的社会中追求更大的成功的努力是有因果关系的。我们当然不能说，增加财富会增加幸福，我们也不能说，增加财富会减少幸福，即使我们能这样说，那也不能成为反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理由，因为幸福并不是生活中唯一的好事。我们不知道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如果是幸福，那么演变可能老早就停止了，因为没有理由认为，人比猪或比鱼更幸福。人与猪的差别在于，人有控制自己的环境的更大的能力；而不在于人更加幸福。在这一较量中，经济增长是十分可取的。
经济增长的理由是，它使人类具有控制自己环境的更大能力，因此增加了人类的自由。
我们首先可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看到这一点。在原始阶段，人类得为生存而斗争。他们经过极其艰苦的劳动，从土地上得到仅够维持生活的东西。每年，他们有几个月的时间忍饥挨饿，因为当年的收获吃不到下一个收获期。他们经常遭到饥荒、瘟疫和传染病的危害。他们的孩子有一半不到１０岁就死去了，他们的妻子到４０岁就是满脸皱纹的老妇了。
经济增长使他们能够摆脱这种无能为力的状态。技术的改进减少了劳动量，增加了食物的数量和品种。饥荒消除了，婴儿死亡率从３０％下降到３％；死亡率从４％下降到１％。霍乱、天花、疟疾、钩虫病、黄热病、瘟疫、麻疯病和肺病完全消失了。因此，生活本身摆脱了一些自然威胁。并不是人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如果你认为活着不如死了好，最好是不生，那么你就不会认为经济增长使死亡率下降这一事实了不起。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很原始，以致理所当然地认为，活着比死好。
经济增长也使我们有了选择更多空闲时间的自由。在原始状态，我们仅仅为了活命就得拼命劳动。经济增长以后，我们就能希望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或更多的物品，实际上，我们的确希望既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又有更多的物品。如果贫穷的农业国与富有的工业国相比，会得到一个相反的印象，因为在农业国，当天气不利于农业的时候，在一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人们都无事可做，而在工业国，人们一年到头都正常地劳动；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比较。如果我们不是用工业去与农业相比，而是用富国的工业部门与穷国的工业部门相比，同样再对这两类国家的农业部门进行比较，我们将会几乎毫无例外地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每个部门的劳动时间都会缩短随着使用的机械力量的增加，劳动的艰苦程度也会减轻。
另外，经济增长除了使我们得到的货物和空闲时间增加以外，得到的服务也会增加。在最穷的社会里，为了获得粮食，需要有６０％或７０％的人从事农业，而在最富的国家里，有１２—１５％的人从事农业就足以提供好一倍的营养标准。因此，越富的国家就越能腾出人来从事其他的活动——当医生、护士和牙科医生；当教师；当演员和表演者；当艺术家和音乐家。哲学家们所珍视的许多“高等”活动——艺术、音乐、研究哲学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奢侈品，只有随着经济的增长使越来越多的人摆脱生产粮食的基本任务，社会才能开展那些活动。诚然，只需要较少的剩余就可以支持艺术活动，一些最高的艺术成就是在广大群众还很贫穷的社会中产生的。上世纪生活水平的提高扩大了欣赏和实践艺术的机会，而不一定会对最好的艺术的质量和数量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且不说最高的艺术，群众的空闲时间以及欣赏以前只供极少数人欣赏的奢侈品的机会无疑大大增加了。今天，听最优秀的作曲家的作品的人比莫扎特或巴赫时代听他们作品的人多得多了，看伦勃朗和埃尔格雷科的作品的人也多得多了。
从这些变化中，妇女得到的好处甚至比男人还多。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里，妇女是苦役，在家里做那些在比较先进国家中已由机器做的事情——连续几小时碾磨谷物，走好几里路去提水，等等。经济增长把这些任务及其他许多任务——纺织、教育孩子、照顾病人——交给外单位去做了，那些单位专业化程度高，资本雄厚，具有大生产的一切有利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妇女摆脱了沉重的劳动，不再关在家庭的圈子里，终于得到了成为完全的人的机会，可以像男人一样进行思考和发挥才能。男人可以辩论经济进展对他们是否有好处，但如果由妇女来辩论经济增长是否可取，这无异于辩论妇女是否应该有机会不再当牛马和加入人类的行列。
经济增长还使人类能够享受更多的人道主义。例如，在处于仅能维持生计的最低水平时，那些自身难保的人哪有能力顾及旁人，最弱者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加，人们才会越来越关心麻疯病患者、精神错乱者、残废者、盲人及其他不幸者。关心病人、无能者、不幸者、寡妇和孤儿的愿望在文明社会里不一定比在原始社会里强烈。
但是在文明社会里，可用于这一目的手段比在原始社会里多，因此，事实上，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就多。有些人对这种做法感到不安；他们认为，保护那些在竞争性的斗争中不能自立的人是违背社会的优生利益的，他们认为，除非使这种人失去生育能力，否则长期的后果将有伤生物元气。但是，这种人目前仍占少数。
在那些目前的政治欲望超过资源的社会里，经济增长可能特别重要，因为经济增长可能会防止否则可能会出现的难以容忍的社会紧张局面。例如，在英国等某些国家内，工人阶级或他们的发言人不断要求增加工资，不断要求增加住房、教育、卫生和其他设施的开支。如果在这样的社会中，人均收入保持稳定，一个集团的欲望只能靠牺牲其它集团的利益来满足，这必然会导致内乱。在当今的民主时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处在这样的阶段：除非迅速增加人均产量以使资源更接近于欲望，否则严重内乱不可避免。经济增长的这一方面给政治家留下的印象最深，所以难怪各地的民主政治家都深信促使经济迅速增长的迫切性。同时必须承认，经济增长并不是总能减少斗争。相反，经济增长可能会打乱比较平稳的社会关系，引起嫉妒和欲望，引起阶级、种族或宗教冲突。这同那种认为经济增长不一定增加幸福的看法有关。经济增长也不一定能增加政治自由。它增加独裁者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控制人的思想和通过组织严密的警察机构来控制人身自由的机会。所以不能说经济增长一定会改善政治关系。
欲望和力量不相称的另一个方面在国际地位低的国家的政治态度中可以看到。现在处于殖民地地位的人民渴望独立。
人口众多但收入低微的独立国家渴望在国际会议上获得较高的地位。不管是对是错，这些国家的人民认为，如果他们更富一些，尤其是如果他们富得足以建立起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们在世界事务中的份量就会增加，他们的国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受到比较多的人的尊重。有些民族主义者对现代世界的反应是敬而远之，要求他们的人民恢复旧的生活方式。但是，已经掌权的大多数民族主义者认为，需要使经济迅速增长。许多人认为，各国在财富或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别是引起战争的根源，如果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不是很大，世界就会更加接近和平。这种看法非常可疑，因为经济迅速增长的社会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进攻邻居。无论如何，战争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是同经济考虑间接有关的，所以从对和平或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角度来讨论经济增长的理由是没有助益的。
有时候人们说，期望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能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必然是幻想，因为其后果只会使世界累积起来的矿物和燃料库存迅速枯竭。这种说法所依据的两个假设都难以肯定。
第一个假设是，人的才智到适当时候就会枯竭，无法找到新的东西来取代已经用光的东西，由于我们懂得了原子的性质以及从一种元素到另一种元素的转变，这种假设越来越可疑了。第二个假设是，子孙后代会对世界的资源有同样的要求。
为什么我们为了使今后几世纪的人类生活再延长一世纪左右而应该保持贫穷？难道没有同样充分的理由使目前几代人充分利用他们发现的资源而让不知多少世纪以后的人去自己照管自己？即使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也还有另一点理由，即把矿物和燃料迅速用光的并不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而是最富的国家。如果这种说法言之有理，可将其视为对欧洲和北美的劝告，叫它们不要再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如果用以劝告亚洲人和非洲人继续保持目前的贫困，那其说服力就差远了，因为亚洲人和非洲人目前对累积的资源储藏量的利用是微不足道的。
（二）贪得无厌的社会
如果不用付出代价就可以得到上述好处，几乎人人都会赞成。但是许多人认为，为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态度和制度本身是不可取的；他们喜欢属于稳定的社会的那种态度和制度。
首先，他们不喜欢节约精神，而这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增长最快的社会就是人们用心通过增加利润或降低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