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世与礼仪 全集-第2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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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非常重视自己的生日和结婚周年纪念——为什么这样，这将是永远没有人明白的女性神秘之一。一般的男人虽然不记得许多日子，但仍然能够凑合着过一生，但有些日子他还是必须记住的：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他太太的生日，以及他自己结婚的年月日。他甚至可以不管前面那两个日子——但绝对不可以忘记后面这两个！
芝加哥的约瑟夫·沙巴斯法官，曾审理过四万件婚姻冲突的案子，并使两千对夫妇复和。他说：“大部分的夫妇不和，是肇因于许多琐屑的事情。诸如，当丈夫离家上班的时候，太太向他挥手再见，可能就会使许多夫妇免于离婚。”
劳勃·布朗宁（英国诗人）和伊丽莎白·巴瑞特·布朗宁（英国女诗人）的婚姻，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美妙的了。他永远不会忙得忘记在一些小地方赞美她和照顾她，以保持爱的新鲜。
太多的男人低估在这些日常而又小的地方表示体贴的重要性。正如盖诺·麦道斯在《评论画报》中一篇文章所说的：“美国家庭真需要一些新的花样。例如，床上吃早饭，就是大多数女人喜欢放纵一下的事情。在床上吃早饭，对于女人，就象私人俱乐部对于男人一样，有很大的功效。”
这就是长久婚姻的真象——一连串细琐的小事情。忽视这些小事的夫妇，就会不和。艾德娜·圣·文生·米蕾，在她一篇小的押韵诗中说得好：并不是失去的爱破坏我美好的时光，但爱的失去，尽都是在小小的地方。
这是值得记下来的一节好诗。在雷诺有好几个法院，一个星期有六天为人办理结婚和离婚，每十对结婚，就有一对离婚。这些婚姻的破灭，究竟有多少是由于真正的悲剧呢？真是少之又少。假如你能够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听听那些不快乐的丈夫和妻子所说的话，你就知道“爱的失去，尽都是在小小的地方。”
因此，如果你要维护家庭生活的幸福快乐，请注意下列规则：“多注意小事。”
不讲理是吞食爱情的癌细胞。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糟糕的是，我们对待自己的家人，居然赶不上对待陌生人那样有礼。
对于陌生人，我们不会想到去打断他的话，没有得到允许，我们不会想去拆开朋友的信件，或者偷窥他们私人的秘密。只有对我们自己家里人，也就是我们最亲密的人，我们才敢在他们有错误时污辱他们。
我们再引用桃乐丝·狄克斯的话：“非常令人惊奇地，但确实千真万确地，唯一对我们口吐难听的、污辱的、伤害感情话语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
礼貌对婚姻，就象机油对于马达一样的重要。
奥利佛·文德尔·何姆斯写的、并受读者喜爱的《早餐的独裁者》这本书，可能任何家庭都有，但是他自己的家里却没有。事实上他太顾虑别人了，即使心情不好，也尽量想办法不让他的家人知道。自己要承受这些不快，还要不影响到其他人，真是够受的。
这是何姆斯的做法。但是一般人怎样呢？办公室里出了差错，他失去一笔买卖，或挨了老板一顿训斥，他累得头痛，或没有赶上交通车——他几乎还没有回到家，就想把气出在家人的头上。
在荷兰，你要把鞋子留在玄关外面，然后才能进到屋里。
根据哈利爵士的意见，我们应该跟荷兰人学一学，在进到屋子之前，把一天工作上的麻烦，脱下留在外面。
威廉·詹姆斯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人类的某种盲目》。“本论文所要讨论的是现代人的盲目，”他写道，“就是不知道动物和人的感情。这种盲目使我们都遭受了痛苦。”
“这种盲目使我们都遭受了痛苦。”对顾客，或甚至生意上的合伙人尖声讲话，许多人都会不以为然，但对太太大吼，却不以为意。然而，在个人的幸福快乐方面，婚姻比事业更加重要，更加切身。
一般人如果有快乐的婚姻，就远比独身的天才生活得更快乐。俄国伟大的小说家屠格涅夫受到整个文明世界的赞誉，但是他说：“如果在某个地方有某个女人对我过了吃晚饭的时间还没有回家，抱着十分关心的态度，我宁愿放弃我所有的天才和所有的著作。”
幸福快乐婚姻的机会，究竟有多少呢？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桃乐丝·狄克斯认为，半数以上的婚姻都是失败的；但保罗·波皮诺博士的看法相反。他说：“男人在婚姻上获得成功的机会，比他在任何行业上获得成功的机会都大。所有进入买卖食品杂货行业的男人，百分之七十会失败。所有步入结婚礼堂的男人和女人，百分之七十会成功。”
对于这件事情，桃乐丝·狄克斯的结论是这样的：“跟婚姻相比，”她说：“在我们一生中，生是一支插曲，死更是一件小事。”
“虽然，有一位满足的太太与一个和睦而快乐的家庭，对一个男人来说，比赚一百万元还来得重要，可是一百个男人之中，还找不到一个慎重地想过，或真诚地试过使他的婚姻成功。他把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交给了命运，成功或失败就看幸运之神是否照顾他。当钞票都在丈夫的口袋里，可以用柔和的方式而不需要强力的手段时，为什么他们不和婉地对待太太？这点真令太太们不明白。
“每个男人都知道，用奉承的方式可使他的太太愿意做任何事情，而且什么也不顾地去做。他知道，如果他只夸奖她几句，说她家庭管理得如何地好，说她如何地帮助了他而不必花他一个钱，她都会把她的每一分钱都赔上了。每一个男人都知道，如果告诉他太太，说她穿上去年的某件衣服将会是多么的美丽可爱，她就会宁愿不买从巴黎进口的最新款式。
“每一个太太都知道她丈夫了解这些事情，因为她早已把如何对待她的方式全部告诉了他。但他宁愿不顺从她的意思，反而花钱吃不好的东西，把钱浪费在为她买新衣服、新型豪华轿车上，而不意花精神来奉承她一点，不愿意以她所要的方式来对待她。她真不知道该喜欢他呢，还是讨厌他。”
因此，如果你要维持家庭生活的幸福快乐，请记住这条规则：“要殷勤有礼。”
当亲人发生不幸时，尽管心中悲痛无比，也要压抑自己的感情，冷静地处理；与朋友交往，遇到对方犯错，要恳切地予以劝告，而不能袖手旁观。朋友不比家人，彼此间多少有点顾忌，所以，一般人往往不愿随便提出忠告，以免弄巧成拙，伤了朋友间的和气！
寻求生活的快乐
卡耐基曾以两百美金的赏金，征求一则以“我如何快乐起来”为题、对人最有帮助也最能激励人心的真实故事。
这次征文竞赛的三位评审先生是：东方航空公司的董事长艾迪·雷肯贝克，林肯纪念大学的校长史都华·麦克柯里南博士以及广播新闻评论家卡谭波恩。他们收到两篇非常好的故事，使三位评审委员没有办法在其中选出第一名来，于是让两名应征者平分了奖金。下面就是得奖的故事之一——
执笔者是住在密苏里州春田镇的波顿先生。
“我九岁的时候失去了母亲，十二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波顿先生写道：“我父亲死于车祸，我母亲在十九年前的某一天离开了家，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以后我也没有见过她带走的我的两个小妹妹。她一直到离家七年之后，才写信给我。我父亲在母亲离家三年之后死于一次车祸。他和一个合伙人在密苏里的一个小镇买下一间咖啡店，合伙人趁他出差的时候把咖啡店卖了，得了现款之后潜逃。一个朋友打电报给父亲，叫他赶快回家，在匆忙之下，父亲在堪萨斯州沙林那城车祸丧生。我的两个姑姑，她们又穷又老又病，把我们五个孩子中的三个带到她们家里去。没有人要我和小弟弟，我们只好靠镇上的人来帮忙。我们很快被人家叫做孤儿，或者被人家当做孤儿来看待，但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很快发生了。
我和一个很穷的人家在镇上住了一阵子，可是日子很难过，那一家的男主人失了业，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再养我。后来罗福亭先生和他的太太收留了我，让我住在他们离镇子十一哩的农庄里。罗福亭先生七十岁，他告诉我说，‘只要我不说谎，不偷东西，能听话做事’，我就能一直住在那里。这三个要求变成了我的圣经，我完全遵照它们生活。我开始上学，其他的孩子都来找我麻烦，拿我的大鼻子取笑，说我是个笨蛋，还说我是个‘小臭孤儿’。我伤心得想去打他们，可是收容我的那位农夫罗福亭先生对我说：‘永远记住，能走开不打架的人，要比留下来打驾的人伟大得多。’我一直没有和人打过架。最后有一天，有个小孩在学校的院子里抓起一把鸡屎，丢在我的脸上。我把那小子痛揍了一顿，结果交上了好几个朋友，他们说那家伙活该。
“我对罗福亭太太买给我的一顶新帽子感到非常得意。有一天有个大女孩子把我的帽子扯了下来，在里面装满了水，把帽子弄坏了。她说她之所以把水放在里面，是要‘那些水能够弄湿我的大脑袋，让我那玉米花似的脑筋不要乱爆。’“我在学校里从来没有哭过，可是我常常在回家之后嚎啕大哭。有一天，罗福亭太太给了我一些忠告，使我消除了所有的烦恼和忧虑，而且把我的敌人都变成了朋友。她说：‘罗夫，要是你肯对他们表示兴趣，而且注意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的话，他们就不会再来逗你，或叫你“小臭孤儿”了。’我接受了她的忠告，我要用功读书。不久后我就成为班上的第一名，却从来没有人妒嫉我，因为我总在尽力帮助别人。
“我帮好几个男同学写作文，写很完整的报告；有个孩子不好意思让他的父母亲知道我在帮他的忙，所以常常告诉她母亲说，他要去抓袋鼠，然后就到罗福亭先生的农场里来，把他的狗关在谷仓里，然后让我教他读书。
“死神侵袭到我们的附近，两个年纪很大的农夫都死了，还有另一位老太太的丈夫也死了。在这四家人中我是唯一的男性，我帮助那些寡妇们过了两年。在我上下学的路上，我都到她们的农庄去，替她们砍柴、挤牛奶，替她们的家畜喂饲料和喂水。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我，而不再骂我，每个人都把我当做朋友。当我从海军退伍回来的时候，他们向我表露出对我的真正感情。我到家的第一天，有两百多个农夫来看我，有人甚至从八十哩外开车过来。他们对我的关怀非常真诚，因为我一直很忙也很高兴地试着去帮助其他的人，所以我没有什么忧虑，而且十三年来再也没有人叫我‘小臭孤儿’了。”
华盛顿州西雅图已故的佛兰克·陆培博士也是一样。他因为风湿病在床上躺了二十三年之久。但是《西雅图报》的记者史都华·怀特豪斯写信告诉卡耐基说：“我去访问过陆培博士好几次，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能这样不自私，这样地好好过日子。”
一个象他这样躺在床上的废人，怎么能好好过日子呢？他的做法是：把威尔斯王子的名言“我为人服务”做为座右铭。
他搜集了很多其他病人的姓名和住址，写充满快乐、充满鼓励的信给他们，使他们高兴，也激励他自己。事实上，他组织了一个专供病人通信的俱乐部，最后，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称之为病房里的社会。
他躺在床上，平均每年要写一千四百封信，由别人捐赠的收音机和书籍，为成千成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