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世与礼仪 全集-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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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好文才掩不住好口才
著名作家贾平凹曾说过：“咱不是那种相貌堂堂，口若悬河，左右逢源的人物，只能用自己的作品同社会大众交流。”一句自谦之词，加上他常拒采访者于门外之传闻，竟令不少人断定他是一个不善言辞，拙于交谈的“口讷”者。其实，这完全是一个错觉。是的，他有“口讷”之况，但更有“善侃”之时，他的“口讷”，只是表现在他对某些现象抱一个平静的心态，对某些人物持厌恶的态度之时；他的“善侃”，则表现在他对事物、现象的敏锐洞察、深刻感悟以及情结心底而不得不发之时。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通史晓古，读文吟诗，其古诗文功底极深，文学修养极高。胸中厚积之“锦绣”，令他面对听众时能口中“华章”频吐。１９９４年末，贾平凹在成都市玉林区“雪米莉小姐”的豪华客厅里，极愉快地接受了《少年人生》记者郭新起的采访。就青少年所关心的“读书”问题，贾平凹纵横捭阖，侃侃而谈。
记者：如今文人大“下海”，可是听人说，贾先生嗜书如命，每有稿费，都用于购买书籍，而生活简朴，不尚奢侈，可有其事？贾平凹：是这样的。人活着不能没有钱，但只要有一碗饭吃，钱又算什么呢？穷不是咱们的错，书却会使咱们位低而人品不微，贫困而志向不贱。中学生朋友，一定要把书看重，什么都不要眼红，但要眼红读书；什么朋友都可抛弃，但书之友不能一日不交。贫困倒是当作家的准备条件。书是忌富，人富则思惰，要学会逼自己静心读书，深知书中精义。
记者：能不能说具体些？贾平凹：好读书坏处自然多多。譬如终身受穷别想当官，没个好身体，不是好丈夫，没有好人缘，性古钻。但是，能好读书必有读书的好处，譬如能说天地之大，能晓人生之难，有自知之明，有预料之先。不为苦而悲，不受宠而欢，寂寞时不寂寞，孤单时不孤单，所以绝权欲，弃浮华，潇洒达观，于嚣烦尘世而自尊自重自强自立不卑不畏不俗不谄。
记者：那么你主张如何去读书？贾平凹：文学（乃至其他任何艺术）是在突破中前进，你要时时注意，前人走到了什么地方，同辈人走到了什么地方。任何大家，任何名著，你只能继承，不能重复。当你学习他的时候，必须将他拉到你的脚下来读。这不是狂妄，这正是知其长，晓其短，师精神而弃皮毛嘛！虚无主义可笑，但全然跪倒来读，他可以使你得益，也可能使你受损，永远在他屁股后面了。
贾平凹承言应对，妙语连珠，接言答问，佳句频出。言理无说教之味，有亲切之感；侃来无呆滞之弊，有活泼之灵气。“位低而人品不微，贫困而志向不贱”、“能说天地之大，能晓人生之难”、“有自知之明，有预料之先”、“绝权欲，弃浮华”等字数相等、结构相同、语意相近的“对偶”句子的精妙运用，“自尊自重自强自立不卑不畏不俗不谄”等“同字”辞格的巧妙设置，长句短语的交错安排，极响亮的“ａｎ”韵之收束煞尾，凝练而典雅的文言词语的恰当遣用，既增强了语言的生动活泼和音律节奏之美，令人听之悦耳易记，同时又使语意凝练集中，畅达痛快，给人以极深之印象。
历经２０年的艰难创作历程，贾平凹终于迎来了辉煌。虽然其间的酸甜苦涩、爱恨悲喜一言难尽，但他最忘不了的却是老师编辑、乡党同事及其朋友们对他的关怀提携、支持帮助之情。在陕西书画艺术协会、红叶公司等出资筹办的“贾平凹创作２０周年祝贺酒会”上，贾平凹的感激之情已至“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的境地。面对与会的朋友们，他动情地说道：２０年里，我踏着文学之路，绊绊磕磕往前走，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对文学的迷恋，靠的是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今天在座的就有辅导过我的老师和编辑，指正过我的作家和评论家，支持过我的乡党和同事，关注过我的读者和同学。没有这么多的朋友，我绝不可能在２０年里坚持创作，也绝不可能２０年里成为一个作家。正是这种强大的关怀和教导，病病灾灾我没敢消沉，风风雨雨我咬牙前行，我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为了崇高而美丽的事业，我一定要写下去，写下去，写好些，要对得起真诚而又友好的朋友们！……
答谢词最忌假话以及不着边际的空话，真心真情真识真言最能打动人心。这段答谢词没有丝毫的虚情假意，更没有事业成功之后的炫耀之味，有的是他那质朴谦逊的品格和对朋友们的感激之情。当他将一腔真诚而强烈的感情倾注于每一字每一语每一句每一声上而诉诸听众之耳时，我们可以分明地感到，他不仅是在用他真诚的语言表达，而且是用他全部的感情在抒发，所谓“情动于中方能言发于外”。言里语间，“排比”、“比喻”、“反复”辞格的兼连交错之运用，几个“设问”、“反问”之句的巧妙设置，更使其抒情情更浓、达意意更显。这便是贾平凹为人的真诚，这便是由真诚而体现出的贾平凹之“善侃”风格。
１９９５年初，贾平凹在他那间亲笔书写有“守静抱朴，文心雕龙”之对联的房间里，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张文彦的采访。就“《废都》问世以后有关贾平凹的传闻”、“两年里不只一次地与人打官司”、“为何不出席电视晚会，拒绝不少记者采访”等问题，贾平凹谈锋甚健，或引经据典，或取譬说理，或援例论证，或类比驳诘……表现出了极高超的言语艺术，令人不由生出“人物风流言自华”的感慨。
当记者问到“在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上，你是一个成功者，你觉得成功的因素更多的在于勤奋还是在于天资”时，贾平凹说道：成名不一定就成功。我算有点名气，但我认为自己还没有成功。我以为搞创作，既要有天资，又要勤奋，首先起码要有天资。并非所有的人都适合搞文学。有一种说法，认为历史上的大文豪许多都是仕途上失意后才去从文的。于是有些人便从中受到鼓舞，说他积累很丰富，等将来做不成官了就去搞创作，好像文学是最容易的。鲁迅先生说，他的所谓天才，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搞创作的，别忘了说这话的人是鲁迅，前提是他有那份天才，再加上勤奋，才成了一代大家。好的文学作品，往往粗看起来平淡无奇……鸡汤和白开水都是水，但鸡汤是白开水加鸡肉再加一定的佐料熬到一定的时候才成其为鸡汤的……我们这些人不能盲目地鼓励文学求教者：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现在社会开放了，求职面宽了，有多大才能就发挥多大才能，这样的人生才会有所作为，不一定要选择文学这条路。即使是酷爱文学的青年，我们也应劝他慎重选择，免得坑害青年。说鸦片是有毒的，其实任何东西，爱过头就会有毒。爱只是一个条件，不一定表示有能力。
贾平凹已逾不惑之年，２０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出了４０本书，作品近千万字，获奖无数，成为当代青年作家的翘楚。作家三毛生前曾称他为“大师级”作家。在别人眼里，他已经站在了成功之巅上。面对记者的问题，他先以一句“成名不一定就成功”，简捷地划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我算有点名气，但我认为自己还没有成功”之转折句，表现出了他那质朴、谦逊的一贯品质以及对心中之事业所持的孜孜不倦的精神，接着承“在于勤奋还是在于天资”之问题，出人意料地答出了一个与“天才是百分之九十八的汗水和百分之二的天赋”等经典言论相去甚远的结论。其间虽引鲁迅先生的名言，但却不囿于名言本身所蕴含的“教育意义”，一个“别忘了说这话的人是鲁迅”之“提醒”，为自己“搞文学首先起码要有天资”的观点提供有力的佐证。言及于此，似已可以卒言结尾，但他却“意未了言不尽”，而继续生发开去，毫不掩饰心灵深处的世界。“鸡汤”、“鸦片”等的取譬设喻，言理理明；“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反意引用，言“左”而“道”直。整段答话，真是大言善解惑，微言擅传真。闻之，谁还会以为他是一个“口讷”者呢？
以人为本——梅奥人际关系理论
梅奥（GeorgeE。Mayo）等人开启的人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发现了霍桑效应，即一切由“受注意了”引起的效应；职工是社会人；企业中存在非正式组织；新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员工的满意度。仅就霍桑效应而言，就有很大的实用性，如承包制试点时，受注意了，一路开绿灯，一推广，虽有些成绩，但也是不宣而败。试点…推广模式值得再思考。股份制在试点，能否推广，值得深思！另一方面，作为第一要素的人在管理方面的回归自然也是梅奥等人的重大贡献。国有企业吸引不到第一流的人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出路将在何方？当然，梅奥等人的人际关系理论，也可称为组织行为学的先驱，也存在着缺欠——过于强调人。管理的成功，甚至人生的成功，均在于一句祖训——“过犹不及”。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郎立君博士
古典管理理论的困惑
古典管理理论的杰出代表泰勒、法约尔等人在不同的方面对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对管理实践产生深刻影响，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着重强调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纪律性，而未给管理中人的因素和作用以足够重视。他们的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社会是由一群群无组织的个人所组成的；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力争获得个人利益，追求最大限度的经济收入，即“经济人”；管理部门面对的仅仅是单一的职工个体或个体的简单总和。基于这种认识，工人被安排去从事固定的、枯燥的和过分简单的工作，成了“活机器”。从20年代美国推行科学管理的实践来看，泰勒制在使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也使工人的劳动变得异常紧张、单调和劳累，因而引起了工人们的强烈不满，并导致工人的怠工、罢工以及劳资关系日益紧张等事件的出现；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有着较高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工人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体力劳动也逐渐让位于脑力劳动，也使得西方的资产阶级感到单纯用古典管理理论和方法已不能有效控制工人以达到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的目的。这使得对新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寻求和探索成为必要。
霍桑试验
与此同时，人的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逐渐在生产实践中显示出来，并引起许多企业管理学者和实业家的重视。但是对此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进而形成一种较为完整的全新管理理论则始于本世纪2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梅奥等人所进行的著名的霍桑试验。这项在美国西方电器公司霍桑工厂进行的、长达九年的实验研究，真正揭开了作为组织中的人的行为研究的序幕。
霍桑试验的初衷是试图通过改善工作条件与环境等外在因素，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从1924年到1932年，先后进行了四个阶段的实验：照明试验、继电器装配工人小组试验、大规模访谈和对接线板接线工作室的研究。但试验结果却出乎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