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官僚机构是如何运作的-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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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她到镰仓邮电局登记她的新地址。这时她被告知，必须提供她居住证明，而这份居住证明只有等她母亲从广岛寄来表格后才能从镰仓市政厅里拿到。这就最终意味着横田的母亲不得不托一位经常往来于这两座城市之间的朋友把这份表格带去。如果你不明白Yamemasho的意思，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我们常说的“见你的鬼去吧。”
研究环境卫生的学者知道与类似第22条军规式的情况打交道的两条途径，这种情况包括幽闭恐怖症式的官样文章、犯罪、穷奢极欲及庞大政府的极端愚蠢行为。一种方法是愤起反抗；另外一种是幽默地一笑了之。经过仔细测定后，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就是解决以下情况的良方：
五角大楼的XM1坦克计划耗资130亿美元，但只制造出了一辆只能在实验室那样的无尘环境中行驶的坦克。
国家航空航天局要求国会拨款11亿美元以添置一座新的望远镜、实际上航空航天局犯了一个小小的记帐错误，这笔费用应是22亿美元。
健康、教育和公众福利部（现在叫健康和人权保障部）在1979财政年估算在3个主要的福利计划上，因为滥用花费和付给无资格的人费用损失了20亿美元。从理论上说，它希望把流动损耗降到4％，但仍然有11亿美元被白白浪费掉了。
许多联邦机构什么事也没做成，却因为支付那些不可靠的承包商和受让人薪金而欠政府25亿到30亿美元。由于记帐上的粗心大意，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总数是多少。健康、教育和公众福利部的一个小单位在可以避免不合理的收费之前，因为限制性法令的失效而白白仍掉了150万美元。
政府拥有12，000台计算机。审计总署抽查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发工资的计算机，发现计算机里有许多冒领工资的虚构名字，这表明这可恶的机构可能给唐老鸭都发过工资。
据估计，政府一年里要在外面聘请的咨询顾问身上花掉90亿美元，三分之二的契约合同没有经过竞标就被出让了。很多研究成果被锁进抽屉里，永不再使用。
一个咨询顾问在1978年9月31日工作一天可得到440美元。（而在9月份只有了30天），环境保护局付出360，000美元去搞一项研究，而这个研究结论仅表明，曼哈顿卡车的平均速度是60英里/小时。
新的教育部连续6周、每周付1，500美元给一个咨询顾问（一位前教育部官员），让他设什布置一间高级官员的办公室。能源部外请的咨询顾问来解释一部国会的法律（文官制度改革法案）。另一个部雇用一名咨询顾问来调查它拥有多少咨询顾问。
劳工统计局的一名官员在用计算机统计全国旧车价格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在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反映出来每10辆中有2辆价格被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这为数百万长期依靠价格指数取得支票的人增加了利润。
审计总署估计，在过去5年里为纳税人节约了将近210亿美元，否则这些钱将会由于浪费、管理不善和收不回帐而耗尽。自从审计总署在国会的强烈要求下进行特别审查以来，这个数字就象染成红色的冰山一样露出头角。
同样可恶的是，有一些人认为私营企业没有任何地位，贬低它与政府合作的价值。
华盛顿的律师克拉克·克利福德曾为政府与私营企业打了多年交道，他说，他也发现私营企业里存在“可恶的浪费”。鲍威尔·奥尼尔以前是资产预算局的高级官员，现为国际纸业公司的副总裁，他补充说，“钢铁和汽车工业犯了很大的错误。如果你把华盛顿的记者团放进产业内部，你会发现他们同样的愚蠢。”
但私营企业和政府之间有很多差异，私营企业有一条最根本的东西：利润。一种能够节约资金的新产品会得到高额奖赏和酬金。
但政府没有这一条根本的下限，金钱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似乎它并不属于任何人。在政府里面，如果你的部门今年支出费用较少，那么明年你从国会得到的资金费用也越少。一个官员使用的雇员人数越少，那么他会发现他的级别和工资也在降低。
私营企业总的来说仍然解雇他们的职员。但美国政府却通常不这样做。联邦的雇员一度象没有钉头的钉子一样很难被赶出政府部门。
一个部门要开除一名曾用棒球棒打了上司的雇员。但联邦雇员申诉署却要求这名雇员恢复原职，只扣除他8个月的工资了事。理由是：这名雇员没有得到足够的有关解雇的提示。
一名商务部的管理人员用了21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大量的文书往来，想要解雇一名声称由于健康原因而从不正常上班的秘书，而这个原因后来证明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这名管理人员在此事上投入了很多时间，以致于影响到他自己的工作，最后他还受到了上司的责备。
在纽约，一名邮政工人因为在一场口角纠纷中用枪击伤了他人的腹部而被解雇，肇事者被送进监狱，但他因被解雇而向上申诉。结果他恢复了原职，而只被课以5，000美元罚金，因为这段时间报纸全被装错了。因此不得不把报纸重新装包，而这段时间由于解雇的困境，这名肇事者可以不上交5，000美元的罚款。
几乎所有的联邦雇员都因为是公职人员，或仰仗其他的强硬后台而受到保护。他们也代表78个劳工组织和联盟。文官制度始于1883年，它代替了被废弃的旧制度。而那个旧制度规定所有的联邦工作人员每4年都应全部更换一次。现在，作为雇佣的条件，褒奖代替了政治。
但是在1919年，一名国会议员在众议院发言，抨击所有政府未能消除的谬误：“他们在各个部门里浪费时间，答复那些并不需要答复的信件，愚蠢地假装工作，而这些工作其他雇员还得重做一遍”。
59年后，卡特总统对国会抱怨说：“提升或调离那些不合格的雇员很容易，而要开除他们则很难。出于正当理由要解雇某人可能要花3年时间……经营农场不前能是这样，经营工厂不可能是这样，运作一个政府也当然不应该是这样”。
机会均等法案给围绕文官制度的纠纷增添了更大的难度。一位想要解雇一名不合格少数族裔职员的行政官员可得仔细斟酌一番。如果这位不合格者以种族歧视的理由提出申诉，这位行政官员将不得请他自己的律师来为自己辨护。假若判决结果不利于他，那么他可能失掉工资或职位。
1978年，超过280万人拿着政府工资，山姆大叔计划以“工作效率低”为由裁减119人。这年晚些时候，卡特促使国会出台了公职人员制度改革，在接下来的措施中，有214名雇员因为这一理由而被解雇。以前还没有采取过这样大规模的行动。但这只是隔靴搔痒，总统依然没有接触到这一巨大实体的内核。
才能平平的联邦工作人员据说某种程度上挣得比私营企业同样水平的人多。但高水平的联邦雇员就要比他们在外面挣的少得多。
联邦养老金一般比私营企业的要丰厚；近年来，随着生活费用增加，对99％的联邦雇员每年都增加了补贴。真的有必要给他们那么多的津贴和那么好的待遇吗？
在卡特政府里，卡罗尔·福尔曼负责农业部的食品检查和消费者权益。她曾谈到：“我有10，000名雇员，一些人兢兢业业，一些人富有才干，但还有一些别的人。”
政府里人浮于事和紊乱不堪的状况比那些致力于本职工作的人们更引起公众的注意。美国人几乎不了解本国外交人员的规模数量直到被扣人质从伊朗返回。几乎没有人知道，一些年轻律师拒绝了大企业的丰厚待遇，用法律来帮助穷人。公共卫生领域的医生每天默默无闻地做着防制传染病的工作，而当有一天他们的工作出现失误时，却引起舆论的批评。那些放弃企业待遇优厚的工作、在政府里努力工作或打发日子的男女，从来不在报纸上占一席之地，直到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个因贪污受贿而被曝光。
大多数政府的研究学者认为困扰政府的麻烦并不是那些好的、坏的或冷漠的官员，而是培养滋生他们的那种混乱体制。
我们所拥有的是一座庞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摇摇欲坠的房子，随意添加的附属建筑、导向不明的走廊和互不连接的房间将其分割得面目全非。这座房子因这些年来添了无数的孩子而随意地扩大容量，而大多数孩子是超生的。这里没有家庭计划，也没有建筑师。
“国会有权、但没有一种因素促使它对官僚体制进行协调控制，而总统有这种要求和动机，但却无权来扼制官僚体制，”政治学家莫里斯·费奥里纳这样说道。
国会可以通过财政拨款权新设、改组或者终止一个机构。而总统只能寄于希望动员舆论才能做到。总统寻求连任并寻求希望后身后留名。国会议员寻求连任，但并不是535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想使自己流芳百世。国会议员们获得连任，不是因为历史赐予他们机遇，而是因为他们给自己的选区带来了邮局、污水处理系统和水坝。
言归于此，一般说来每个人都会同意存钱的观点，但也有例外。科罗拉多利的纳税人可能不会因削减上交纽约的城市复兴基金而流一滴眼泪，但别去碰它的水利工程计划。来自农村的国会议员投票支持模范城市计划，而作为交换，城市的国会议员则赞成向农场提供资助。“这里用去10亿美元，那儿用去10亿美元，”埃 弗雷特·迪克森说，“不一会儿你就会涉及到真正的钱的问题。”
即使心地纯洁也不能逃脱政治的巨大影响。两位共和党强硬派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和罗伯特·多尔）竞争管理政府和公众事务的农业部助理部长的职位。里根政府把这个职位分成两半，解决了这个难题，但薪金却没有分成两半——每人一年将获得52，750美元的薪金。
我们被告知，一个选民代表联邦预算里的每一个美元。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强制性的理由，但是选民并不总是今天的决定性力量。
美国医疗署一度反对把医疗保险作为社会化的一剂良方，现在则反对削减医疗保险费用，因为这关系到很多医生的收入。
1978年下了一场大雪，密执安州的许多城市要求联邦拨款援助扫雪工作。1979年雪又下得太小，密执安州的滑雪地区也要求联邦援助。不论下雨还是出太阳，山姆大叔经常发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如果它坚持用较多时间去审查要求福利救济者的资格，他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中的一些人处于饥寒之中吗？如果他不为克莱斯勒公司担保贷款，它对数千名汽车工人失业流落街头负有责任吗？如果它把一个诈骗食物兑换券的母亲送进监狱，难道它不为领养她的孩子们的家庭支付更多的费用吗？如果它削减对商用船队和航空业的补贴，在下一次战争中它还会有足够的船只和飞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