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伦理原则分析-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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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老板,工人就下岗了,被赶出工厂。于是,那个时候的中央电视台在大概两、三年的时间里,就反反复复播送一条公益广告,是刘欢唱的一首下岗工人之歌。其中有几句歌词是,“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当时,我们的改革就是以这个为前提的。这是个什么预设呢?显然,这是对这些工人提出来一个非经济人的预设,一个“豪迈人”或者说是道德人的预设。假定这些人是对自己的利害看的很开,很豪迈,给剥夺的一无所有也很坦然,“只不过从头再来”嘛,不觉得有什么需要去争的。可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假如真的是这样,那么你还搞什么市场经济改革呢?
而我们设计这套改革方案的人也有个假定。他们说,掌权的人,如果他们的利益不得到满足的话,他们是没有改革的动力的。你要让他们白白放弃权力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得赎买。改革只有在承认既得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否则就会寸步难行。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老实说,我觉得,你不能说没有道理。
因为,从经济人理性的角度来讲,任何人都不愿意白白失去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这些人讲的承认既得利益,似乎只是承认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对于一部分人,有权有势的那些人,你就假定他是经济人,他的利益是要尊重的,你要改革,一定要给他足够的好处。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你就不做这种预设,你就假定这些人是很豪迈的,他们被剥夺的一无所有,不过是从头再来而已,不会去跟你计较什么。
那么,这是一种经济人预设吗?当然不是,可是,这样的一种预设,以及以这样一种预设为前提推出来的改革做法,是一种什么做法呢?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我可以把你抢的一干二净,一脚把你踹出去,我自己做老板。然后,你从头再来,我们就搞所谓的竞争,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独吞了,把你一脚踢出去后说,我和你要竞争了。你说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后果?所以我要说,这个经济学预设的一元性是非常重要的,不能搞二元的预设。
如果你说人是自利的,那么你就应该承认,领导也是自利的,工人也是自利的。领导不豪迈,凭什么我们要豪迈啊?为什么不是他豪迈呢?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会制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规则来,而且会带来很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如果我们要把经济人预设的逻辑一以贯之,我们就应当承认,转轨中的人无分上下,都不甘心为“伟大的市场经济”作牺牲的。
尽管市场经济可能是个好东西,但是,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不能好处都归了你,代价都是我承担。我们应该承认,在进入市场的初始交易权利,应当重视转轨中的权利与义务、风险与机会、代价与回报的对应性,也就是我们应该重视经济转轨中的公正原则。
相反,如果说过去那种使天下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的预设,恰恰造成“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极端不正义的话,那么,今天转轨中的不正义,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搞了“两种预设”的结果。也就是,经济人预设和所谓的道德人或者叫做豪迈人,就是不在乎自己的利害的豪迈人预设,这两者矛盾相冲突的结果。
高调再高,苟以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
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
事实上,经济人与豪迈人作为现象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绝不能把它们作为两种“预设”分别用于不同的人。合理的做法只能是:对所有人而言,豪迈人或道德人只能是每个人用于自律的道德修养,而在人际关系上作为制度、规则安排的逻辑预设只能是经济人,这两条对一切人都一视同仁。因此,在个人道德理想上,我们用不着忌讳高调。改革以后,有些人就说,过去之所以出了问题,是因为我们在个人道德上过于高调,提倡大公无私之类,于是,我们制造了一个乌托邦。其实,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在个人道德要求上真的是很高调的吗?我真是很怀疑的。
比如,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1960年前后,中国搞共产风,结果饿死了很多人。现在一般的说法是饿死了三千万人。那么,当时有很多人的确是在那里唱高调,要无私奉献啊,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啦,等等。我可以假定,假如这些唱高调的人,这些放卫星的人,如果他们自己饿死了,自己累死了,那你的确可以说,那是高调,那是乌托邦,那真正是高尚过度了,那真是过分虔诚了。
可是,我们知道不是这样。所有这些唱高调的,刮五风的,放卫星的,他们没有一个被饿死。而且是在民众的尸骨之上,“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而被饿死的这三千多万人,有谁问过他们?你愿不愿意为我们的伟大理想而献身,你饿死吧,愿不愿意?如果他们不愿意,这和理想不理想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讲理想,但是,你事实上又没有献身,这和理想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说,那个时代,就是一些草菅人命的人,用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乃至生命,来保住他们的乌纱帽。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
不是在道德上高调吗?这是个乌托邦吗?当然不是。那么,如果你真是道德上高调要求,我这里讲的是要求自己,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再高调都不怕。我们也不需害怕乌托邦,什么叫做乌托邦啊?所谓乌托邦无非就是做不到的事,做不到也不见得就是灾难哪。我们的先贤经常讲一句话叫做“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尽善尽美做不到,那么,我们在追求尽善尽美的过程中,能够做到较善较美也可以嘛。但是,事实上,我们往往就搞成“尽恶尽丑”了。
这是什么道理呢?老实说,这不是高调不高调的问题,这是自律还是律人的问题。所以我在一本书上曾经写过两句话:“高调再高,苟以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
你高调再高,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是律己。低调再低也可以,但是有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你不能抢劫。你如果做不成慈善家,那么你就交换,但是你不能去抢别人。也就是在这样的预设下,我们这个制度是可以成功运转的。
摆脱“搭便车”的困境
但是,像这样的一种制度,为什么事实上在人类社会中又很难建立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并不是因为人们有多么高尚,高尚到了人人利他的程度。恰恰相反,这一套制度之所以不那么容易建立,并不是由于这个社会的君子太多,恰恰是因为这个社会有那么一些小人,尤其是那些掌权的小人,害怕受到制约,而极力反对这样的制度安排。这些小人不仅自称是君子,还宣称只要他有了无限的权力,他就可以把天下的人都改造成君子。那么,你相信不相信这种说法呢?有时候,人们会相信的。
但是,我这里要说,其实这种时候比较短暂。在人类历史上的确会看到一种时候,整个社会都很狂热,都真的很相信某一种东西。但是人类历史上的很多事实都表明,这种狂热,往往为时不久。真正的问题在于,即使大家都不相信了,它还能维持。为什么呢?老实说,不是因为我相信什么,而是因为我害怕什么;不是因为我不希望自由,而是因为我不想为争取自由付出代价,特别是:假如别人付出代价争取到了自由我也能享受,那我何苦要付出呢?
我这里并不是说,西方人是“不自由毋宁死”的,而东方人似乎是不那么在乎自由的。绝不是这个意思。即使在西方,自由也许是个好东西,但是,除了自由以外,还有别的好东西。即使在西方,不自由但还愿意苟活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人之常情。老实说,不要说死了,就是比死要小得多的代价,人们有时候也是不愿付出的。或者说,为了换得比生命要小得多的一些东西,人们也是愿意让渡一部分自由的,比如社会保障,比如安全。
大家知道,“9?11”以前,美国是个非常自由的社会。自由到什么程度?那个时候到国会大厦参观,连护照都不需要出示的。美国绝大多数公共机关都是对外开放的。办公室你不可以进,但是,这个楼你是可以进的,下班了都可以进的,甚至包括像联邦调查局那样的地方都可以进的。当然,你不能闯到人家办公室里面去,但是,这个大楼你是可以随便进的。甚至在国会和五角大楼上空都是不禁空的,私人飞机可以在上空飞来飞去的。
但是,“9?11”以后,一切都变了。这些东西都取消了。我们在2004年,在华盛顿还看到那个联邦调查局(FBI)的大楼门口有一个牌子,说是由于反恐的需要,在2006年之前就不对游人开放了。现在2006年早就过去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开放了。我怀疑它现在还是没开放。
也就是说,为了安全,即使是美国人,也愿意把他们的自由减少。
但是,正是由于那种不自由的体制从来就没有办法实现它所声称的理想,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还是道德方面的理想,而且不断地在这两个方面都积累不公正,甚至带来灾难,所以,只要有机会,人们还是会力图去建立这样一种制度。
那么,这个以经济人为预设的制度安排,它强调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用我刚才讲的话叫,我的一毛是属于我的,我愿不愿意拔,那是我的事。只要我愿意,不要说拔一毛,抛头颅洒热血都可以。但是,这得我愿意。
从交易权利问题到交易成本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是亚当?斯密时代西方经济学的核心。但是,到了20世纪,人们就有了一些别的问题。当时人们就发现,在有些情况下,这个市场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市场是无效率的。那么,市场无效率,有些人就想,那可能就是市场失灵了。
比如,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个概念叫做“外部性”。什么叫做外部性呢?就是一种产品,它带来的利益和为这个产品支付的成本是不能一一对应的。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你为这个产品付出了代价,但是别人是可以免费享受的,比如路灯。我如果装了一盏路灯,那不仅我能够享受,别人也享受。那么,很可能就会出现,谁也不愿意装路灯的情况。因为谁都希望别人来装,如果别人装了,我也可以被照亮,那我何必要装呢?
在西方,这种情况在经济学上叫做“搭便车”。其实在中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什么话呢?大家想想,和这个“搭便车”一样的话是什么话?我们现在虽然是在讲西方文明,但是老实说,所谓西方文明,其实很多最深层次的人性根基,我觉得是不分什么东西方的,只不过这个制度安排,首先在他们那里实现罢了。
关于“搭便车”中国最常见的说法是什么?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要喝水,而是这个水是有外部性的,谁挑了我都可以喝,因此就没有人愿意挑。没有人愿意挑怎么办呢,有的人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是失灵的。像这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