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算是不谈语法的精确，翟理士博士所翻译的孔子的回答，如果联系整个上下文来看，也是根本没有把握住它的实质要点的。
　　子夏问：“何为孝？”孔子答曰：“色难。（其困难是方式）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当有事需要做的时候，年轻人应该努力去做，而有酒食之时，应先让长者享用。——你真的是认为这就是孝吗？）好，上述全部观点已陈列于此——重要的不是你应对你父母尽什么义务，而在于你以什么方式，以何种精神面目去履行这种义务。
　　在此我想说明的是，翟理士博士错误地认为只是在名义上履行道德义务，然而，孔子的道德教义的伟大与真正有效之处却恰恰在于此。事实上，孔子所主张的不是在于做什么，而在于如何去做。这二者的区别，也就是所谓的伦理道德和宗教之间的区别，也即仅仅作为道德家的准则与伟大的真正的宗教导师的教义之间的区别。道德家告诉你的是，什么行为是道德的而什么行为又是非道德的。但是，对于真正的宗教导师而言，他却不仅仅告诉你这些。作为真正的宗教导师，他不光要教诲人们如何去行事，而且更注重行为的内在部分，即注重行为的态度。真正的宗教导师告诉我们区分道德的与不道德的行为，这并不是在于我们做什么，而在于我们以何种方式去做。
　　这就是马修·阿诺德在他的教学中所说的基督的方法。当一个可怜的寡妇给他一个八分之一的小硬币时，基督提醒他的门徒的是她给了什么，而是她以什么方式给。道德家们说：“不许通奸”，但是基督说：“我想说的是，无论谁，当他满脑子欲望去偷窥一个妇女时，事实上已构成了强奸罪。”
　　同理，孔子时代的道德家认为这才是孝，即儿女们必须为父母砍材挑水，将家里最好的事物留给父母。但孔子不以为然：“不，那不是孝。”真正的孝并不仅体现在履行对父母的义务，更体现在以什么方式、态度，以及精神状态去完成这些义务。孔子说，什么是难的？用什么方式和态度去履行才是最难的（色难）。我将最后说的是，孔子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宗教导师，而不是如一些基督传教士所言，只是一个道德家，这是通过教义中的这种力量，将人的道德行为看作是内在的力量。
　　


一个大汉学家（3）


　　　“在上述叙述之后，就宣布它的意思就在表面上，这恐怕有点武断。但是，你必须所做的，就如这首诗所言：
　　弯腰时，它在那里，
　　但要拾起时，却悄无踪影。
　　“当子夏问孔子‘何为孝’时，孔子简单回答：‘色难’（５５），色是描述它，即描述它是很困难的。好一个聪明且合适的回答。”
　　在此，我不想运用精确的中国语法来指出翟理士博士的错误之处。我只想说的是，如果翟理士博士把那汉字设想成动词的话，则在文笔顺畅的中文里，这句话将不是读成“色难”，而是“色之维难”。如果这里“色”字是作为动词，那非人称代词“之”是必不可少了。
　　就算是不谈语法的精确，翟理士博士所翻译的孔子的回答，如果联系整个上下文来看，也是根本没有把握住它的实质要点的。
　　子夏问：“何为孝？”孔子答曰：“色难。（其困难是方式）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当有事需要做的时候，年轻人应该努力去做，而有酒食之时，应先让长者享用。——你真的是认为这就是孝吗？）好，上述全部观点已陈列于此——重要的不是你应对你父母尽什么义务，而在于你以什么方式，以何种精神面目去履行这种义务。
　　在此我想说明的是，翟理士博士错误地认为只是在名义上履行道德义务，然而，孔子的道德教义的伟大与真正有效之处却恰恰在于此。事实上，孔子所主张的不是在于做什么，而在于如何去做。这二者的区别，也就是所谓的伦理道德和宗教之间的区别，也即仅仅作为道德家的准则与伟大的真正的宗教导师的教义之间的区别。道德家告诉你的是，什么行为是道德的而什么行为又是非道德的。但是，对于真正的宗教导师而言，他却不仅仅告诉你这些。作为真正的宗教导师，他不光要教诲人们如何去行事，而且更注重行为的内在部分，即注重行为的态度。真正的宗教导师告诉我们区分道德的与不道德的行为，这并不是在于我们做什么，而在于我们以何种方式去做。
　　这就是马修·阿诺德在他的教学中所说的基督的方法。当一个可怜的寡妇给他一个八分之一的小硬币时，基督提醒他的门徒的是她给了什么，而是她以什么方式给。道德家们说：“不许通奸”，但是基督说：“我想说的是，无论谁，当他满脑子欲望去偷窥一个妇女时，事实上已构成了强奸罪。”
　　同理，孔子时代的道德家认为这才是孝，即儿女们必须为父母砍材挑水，将家里最好的事物留给父母。但孔子不以为然：“不，那不是孝。”真正的孝并不仅体现在履行对父母的义务，更体现在以什么方式、态度，以及精神状态去完成这些义务。孔子说，什么是难的？用什么方式和态度去履行才是最难的（色难）。我将最后说的是，孔子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宗教导师，而不是如一些基督传教士所言，只是一个道德家，这是通过教义中的这种力量，将人的道德行为看作是内在的力量。
　　


中国学（一）（1）


　　不久前，为了赶时髦，一个传教士在他的一些文章的封面自称为“宿儒”，这导致了很多笑话。毫无疑问，这个想法当然是相当荒谬的。在整个中华帝国，可以肯定地说，还无一人还大声宣称他自己是宿儒。“宿”字在中国的意思为一个文人学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地。但是，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欧洲人被称为是一个中国学家。在《中国评论》的广告里说，“在传教士中间，高深的中国学正在艰辛地耕耘。”接着，它就罗列了一堆撰稿者的姓名，并说我们相信这些学者的所有研究都是可信与可靠的。
　　现在，如果试图了解所谓的在华传教士辛勤耕耘的高深学问的高深程度，我们没有必要把德国人费希特在《文人》演讲中，或者美国人爱默生在《文学伦理学》中所提出的高标准来衡量。前美国驻德公使泰勒先生被公认为大德国学家。事实上，他也仅仅是一个读过几本席勒剧本，在杂志上发表过翻译海涅诗歌的英国人而言。在他的社交圈内，他被捧为德国学家，但他自己决然不会在印刷品中公然自称。那些在中国的欧洲人中，出版了一些省方言的一些对话或收集了一百条中文谚语之后，就立即给予这个人汉语学者的称号。当然，取一个名字到无关紧要，在条约的治外法权条款之下，一个英国人在中国可以不受惩罚地称他自己为孔子，如果这令他高兴的话。
　　因为一些人认为中国学已超越了早期开拓时期，马上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们被引导来考虑这个问题。在新的阶段，中国研究者将不仅仅满足于字典编撰或这种简单工作，他们想写作专著，翻译中国民族文学中最完美的作品。他们不仅非常理智与论据充分去评判它们，而且决定中国文学殿堂那些最受推崇的名字。接下来，我将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考察。第一，考察一下历经上述变化的欧洲人，考察他们具备什么程度的中国知识；第二，以往的中国学家做了那些工作；第三，考察现今中国学的实际情况；最后，指出什么样的中国学应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俗话说，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很容易把自己想象得比巨人更伟大。但是，必须承认的是，侏儒拥有位置上的优势，必将具有更加宽广的视野。因此，我们将站在我们的先人的肩膀上，对中国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做一番审查。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与前人不一样的意见，我们希望不要被认为是炫耀。我们认为自己仅仅是利用了自身所处位置的优势。
　　首先，我们认为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已发生变化，这表明学习一门语言知识的难点已被克服。翟理士博士说：“以前人们普遍认为会说一门语言，特别是汉语中的方言是很难的。这种历史很早就在其他的历史小说中有所表述了。”确实，即使是对于书面语言也是如此。一个英国领事馆的学生，在北京住两年、在领事馆工作一两年后，就能看懂一封普通电报的大意了。所以说，我们很高兴地认为，如今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们的中国知识已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但是，我们对超过这个界限的夸大其辞，则感到非常怀疑。
　　在早期耶稣会传教士之后，马礼逊（５６）博士那本著名字典的出版，被公认为所有已完成的中国学研究的新起点。无疑，那部著作留下了一座早期新教传教士的认真、热心和尽责从事的纪念碑。继马礼逊博士之后的一批学者中，当以德庇时（５７）爵士、郭士腊（５８）博士等为代表。德庇时爵士对中国一无所知，他自己也供认不讳。他肯定讲官话，并能够不太费劲地阅读那种方言的小说。但他所拥有的那点知识，恐怕在今天只能胜任一个领事馆中的洋员职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大多数英国人关于中国知识，是来源于德庇时爵士的书本。郭士腊博士或许比德庇时爵士更为了解中国多点。但是，他却不打算做进一步了解。已故的托马斯·麦多士（５９）先生在后来揭露郭士腊的自负方面做了不错的工作。以及另外这种传教士如古伯察（６０）和杜赫德（６１）。在这之后，我们很奇怪地发现了蒲尔杰（６２）先生。在他的新著《中国历史》中，他把上述人物引证为权威。
　　欧洲所有大学中最先获得汉学讲座教授是法国的雷慕沙（６３）。我们现在还无法对他的工作进行恰当的评价。但是他有一本引人注目的书，它是法译中文小说《双堂妹》。这本书经利·亨德读过后，他推荐给了卡莱尔，再由卡莱尔传给了约翰·史特林。这些人读过此书之后，很高兴并说书一定是出自一个天才之手，“一个天才的龙的传人”。这本书的中文名叫《玉娇梨》，是一本读起来令人愉悦的书。但是它在中国文学中只是一个次品的代表，即使在次品中也没多高的位置。不过，令人感到高兴的是，来源于中国人的大脑的思想和想象，事实上已经通过了卡莱尔和利·亨德的心灵的验证。
　　


中国学（一）（2）


　　在雷慕沙之后的汉学家有于连（６４）和波迪埃（６５）。德国诗人海涅曾言，于连做出了一个惊奇的和重要的发现，即蒙斯·波茨尔对汉语一窍不通，并且后者也有一个发现，即于连根本就不懂梵语。然而，这些著作者的开拓性工作是相当大的。他们所拥有的一个优势是他们完全精通于本国语言。另一个可能要提及的法国作家是德里文（６６），他做了前无古人的工作，即他的唐诗译作是开始进入中国文学的一个突破。
　　在德国，慕尼黑的帕拉特（６７）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他取的书名为《满族》。像所有其他德国的著作一样，这是一本无可挑剔的书。书的明显意图是要描绘出中国满族王朝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