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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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国公使，尤其是大不列颠的公使，应当制定一个条例，给那些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城市出版的外文或中文报刊划定一些规矩，规定如有报刊胆敢随意发表侮辱或不尊重中国的皇太后及皇帝陛下言论的，要给以严厉处罚。
（三）赫德先生应当指派上海的海关人员出版一份《中华帝国报》（ImperialGazetteofChina），除了定期刊登《京报》的准确译文之外，还要登载一些关于中国国家大事的官方消息——有时可能还有必要对其他报刊上散布的不利谣言加以驳斥。
对于有些读者而言，上述建议中的前两条可能看上去有些感情用事，可是我将借用一句绝妙的法文短语Lapolitiqueducoeur——以不容置疑的极富常识性的实践理性来证明这一“心灵之政治”（Lapolitiqueducoeur）存在并应该被加以推行的必要。中国人，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民族，其文明的基础使得他们更加赞赏、尊崇和畏惧道德的力量，而非外在的物质力量。中国人不能像西方列强那样只愿意肯定外在的物质力量，这种源自对于近代科学的无限迷信的愚昧无知只能使中国陷入道德沦丧的混乱局面。因此，如果西方列强或他们在中国安排的高级代理人真的渴望和平解决中国问题，那么他们越早意识到必须运用真诚、智慧等道德力量，问题就越好解决。
目前，最为急迫的乃是，西方人要使中国人确信他们真的不是“洋鬼子”，而是如他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类。对于这一点，外国报纸——特别是在上海出版的外国报纸——完全丧失了他们的常识。然而，如果那些在华管事的外国人也丧失他们的常识，那将会酿成一场可怕的灾祸。正是借助于这种常识，我才得以站出来为中国人民辩护——甚至为发生在处于“拳祸”阴影中的保定府和太原府的恐怖事件以及参与人员辩护。当年，当英国地方当局动用其全部警察力量也控制不了群氓们的暴力行为，无法制止他们捣毁斯特德（Stead）先生及其朋友们的集会的时候，尊敬的贝尔福先生以其令人钦佩的英国绅士的机智对此加以评论，那时他所使用的就是这样一种常识性论据。在那个场合，贝尔福先生说，人们对于“人性”这种东西不必抱太多奢望。中国人的人性与欧洲人的人性是相同的，具有此种人性的人，当他们获悉一则可怕的预兆（即便是谣言），感到有人要灭绝他们，不让他们活下去的时候，就会做出可怕的事情来与之对抗。而且，中国人民也有一种最质朴深沉的民族感情，这种感情一旦遭到他人的蹂躏和伤害，他们将对此产生可怕的怨恨情感，这种情感能够毁灭一切。
就目前中国的整个局势来看，呈现出的是一种可怕的彼此畏惧的状况——中国人为亡国灭种而感到恐惧；西方人则为他们在华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感到恐惧。赫德爵士身为大清帝国的海关总税务司，遗憾的是，他的相关文章让我这个中国人看到，其所作所为加深了西方人的担忧与恐惧，进而导致了局势的恶化。
我绝不会像赫德爵士那样悲观，因此，我认为，为了缓解这种既有的可怕的彼此恐惧之心理，我正在为中国人和外国人（包括在华所有外国人）做一些有利于他们的好事。
以我目前在这里的职位，以我对于中国政府统治现状的了解以及我在中国三个最大的地方政府衙门——两广、湖广和两江总督衙门任职十六载的阅历，我想强调的是，当下在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消弭一场并非不可能发生的可怕的内战，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足以摧毁一切外国人和中国人有资格享有的真实与合法的权益。这个人就是皇太后陛下，我的这一结论成立的前提是她得到西方人道义以及智识上的大力支持。
因此，我提出了那个常识性建议：我们必须直接求助于皇太后陛下的心智，要使她确信西方人，甚至于那些在华西方人不是“魔鬼”，而是有血有肉的人类。如果说我在上面提出的第二个建议看上去显得有些不公平，那么，我将把它归咎于在上海出版的外国报纸捏造的那一恶毒指控，即指控皇太后陛下试图毒死她的外甥——皇帝陛下。对于这样的恶毒指控，只有当我设想在华西方人都处在一种可怕的恐惧心理状态中时，才可以原谅他们的这种行为。西方人永远不会忘记，在法国大革命中，在雅各宾派上台大搞专政的恐怖时期，前法国王后玛丽·安托万内特（MarieAntoinette）也曾遭受到同样恶毒的指控，当时，她曾无助地替自己简单地辩护道：“我求助于普天之下所有的母亲！”
我认为，提及这一恶毒的指控是必要的。现在，光绪皇帝的健康状况如何，国人众所周知，这是中国国内政局所面临的一个重大危险：陛下身体虚弱至极，而目前经中国的合法政府确定，有继承权的人是端王的儿子，爱新觉罗·溥傀。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9）
危机之后，北京的各国公使提出“不可更改的条款”，已将被告人——中国置于辩护之外（horsdedbats）的地位，即不再听被告人申辩就径直宣判并着手执行——这是“文明”的欧洲人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使用过的审判程序。现在，我请求在远东的所有渴望和平的西方人：即便为了你们自身的利益，也应该支持我想出一种办法来制止外国公使即将对中国执行的判决——尤其是对于端王和在目前的灾祸中被指控为“凶犯”的那些人的判决。多年以前，在长江教案引发骚乱时——那时西方人还没有读到我为了解决目前的中国问题而发表的系列文章——承蒙《字林西报》允许，我斗胆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吾国吾民争辩书》的文章。伦敦《泰晤士报》在评论它的一篇社论中认为，它不可能出自一个清国大辫子的手笔，如果是的话，“所用语言将绝不会有那种极其高贵的冷静。”
现在，作为一个没什么名望的中国人，我首次以自己的名义自行负责地站出来公开对世界发言，我想，所谓“文明世界”诸公有权质问我就这一重大问题发表意见的资格。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自我介绍一下：现在你们所看到的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国人，他自幼学在西洋，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在欧洲列国学习语言、文学、历史和制度，成年后他又花了二十年时间去研究祖国的典章制度及文化传统。关于本人的品行，我只能说，尽管现在的我不能自夸是一个ChevaliersanspeuretSansreproche（无可指摘、无所畏惧的骑士），然而我想，那些在华外国人——无论是与我有着私人交往、深知我为人的人，还是从任何途径同我有过接触的人，当我说自己绝不会因做过任何卑鄙无耻之事以取悦、讨好洋人而应该遭到他们的冷遇和唾弃时，他们都会给予证实。
最后，我冒昧地公开请求俄国驻日本公使阁下，请他将我所写的这些东西以我个人名义献上最崇高敬意，呈送给沙皇陛下过目。承蒙沙皇陛下记得，多年以前在他访问汉口的时候，我曾有幸在他和张之洞总督大人之间做过翻译。
另外，我还冒昧地请求德国驻日本公使阁下，也请他转达我的最崇高的敬意，把我的这篇小文呈交给普鲁士的海因里希亲王殿下，他在访问武昌期间，我曾荣幸地得到他馈赠的特别礼物。
如此冒昧而公开地利用他们高贵的名字，我希望能够得到沙皇陛下和海因里希亲王殿下的谅解，因为我是迫不得已这样做的，在此我不仅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也是在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真正文明而大声呼吁。我知道，并且相信，这两位高贵的人都是世界文明与和平最热心的维护者——因为我曾听到他们亲口做过这样的承诺。
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
辜鸿铭于武昌
又及：我不得不极为悲痛地告诉读者，正当我写完上述文字的时候，却传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一世不幸去世的消息，因此，实施我的第一个提议已不可能——女王陛下无法与中国的皇太后陛下进行心灵之对话了。我原本拟通过上述提议，以女王陛下的尊荣来帮助解决中国问题，并维护世界和平与真正的人类文明。如果我的提议变成现实的话，这一心灵对话足以成为女王陛下漫长的帝王生涯中最辉煌的顶峰，也能给她赢得更多的荣誉。但让人难过的是，她刚刚离开了人世，这一提议已经无法实现了。因此，我现在对上述建议略作修改，伴随着我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的最崇高敬意，请俄国驻日本公使阁下再将我的提议呈献给俄国的皇太后陛下——我认为，目前她是最有资格代替女王陛下将这一提议付诸实行的人。
为吾国吾民争辩书（1）
箴言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十五》
近日，鉴于中国底层民众屡屡发起反对在华外国传教士的骚乱，本人拟在此对他们的传教事业、他们为之而做的实际工作以及其传教目的予以检视与调查。在进行这样的检视之后，为了中外双方的共同利益，我想请求外国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即便不是将其全部撤走，至少也应该对目前在中国业已初步成型的整个基督教系统做出一些调整。至于将我这个建议付诸实施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下面我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目前，在华外国传教士们公开宣称，他们传教的目的——这正是我将专门提出来加以检视的——我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提升中国国民之道德
坦白地说，最初中国政府被请求接受在华传播基督教的行为，这一目的理应是合理且合法的。按照他们最初的设想，这样的善行无疑应得到中国政府的全面支持：任何能够提高人民道德水平，并使他们成为更加遵纪守法的百姓和具有高贵心智之公民的计划，花费一切纯粹世俗的东西都是值得的。因此，如果能够证明西方的传教士们以他们目前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手段与方式，将有实现这一目标的些许希望，那么我绝对赞成让他们得到全面的保护——如果必要，我们的政府甚至可以用枪炮和战舰来镇压不服的民众。但是，西方人能够提出让人心悦诚服的证明吗？
如果只是接受具备现代知识的传教士们带入中国的形式上的基督教便能有助于中国人提高其道德水平，使其变得更加善良、高尚，那么人们一定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该民族的那些最优秀分子——即便中国现在很贫弱，西方人也不能否认，在中国仍然存在好人和高尚的人——他们将是最愿意被吸纳入教的人。但是，事情果真如此吗？
我想请求每一位真正了解中国那些最优秀、最有教养的人所思所想的外国人坦诚直白地说，是否有可能将这些人吸纳入教？他们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信仰，是否能够自然而然地容忍传教士们带入中国的形式上的基督教这样一种宗教信仰？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相反，一个公开而残酷的事实是，在中国人之中，只有那些人品最糟糕、为人最软弱无知、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