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第5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来说，企图管理中国领土的任何部分，都将是疯狂的。”
为了中国的善治（8）
中国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于三个列强：英国、俄国和日本。像西摩尔（32）将军那样的英国人，乐于唤起世界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为西方民族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但从不考虑他们对这一行为后果该负什么样责任。实际上，英国现在仍然是在中国扩展势力范围的头号列强。总之，这件事本身好坏参半。由于我最近的文章已经招致了许多英国人的厌恶，但愿我下面的话，不致于被人怀疑我又在有意讨好他们。这里，我要说的是，在影响中国社会变迁的外来因素中，英国因素至今仍然算是最积极的。例如，英国领事馆不仅是一个有条有理的行政机构，其中还收罗了一些最为出色的在华外国人。不过，在陈述英国是今日盘踞于中国的头号列强时，我也毫不犹豫地要说，对于目前中国局势的形成，它应受到更多的责难。中国事态之所以陷入如此困局中，乃是拜英国政治家在中国推行的政策所赐：即便是那个错误的政策，那个“押错赌注”的政策，或者干脆说是那种“没有政策”的政策也没能得到始终贯彻！我能够听到英国政治家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愿意对中国公正行事，但你看其他人不愿意；因此，我们惟一能做的是照顾好自身的利益，如果我们正直诚实，但是——”现在，正是英国的这种“但是”政策，带来了眼下这场可怜而又鄙的悲剧性混乱。然而，如果英国政治家丧失了责任感，只是在考虑其自身的利益，再加上又奉行“但是”和“如果”政策，那么，英国很快将无法保住它在中国的头号列强地位。英国应奉行的政策，即便是从它自身的利益来考虑，也是在于我在本文开头作为箴言所引用的那段戈登将军的话中。不过，英国如果要想坚持这项政策，就必须准备战斗——只有不畏惧战斗，最终才能免除必将发生的战争荼毒。
至于说俄国，如果它成为了中国的头号列强，那将不是它的本愿。对于眼下它在中国的扩张，只是因为英国报纸及其民主政体的不受约束才迫使俄国违背其本愿而加强其在远东的力量，从而成为在中国的头号列强。
中国问题有赖于解决的最后一个列强，是日本。就日本的国家利益和日本人民的福祉来说，它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将比联合行动中的其他任何列强都会冒更大的风险。鉴于目前它的军队有自由行动的权力，所以日本在处理中国问题时，可以采取一个左右其他列强决定的政策。一旦日本对中国问题的症结有了正确清晰的认识，它恐怕就会成为远东文明的Mark…graf（边疆镇守使）。
五、一个文明问题
曾经有个外国人对我说：“你所有的意见都很动听和正确，但为什么不唤醒中国起来战斗呢？现在的世界不认公理，只认强权和物质力量。”对此，我将指出，“拳民”应当使世界相信，中国人并非不愿战斗。赫德爵士的同胞认为他在预言“义和团运动”的前景时丧失了理智。但在此我将从中国历史上举出两件事，来证明赫德爵士错得毕竟还不是太远。
（一）在公元十二世纪，中华民族已经发现，文明，正如罗斯金（33）先生所说的，意味着培养文明的人；但其恶果却是承平日久的人民遗忘了战争艺术。因此，当南宋王朝汉人们面对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即蒙古人的入侵时，他们束手无策，无能为力。1260年，蒙古帝国的领袖忽必烈汗实际上登上了中国的皇位，并于1279年用暴力征服了所有汉人。1361年，正好一百年后，我们汉人重新学会了战争艺术，在明朝开国皇帝的领导下，中国武士再度崛起，将蒙古人赶出中国，回到大漠。至少，这部分野蛮的入侵者还没有耽于中国文明变成文弱之人。
（二）当1850年太平天国叛乱在广东刚刚爆发之时（34），作为统治阶层的儒生们也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但大约10年以后，儒生们脱掉了他们的长袍，掌握了一套战争艺术，结果于1864年扑灭了这场叛乱。
为了中国的善治（9）
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是否必须起来战斗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世界文明事业的异常重大的问题。在一场公平的战斗之中，我不为中国人担心什么。但是，文明的危险甚至在于，在中国人准备战斗之前，外国列强的现行政策可能会逼使中国人失去理智，从而陷入一种“乱砍乱杀”的狂热状态。人类为了防止这样一种“乱砍乱杀”的狂热出现，对于能够做到的一切都应该尽力去做，如果不是为了人类文明的缘故，起码也应当为自己的物质利益着想。欧美各国人民还不了解中国人眼下的痛苦处境。在如今的中国，甚至连中产阶层——且不说更低下的阶层——都正处在饥饿的边缘，而外国的外交家们竟天真地以为，中国人民会平静地饿死——中国人不仅该付出实际破坏的代价，而且他们的遭遇还会给现代殖民政治添加所谓荣誉，中国人的失败将成为庆祝“现代殖民政治”取得“成功”的焰火。此外，如果西方人想要抢劫中国人民，那就请公然地、明目张胆地来抢好了，就像他们最近在中国北部所干的那样。但是，看在上帝和人类之爱的份上，千万不要将中国人民交到那些被称为“金融家”和“资本家”的现代欧洲高利贷者手中，任凭他们虐待。在此，我想指出，中国人民，甚至到了眼下的关头，为了和平的缘故，仍能牺牲一笔合情合理的赔款。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的中央政府必须有绝对的行动自由——比如，有命令每个总督或巡抚如实上交公款的绝对权力。
中国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巨大的文明难题。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召开了威斯特伐里亚会议，讨论像目前中国事变所遭遇的、攸关所谓“文明”利益的问题。现在，我冒昧地请求，在现有的最后和约批准以前，也应当将它提交到这样一个会议来讨论，不仅要修改它，如果有必要，还应彻底改变整个条约。
前面提到的牛津大学国际法和外交学齐舍勒教授伯纳德（BernardChichele）先生在谈起《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时曾说过：（35）
“威斯特伐里亚会议的结果，是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如果你细加分析，一个和约，一般应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首先，它有外交家们所说的一般性条款——宣告和平已经恢复，并实行大赦；其次，它有消除战争起因、调节彼此抱怨的不平并防止它们死灰复燃的必要条款，这是实质性条款，谈判者必须事后做好，如果没有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和约就是虚假的和不完满的；第三，它有交战中的强势一方所要求的赔款或补偿条款，以弥补强势一方长期受到的损害和战争费用；最后，它还包括有关实施前述各项规定所必须预备的一些条款。”
上文最初发表在《日本邮报》上，当时附带如下评价：我曾经表示过，要对列强在华的现行政策做一篇详尽的批评，现在，我之所以没有信守承诺，主要是由于以下两方面原因所导致。
首先，因为我得知英国驻华当局对我所写的东西感到不满，并已正式向总督大人提出抱怨（张之洞——译者）。自然，我也要有所收敛，免得让总督大人感到难堪。我不知道英国驻华当局的行为是否得到英国政府的许可，但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在此公开提醒索尔兹伯里勋爵注意，去年夏天，我曾经给他的府邸拍过一个密码电报。
去年夏天，在形势最为严重的时候，上海报纸上刊登的电文说，张之洞总督正在汉口的外国租界操练军队；而来自上海衙门的电报则一致报告，英国舰队司令西摩尔在长江上已有图谋。果不其然，西摩尔司令当时正领军到沪。此外，有个英国军官也在武昌周围窥探。这时候，一个外国领事馆派代表向我反复说明，让我提醒总督，要防范英国的阴谋。我直言不讳地告诉那个代表，他的领事有点丧失理智。我把路透社（Reuter）的电报拿给他看，其中，尊敬的布罗德里克先生说，试图管理中国领土中的任何部分都是发疯。最后，南京的刘（坤一）总督发来一个电报，深信我们正在“坐以待毙”。于是，中外双方彼此的恐惧加剧，大祸即将临头。我束手无策，感到绝望，因为我无法使我们的人民相信那些关于英国阴谋的报告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我也不知道这些有害的电报是否已到索尔兹伯里勋爵那里。
为了中国的善治（10）
正在这一危急关头，索尔兹伯里勋爵发来一个电报，主动提出要为总督大人惩罚端王殿下！这时我立即发现一个消除紧张气氛的机会。总督当时正需要钱，我大胆地劝总督向索尔兹伯里勋爵要求一笔借款——那就是我的密电内容。我的目的，是想让索尔兹伯里勋爵信任我们，不派军队到中国来。我知道，在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担保下，香港和上海银行将会欣然接受此项业务。我盼望这笔借款的成功会成为彼此恢复信任的手段，我有理由相信它能起到此种作用。可惜的是，索尔兹伯里勋爵并未充分了解我那封密电的意图，还是把军队派到上海来了。我更遗憾地得知，通过半官方渠道获悉，索尔兹伯里勋爵感到失望，因为英国政府通过这笔借款并未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我总以为，长江流域诸省的和平是值五十万两的，何况只是这样一笔数目的借款呢？
实在很抱歉，我在此介入了个人的因素，但鉴于英国驻华当局的行为损害了我与总督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在此让索尔兹伯里勋爵及英国人民了解到我个人为维护长江流域诸省的和平所做过的事，还是必要的。
我不再写关于时局评论的其他原因在于，我感到自己写这些东西，完全是在随意地给自己找不自在。同时，我还认为，以我在政府机关的卑微之职——去评论中外议和的细节，从而使正在进行和议的帝国高级官员感到为难，将是不合适的——特别是当事情可以说还在审议之中的时候。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一（1）
箴言
有些人认为我在讽刺诗中太尖刻了，并使这一诗体超出了可以允许的限度。（36）
有些人认为我在讽刺诗中太尖刻了，并使这一诗体超出了可以允许的限度。
我在上期《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分裂的预兆》的文章。作为中国的仇视者，该刊的编辑及其密友们自然兴高采烈。但我想给他们泼一盆冷水：在中国的西方人还没有真正发现“强直的端王”（37）的“最后同谋”。端王说过，“在（我们的）皇冠落地之前，有许多皇冠将要被砸烂”，这话言犹在耳。
目前，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干着企图瓜分中国的肮脏交易，即通过支持中国的“新党”而达到devideetimpefa（分而治之）的目的——18世纪波兰就是这样被强盗们瓜分的。长江流域各省的督抚们现正处于与上海的茶店同样的境地：那些茶店在店门口打着“洋货”的招牌，告诉顾客他们正受到洋大人的保护——“文明”的西方人无耻之极。
想当年，腓特烈大帝（38）在谈到玛利亚·特丽萨（MariaTheresa）时说，她总是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