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 [英]马克·布劳格-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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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萨缪尔森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
对于现行形式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萨缪尔森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的功绩，要比赫克谢尔1919年的开创性文章和俄林据此加工和发展而形成的《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1933年）一书的功绩要大。赫克谢尔和俄林对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许多变量，如需求条件和规模经济，均未作讨论，而他们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则在相当大程度上偏离了两位先行者自己确立的解释实际观测到的外贸结构这一目标。由于把国际贸易看作国际要素流动的一种形式，赫克谢尔和俄林均推测，自由贸易将使要素稀缺程度、从而世界要素价格均等化，但不管怎么说，俄林还发现了这种过程达不到完全相等的许多原因。萨缪尔森则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HOT的推论上，即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EPET）上。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说明，在一系列特定条件下，自由贸易将使要素价格基本上完全、而不是局部均等。这些特定条件包括：完全竞争、无交换成本、不完全专业化、相同的线性其次生产函数、无外生经济、在所有相对要素价格上相对要素密集程度不变、要素质量相同、要素数量不大于商品数量。这种绝妙的阐述最后推广到了n个国家、n种要素和n种物品。HOT则没能做到这一点，它至今仍只是一个讨论两个国家、两种要素和两种商品的定理（巴格沃廷，1965年，第175—6页）。
三、里昂惕夫之谜
虽然对国际贸易“货币”理论（或古典的交换机制理论）的经验检验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但无论是李嘉图的解释还是俄林的解释，他们的国际贸易纯粹或“真正”理论直到1951年都仍然完全没有得到检验。①在1951年，麦克杜格尔对李嘉图的贸易理论首次进行了检验，几年以后，华西里·里昂惕夫把他1947年的投入产出表运用于美国贸易模型，他发现美国的出口品是相对劳动密集的，而它的进口品则是相对资本密集的，这个结论与我们根据赫克谢尔—俄林定理所作的预期完全相反。尼尔·德马切（1976年，第114—23页）已经表明，对于里昂惕夫对赫克谢尔—俄林定理的明显反驳，有四类反应：（１）一些人批评里昂惕夫的方法、数据质量、在技术劳动中没有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认为所有这种种缺点的综合作用足以推翻他的结论。（２）一些人运用一系列针对性的论证解释了下述发现：各地的要素和技术是不同的，各国的需求条件差别正好为生产中的要素倾向所抵销，要素密度的转变很可能在要素价格的相关范围内，等等。（３）其它一些人，包括萨缪尔森自己，或多或少忽视了里昂惕夫之谜，他们研究的是所谓“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他们的目的是把国际贸易的纯粹理论降为一般均衡（GE）理论的特例。在他们看来，赫克谢尔—俄林定理的实际精确性并不是什么重要问题，因为，它无论如何只是向差别税、关税、交易成本、规模经济、需求条件、要素流动性和不完全竞争的第一次逼近。（４）还有一群人，主要是商业经济学家，他们对赫克谢尔—俄林定理和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均加反对。他们利用里昂惕夫之谜去支持自己结构松散的“产品周期”和“技术缺口”（gap）模型，用产品创新的动态性和高收入国家生产者在信息与营销方面的优势来解释制成品贸易模型。
另有极少数象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那样，认为：“他［里昂惕夫］所证明的并不是美国资本稀缺而劳动力充足，而是证明了赫克谢尔—俄林定理是错误的”（转引自德马切，1976年，第124页）。大多数贸易理论家继续加工精炼受到明显反驳的要素比例理论，日益陷于由里昂惕夫之谜引起的一系列技术难题，如要素是什么？许多不同的要素如何进入生产过程？在多要素世界里，能够排除要素密度的转变吗？当要素数量增长时，保证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成立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早在1941年，萨缪尔森和Ｗ．斯托尔佩（Stolper）就致力于确立这样一个定理，即保护性关税无论从绝对意义上还是从相对意义上都有利于相对稀缺的要素。这个定理不失为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此后在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方面的工作，主要是证明在一个有许多要素和许多物品在分隔而又相关的市场上交易的世界里，商品价格和对应的要素价格之间——对应关系的特性，从而完成一般均衡框架的关节的结合。在一般均衡框架中，李嘉图模型和俄林模型都只看作是特例，前者根据给定的要素价格论证商品价格问题，后者则反过来从给定的商品价格出发，论证要素价格问题。
四、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
假如里昂惕夫之谜使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停下来，损失有多大？问题的答案显然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大多数贸易理论家并没有表现出他们是“天真的证伪主义者”：他们抓住俄林—萨缪尔森框架的“硬核”，禁止不用一般均衡要素比例的定价理论去解释世界贸易模型的一切意图。不管俄林—萨缪尔森框架过去和将来是否是卓有成效，在产生大量新生事实的拉卡多斯意义上，它是否是“进步的”研究框架将又是一个棘手的判断问题。用俄林—萨缪尔森方法得出的大多数新发现，比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更缺乏事实的支持（德马切，1976年，第123页）。可以肯定的是，俄林—萨缪尔森框架对于普及充斥于战后一切分配问题讨论的简单化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发挥了很大作用，国际贸易的要素比例模型，激励了服从规模收益不变并包含两个国家、两种物品和两种要素的总生产函数的传播，这样，通过高度简化和综合的一般均衡理论（该理论预示了超过实际交易能力的交易量），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可以统一处理。因此，对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的评价，不可能抛开对更为广泛的希克斯—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研究框架的评价，后者是整个研究框架的一部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经济理论中最热心的操作主义拥护者（至少在其早期是这样，参见第４章）的萨缪尔森，对这项工作的展开与发展作出了如此之大的贡献。一位评论者发现：“＇要素价格均等化的］整个讨论，无论好坏，都是非操作的理论化的典型例子”（凯弗斯，1960年，第92页）。萨缪尔森坦率地承认，现实世界中实际观测到的要素价格差异，必定在相当大程度上偏离在静态竞争条件下要素价格的完全相等。然而，他对自己对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的研究深信不疑，认为它通过一些方法“洞察了决定世界贸易的力量”（转引自德马切，1976年，第118页），这使人想起由于他公开藐视先验论的方法论而引起的一场争论（见第４章）。
从内心说，人们很难反对这样的结论：
要素价格均等化讨论已变成一场智力游戏。虽然它通过澄清纯理论的结构产生了某些有时候很有用的结果……得出了有趣的结论，即在某些情况下，贸易可能并不倾向于使要素价格均等，事实上，甚至没有哪个政策制定者想知道从自由贸易里能否找到对解释现实世界的统计或观测到的事实有任何价值的答案［科登，1965年，第31页］。
五、进一步检验
实际观测到的各国间要素价格的巨大差异，显示出与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大相径庭。但是，如果世界上的要素价格事实上不相等，那必定意味着赫克谢尔—俄林的要素比例贸易模型的一个或多个假定前提是不成立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对赫克谢尔—俄林定理的经验有效性作最后的分析，这种分析主要是回答贸易的商品结构是否是一方面决定于要素的拥有情况，另一方面决定于技术、规模经济和市场完善程度的差异。自里昂惕夫以来，这个问题已经在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大多数的研究结果实际上是否定赫克谢尔—俄林定理的。用对贸易理论检验的最后总结的话来说①，“简单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并不是建立在坚实的经验基础上的。当严格地考虑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时，模型可提供更深入的洞察……＇不过，各国的效率差异似乎足以说明，要素拥有情况假说是唯一有效的经验根据这种说法最没有道理”（斯特恩，1965年，第20—1页）。］
对贸易所作的产品周期、技术缺口和规模经济解释有一些较好的记录，但是，只要把准动态模型所作的比较宽松的预测与静态模型所作的严格预测相比较，尤其在后者带有各种详细的精心阐释时，众所周知的一些问题就会使我们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进行比较的问题，正如罗伯特·斯特恩所说的（第30页）：
……既是理论所存在的问题之一部分，也是经验方法论之一。就理论内容来说，问题在于要素拥有情况模型还没有把技术转变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系统地整合到一起。在沿着这些思路取得较大的进展以前，人们很难找出贸易的各种决定因素。就方法论而言，问题在于设计出区分各种理论优劣和在面临高度密布于同一条直线上的数据集合时选择“最佳”解释的方法。
国际贸易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最古老的题目之一，而国际贸易的纯理论则很久以来便是经济学中最严格的分枝之一。不过，它也是经济学研究中受证伪主义影响最晚的领域之一，而且至今仍是经济学专业化的一个领域，看上去最易受形式主义的感染。彼德·肯内（1975年，第XII页）是一位由于其才华横溢而声名显赫的贸易理论家，他对1970年前后的状况作了如下概括：
在其它学科分枝通过经济计量方法的运用而实现专业化整整十年以后，国际贸易和金融仍显示出对定量化的顽强免疫力。它们成了思辩理论家们的最后一个避难所我们可以引证几个重要的例外…… 但很少是论证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或测度贸易限制的效应的。理论似乎是一成不变的真理，因而理论家的任务只不过是找出它的福利和政策内含。
①当然，此前有一些对贸易模型的描述性研究，俄林自己就一再注意到19世纪欧洲的贸易模型和土地B劳动比率，它们证实了他的要素比例理论作出的预言。
①最近一些年中，对国际贸易的纯理论展开了多次重点不同的检验：见巴格沃廷（1969年，第8页）所列举和凯弗斯和约翰逊（1968年，第XII页）比较全面的列举。 冥王E书？2004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第十二章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
一、一无结果的论战？
在我们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也就到了近年来围绕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所展开的蔚为壮观的论战之中心。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各自效力上展开的大辩论，已经分裂了经济学专业，累积着极其浩繁的文献。我没有注意总结这些文献以确定两大派别之间的差异，进而提出这些差异能否和解问题。①我甚至不想评价凯恩斯主义和货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