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 [英]马克·布劳格-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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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我们有更好的理解，我们必须从给术语下定义开始。在库恩的第一本书里，他频繁地按词典上的释义用范例这个术语来代表过去科学成就中的某种典范的例子，这种例子还继续作为现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的楷模。但是他还在很不同的意义上用这个术语来表示选择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套技术手段，甚至处处都给范例以一个更广的、通用的、对世界形而上学的看法的含义；事实上，大多数读者读这本书后所记得的是这个术语的后面这个含义。在第二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年）里，库恩承认了早先版本中的术语是不精确的①，他建议用训练的矩阵这个术语来代替范例这个术语：“说是‘训练的’，因为它牵涉到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们所共有的独特的纪律；说是‘矩阵’，因为它是由各种有秩序的元素组成的，每个元素都要求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见1970年a，第182页）。”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语言，库恩讨论的焦点主要是“一个特定的团体成员们的信仰、价值、技术手段等等的完全配合。”库恩还说，再次写这本书时，他将从讨论科学的职业化开始，然后才考察科学家们各自的“范例”或“训练的矩阵”（见1970年a，第173页）。
库恩做了重大的让步，并不是由于他的思想和大家所公认的概念不同，有自己的独特特征，而是由于“科学革命”是科学发展中的激烈的变动，特别是由于在“革命危机”时期交流的普遍失败这个特点。让我们来提醒自己库恩的论证中的主要论点：从事正规科学研究的人们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团体，他们在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和解决问题应该采取的一般形式方面有一致的意见；更有甚者，在对问题和解决方法的规定中只有团体成员们的判断才被视为是贴切的，其结果是正规科学变成了在共同的分析框架中解决难题的自立的、积累的过程；当正规科学的确被打破的时候，各种理论早已扩散，方法论的争论早已出现了；新的分析框架提供了迄今为止所忽略的解决难题的方法，当我们回顾过去时就会发现，我们早已认识到这种方法，但是以前忽视了；新旧两代人相互之间把过去当做在旧的分析框架中未解决的难题来谈论，这种现象成为新的分析框架得到巩固的例证；由于新的满意和新的失望总是并存的，向新方法的转换总是具有宗教经验的性质，牵涉到一种哥式塔式的转换；当新的分析框架取得了胜利之后，就挨次形成了另一代的正规科学。
熟悉科学史的读者会立刻想到哥白尼革命、牛顿革命，或爱恩斯坦——福兰克革命。然而，所谓的哥白尼革命花了150年才完成，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每走一步都争论很大①；甚至牛顿革命也费了不止一代人的时间才赢得欧洲整个科学界的接受。而在这段时间中，对于牛顿的新理论每前进一步，在卡特主义者、莱布尼兹主义者和牛顿主义者之间都进行了痛苦的争论；①同样地，在20世纪从古典物理学到相对论的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的转换既与相互之间的不理解无关，也与准宗教式的转变无关，而是一种哥式塔式的转变。如果科学家们直接卷入到“现代物理学的危机”是可信的话，至少可以这么说（见图尔明，1972年，第103—5页）。②但是，很难说对这些观点进行争论是有必要的，因为库恩在他的书的第二版中已经率直地承认了他早先对科学革命的描述受到了修辞上的夸张之害：在科学革命中范例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科学争论的完全断绝，而是在互相竞争的但并不完全对应的理论之间的选择；在智力危机器间，科学家们之间的互相不理解仅是一种程度的问题；范例变更的“革命”的说法仅是为了强调这样的事实，即提出来支持一个新的范例的论证总是含有非理性的要素，这些要素是难以从逻辑上或数学上验证的（见库恩1970年a，第199—200页）。就象这样说还不充分似的，库恩抱怨说他的科学革命理论被错误地理解为仅仅指大的革命，如哥白尼的、牛顿的、达尔文的或爱因斯坦的革命；他现在坚持说他的理论概念正是直接指在某个科学领域中的小的变化，对于那些在“拥有也许不到25个直接成员的孤单的团体”之外的人，这些变化也许看起来一点也不是革命的（见库恩1970年a，第180—1页）。
换句话说，在库恩后来的版本里，科学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由大量互相重叠互相渗透的范例为标志的；这些范例中有的可能不是相对应的，当然不会全都这样；各种范例之间不是突然地相互替代的，无论如何，新的范例不会是充分成熟的，而是通过在长期的智力较量中取得胜利才出现的。①
很明显，这种让步大大地冲淡了库恩最初的观点的看起来很激烈的含义。然而，在库恩的观点中留下来的是强调在科学争论中规范判断的作用，特别是在关系到对相互竞争的科学方法的选择时，这种判断就更加重要。这种判断带有一种模糊的公式化，在象认识论的理性化这种认识因素方面比在象权威、等级和有关团体这种社会学的因素方面有更深的可疑性，而这些因素是科学行为的决定因素。看来库恩所做过的事情是把劝告和描述溶合了起来，从而从科学史中导出他的科学方法论。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对科学社会学的贡献，而不是对方法论的贡献，这样对于库恩主义者和波普主义者之间的对抗产生了某种绝境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因此，库恩自己强调了他的方法和波普的方法的相似点，坚持认为他也象波普一样是“科学进步的信服者”，然而同时又承认在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固有的社会学本质（见库恩1970年b，第1—4，19—21，205—7，238，252—3页）。同样地，波普主义者也承认在事实上“按人－小时计算的正规科学要比不正规科学多得多”（见沃特金1970年，第32页；还有阿克曼，1976年，第50—3页），但是他们把这种对现实主义的让步看做是同基本上是致力于规范研究的科学哲学无关的；用波普自己的话来说，“转向科学的目标及其可能的进步的启蒙、蒙，转向社会学或心理学（或……转向科学史），这样的思想依我看来是令人惊讶和失望的”（见波普，1970年，第57页）。
二、方法论和历史
对库恩的书的讨论已经完全把我们带回到关于规范的科学方法论和实证的科学史之间的关系这个老的难题中来，这个难题缠着科学理论的公认观点已经超过了一代人。这个难题是这样的：如果相信有可能写一部“象事实上所发生过的”科学史而不带任何区分“好的”科学和“坏的”科学的偏见，不带任何关于可靠的科学实践的先入之见，那么在写知识的历史时就会犯推理谬误。如果波普关于推理的神秘的说法是对的，那么那些想告诉人们“它是什么”的人将发现自己结果被驱使去告诉人们“它应该是什么”：由于用这一方式而不是用另外的方式来陈述历史，他们必定会把他们暗含的关于科学解释的本质的观点显露出来。总之，在科学史上所有的陈述都装满了方法论。
另一方面，看起来所有关于科学方法论的陈述也同样装满了历史。鼓吹某种科学方法的优点而却完全忽略了现在或过去科学家们是不是事实上运用了那种方法，这种做法完全是武断的；事实上波普也发现他不可能不引用科学史作为他的方法论观点的部分证据。这样，我们就显得是陷入了恶劣循环，这个循环暗示着我们既不可能摆脱方法论而完全进行编纂科学史的描述，也不可能进行与历史无关的纯科学方法论的描述。①我想，并没有真正的逃脱恶劣循环的出路。为了证明这个断言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参考拉卡多斯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很清楚地是筹划把恶劣循环转变为良好循环。拉卡多斯在一系列文章中把波普的科学哲学发展和延伸为历史研究的批评工具。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在1968—1971年间发表的，在其中他引用了康德的名言中的一句译文作为他的格言：
“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虚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愚昧的。”（见拉卡多斯，1978年，Ⅰ，第102页）这句格言充分地表达了我们所讨论的难题或恶劣循环。
三、科学研究框架
波普的科学方法论是一种进攻的方法论，因为按他的方法论标准，很多被称为“科学”的东西都由于在方法论上不可靠而被抛弃。库恩的方法论则是一种防守的方法论，因为他的方法论是寻求为科学实践辩护而不是对之批评。①
在另一方面，拉卡多斯的著作可以被理解为是把波普的与历史无关的（如果说不是反历史的）、进攻的方法论和库恩的相对的、防守的方法论调和起来，然而这种调和仍然是坚定地留在波普主义者的阵营里。②对于科学的认识拉卡多斯比波普要“软”但是比库恩要“硬”得多。他总是更多地倾向于批评借助于好的方法论的坏科学而不是去评价期求于科学实践的方法论思索。
就象对于波普一样，对于拉卡多斯来说，方法论本身也不能为科学家解决科学问题提供一本法则；与方法论相联系的是评价的逻辑，是评价完全清楚明了的理论的一套非机械的法则。然而，和波普不同的是，评价的逻辑曾经同时被拉卡多斯当做历史的理论意欲对科学的发展进行反思。作为规范的科学方法论，评价的逻辑是不能用经验来反驳的，因为它是从独特的认识论观点中得出的。但是作为历史的理论，断言说在过去，科学家的行为确实是经常和可证伪方法论一致的，那么评价的逻辑完全是可以反驳的。拉卡多斯好象是说，如果科学史是符合规范的方法论的，那么除了哲学的理由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理由赞同证伪主义；如果两者是不相符合的，那么我们就有了抛弃我们的规范原则的理由。换句话说，拉卡多斯坚持我们不能最终回避借助明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来考察科学史，以便了解在事实上矛盾的范围有多大。①
拉卡多斯从否认个人的理论是科学评价的合适单元开始他的论述；他认为，什么应该评价，什么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