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穆勒)-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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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克菲尔德先生对利润下降所作的解释可简述如下：生产不仅会受到资本和劳动数量的限制，而且还会受到“使用范围”的限制。资本的使用范围是双重的，一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土地，一是外国市场吸收该国制造品的能力。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只是有限的资本能够得到使用而获利。资本数量越接近这一限度，利润就越低，一旦达到这一限度，利润便会消失。此时要恢复利润，就得扩大资本的使用范围，扩大使用范围的方法或者是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取肥沃的土地，或者是开辟新的国外市场，在这种市场上可以用本国资本生产的产品购买粮食和原料。我认为，这些命题基本上是正确的，甚至对于表述这些命题的词语，我也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尽管这些词语更加符合一般实际用法，而不符合科学用法。在我看来，威克菲尔德先生所犯的错误是，他认为自己的学说与前述那些最优秀的政治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原理是相矛盾的，实际上，威克菲尔德的学说只不过是那些原理的推论，尽管那些政治经济学家自己也未必承认这些推论。
据我所知，是威廉·埃利斯先生发表在《威斯敏斯特评论》1826年1月号上的一篇讨论机器的影响的论文，对利润问题作了最为科学的论述。毫无疑问，威克菲尔德先生不知道这篇论文，但这篇论文却在威克菲尔德之前得出了他的一些主要结论，尽管所采用的是不同的方法。该文之所以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一方面是因为它以匿名方式发表在定期刊物上，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远远超过了当时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水平。按照埃利斯先生对利润问题的看法，威克菲尔德的见解和查默斯博士的见解所引出的那些问题和困难是能够得到解决的，而且解决办法同本书论述的政治经济学的各项原理是并行不悖的。
第三节 什么决定最低利润率
无论在什么时间，也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一特定的利润率，这一利润率是诱使该时和该地的人民进行储蓄和在生产上使用这些储蓄的最低利润率。这种最低利润率是随着情况的不同而变化的。它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有效积累欲望的强度，也就是此时此地的人民是比较重视未来的利益还是比较重视现在的利益。这一因素主要影响储蓄倾向。另一因素是从事产业活动的资本在多大程度上是安全的，这一因素所影响的与其说是储蓄倾向，还不如说是在生产上使用储蓄的倾向。普遍的不安全状态，无疑也会影响储蓄倾向。窖藏钱财会给大财主增加危险，但与此同时窖藏钱财也是躲避危险的强有力手段，因而这两种作用也许会相互抵消。然而，同把钱保管在自己手边闲置不用相比，一个人若在生产上运用自己的钱或把自己的钱借给别人使用，则他便要冒更大的风险，这种额外的风险是与社会的普遍不安全状态成比例的，也许等于20％、30％或50％，也许还不到1％或2％，但不管怎么说总得是一确定的比例，预期的利润必须能对此给予补偿。
即使资本不产生利润，人们也有充足的理由进行一定量的储蓄。人们在年景好的时候会为坏年景作准备，会为年老体弱时的生活积蓄一些钱财，会为后半生过优闲自在的生活或为抚育儿女进行储蓄。然而，从长期来看完全以此为目的的储蓄是不会大大增加资本数量的。这些动机只是促使人们在一生中的某一时期节省一些钱财，以便在另一个时期消费，或供他们未成年的儿女消费。能够增加一国资本的储蓄，通常产生于人们改善自身生活状况或为儿女或他人遗留财产的愿望。一定的自我克制能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想要达到的目标，这对上述愿望的强度会产生很大影响，而自我克制能力又取决于利润率。每一国家都有一最低的利润率，若再低，人们就不会为了发财或遗留财产而储蓄了。所以能够增加一国资本的积累，需要有某一利润率作为必要条件，一般人会把这一利润率看作是对节欲的报酬和对所冒风险的补偿。当然，总是有一些人的有效积累欲望高于一般人，即使利润率低于最低水平，他们也会进行储蓄，但也总是有另外一些人，这些人的花钱嗜好和享乐嗜好大于一般人，他们非但不储蓄，反而挥霍掉所得到的全部钱财，这两种人正好相互抵消了。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种限定资本增长的最低利润率，在某些社会状态下要比在另一些社会状态下更低。我在这里可以加上一句，标志着当代文明的那种社会进步有降低这种最低利润率的趋势。首先，这种进步的公认结果之一，是一般安全的增加。战争的破坏以及私人和公家的暴力掠夺给人带来的忧虑越来越少；教育和司法可望得到改良，舆论也更受尊重了，这些都为防止欺诈和胡乱经营提供了越来越大的保证。所以，为补偿生产性投资所冒的风险而要求具有的利润率，现在已比一个世纪以前低了，今后还会比现在更低。其次，人类已不再是眼前利益的奴隶，而越来越习惯于在遥远的未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目的，这也是文明进步的结果之一。远虑的这种增加，是人们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握未来的自然结果，而且，工业生活对人类的感情和喜好所产生的影响，大都有利于远虑的增加。随着生活的变故日益减少，随着生活习惯日益固定，随着除了依靠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外用其他方法发横财的机会日益减少，人们愈来愈愿意牺牲眼前的享乐以实现未来的目标。先见能力和自制能力的提高，除了影响财富的增加外，肯定还会影响其他事情，这一问题下文马上就会讨论到。不过，当前的社会进步即使无助于增加人们的积累欲望，也显然有助于放松这种欲望所受到的束缚，有助于降低诱使人们进行储蓄所绝对必需的利润率。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即风险减少和远虑增加，当前在英格兰，百分之三、四的利润或利息便足以促使资本增加，而在缅甸帝国或在约翰王统治时期的英格兰测需要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利润或利息才能促使资本增加。在荷兰，过去100年间公债的利率为2％，这一利率虽然没有促使资本增加，但也没有使资本减少。尽管最低利润率的变化很大，尽管无法确切说出某一时期的最低利润率是多少，但无论如何总是存在着最低利润率；不管最低利润率是高还是低，一旦达到最低利润率，资本就会暂时停止增加。于是国家也就处于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那种停滞状态。
第四节 在富国，利润总是接近于最低点
我们由此便得到了本章所要阐明的那一基本命题。一国如果长期以来生产规模一直很大，一直有巨额纯收入供人们借以进行储蓄，因而长期以来一直有能力年年大大增加资本（但不象美国那样拥有大量未耕种的肥沃土地），那么该国的特征之一便是，利润率实际上总是接近于最低点，因而该国总是处于停滞状态的边缘。我并不是说欧洲各大国实际上马上就会处于停滞状态，也不是说资本产生的利润还不够多，不足以诱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储蓄和积累。我的意思是，如果资本继续按现在的速度增加，与此同时不发生什么事情使利润率趋于提高，那要不了多少时间利润就会降到最低限度。如果资本增长的边界不继续向前推移，为进一步增长留有更大的余地，则资本的增长很快就会达到其最后的边界。
在英格兰，几乎没有风险的公债，其一般利率估计为3％强，所以，其他一切投资可望得到的利息或利润（不包括才能或努力应得的报酬）必须大大高于这一百分比，高出多少，要看资本所冒的风险有多大。让我们假设，在英格兰，只要有1％的纯利润（不包括风险补偿），就足以诱使人们储蓄，而纯利润低于1％，就无法诱使人们储蓄。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继续象现在这样年年增加，而又不发生什么事情抵消资本增加所造成的结果，那要不了多少年，纯利润率就会降低到1％。
要满足上述假说的条件，我们必须假设资本输往国外进行投资的过程完全中止。不再有资本输往国外建造铁路或放款；不再有移民把资本带往殖民地或其他国家；银行家或商人也不再向其国外客户提供信贷。我们还必须假设，政府不再为非生产性支出举债，也不再通过抵押或其他方式借债：不再有资本因企业破产而被浪费（人们把资本投入有破产危险的企业，是想获得鞍高的收入，因为当前稳妥的投资利润率通常都很低）。我们必须假设，社会的全部储蓄每年都投资于真正的生产性事业，同时假设，不再有工业上的新发明，已知的先进生产方法不再大规模取代落后的生产方法，也就是说人们不再开辟新的投资出路。
大多数人都认为，要为每年新增的大量资本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出路是极为困难的，因而大多数人断言，将出现所谓普遍的生产过剩现象，即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或只能以赔本的价格卖出去。但是，我们在前面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全面考察已经表明，问题并不是出在这里，即困难并不在于缺乏市场。如果新增资本适当地分配在各种用途之间，人们便会对新增资本的产品产生需求，因而这些产品决不会比其他产品更难销售。问题实际上是，使用新增资本必然会迅速降低利润率。
随着资本的增加，人口有时也增加，有时则不增加。如果人口不增加，工资便会上升，就会有更多的资本用来向人数没有增加的劳动者支付工资。既然劳动没有增加，人们也没有进行提高劳动效率的改良，产品的数量也就不会增加。由于资本无论增加多少，所获得的总报酬都同以前一样多，因而每年的总储蓄都会从下一年的利润中扣除。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很快就会降到资本不再增加的那一点。如果劳动效率不通过发明和发现或身心教育的改良而提高，如果懒人或非生产性劳动者不转变成生产性劳动者，那么远远快于人口增长的资本增长很快就会达到其增长的极限。
即使人口随着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而且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利润的下降也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人口的增加会使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也增加。在没有产业改良的情况下，这种需求只能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得到满足，一是耕种更差的土地，二是对现有耕地进行更为精细的耕作，这两种方法都会提高生产费用。因而劳动者的生活费用会增加，如果劳动者不甘忍受生活状况的恶化，利润就必然下降。在象英格兰这样的古老国家，如果我们假定国内的农业丝毫未得到改良，同时假定外国也不为英国市场生产更多的粮食，那么利润便会非常迅速地下跌。如果这两条增加粮食供给的道路都被堵塞了，而人口继续按照据说每天增加1000人的速度增加，那么在当前的知识水平下所有能被耕种的荒地很快就会被耕种完，生产费用和粮食价格会大大提高，以致如果劳动者的货币工资增加（这是补偿其增加的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