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穆勒)-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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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分享总产量的人数能否增加（无论人类的财富处于静止状态，还是以古老国家所曾达到的最快速度不断增加）则取决于我们对人数最多的阶级即体力劳动者阶级的看法和该阶级本身的生活习惯。
我在此处或别处谈到劳动阶级或把劳动者说成是一个“阶级”时，都是按习惯用法使用这些词语，用来指一种现存的，而决非必不可少的或永久的社会关系状态。我认为，如果社会中有不劳动的“阶级”，这种社会状态是不公正的，也是有害的，除了那些不能劳动的人或退休人员外，人人都应该承担人类生活中的一份必要劳动。然而，只要依然存在着不劳动阶级这一大社会弊害，劳动者也就构成了一个阶级，而且可以说成是一个阶级，尽管只是暂时这样说。
近来，人们从道德和社会角度对劳动人民的状况所作的思考和讨论要比过去多得多。人们普遍认为，当前劳动人民的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人们对一些技节性的而并非根本性的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并对此展开了激烈争论。从这些意见和争论中可以看出关于体力劳动者所应享有的社会地位，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一种理论可以称为依赖和保护理论，另一种理论可以称为自立理论。
根据前一种理论，在所有影响到全体穷人的事情上，穷人的命运都应受别人摆布，而不应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不应要求或鼓励穷人独立思考，不应要求或鼓励他们对自身进行反思和展望，以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掌握。该理论认为，上层阶级有义务考虑穷人的事，有义务对穷人的命运负责，就象军官应对士兵的命运负责那样。上层阶级应有意识地履行这一职能，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应给穷人以信赖感，使穷人被动或主动地服从于为他们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同时在所有其他方面安心在上层阶级的保护下不闻不问国事，过太太平平的日子。根据这种理论（该理论也适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只应部分是命令式的，应是融洽的、合乎道德的、富有感情的，一方给予慈爱和保护，另一方感恩戴德，表示尊敬和服从。富人应是穷人的父母，象教导和管束孩子那样教导和管束穷人。穷人方面不应有自发行动，他们只要每天干活儿，品行端正，信仰宗教就行了。他们的道德和宗教应由上层阶级规定，上层阶级负责使他们受到应有的教育，确保他们的劳动和服从得到适当报偿，在衣、食、住以及精神和娱乐方面都得到适当照顾。
这是那些不满意于现在而怀念过去的人，对未来所抱有的一种理想。象其他理想一样，这种理想对那些从未有过理想的人的思想和感情产生了不知不觉的影响。这种理想象其他理想一样，在历史上从未实现过。它诉诸我们的想象力和同情心，以恢复我们祖先的美好时代为感召力。但谁也说不出在哪个时代以及在哪个国家，上层阶级履行过哪怕是与该理论所说的职能有点相象的职能。它只不过是一种理想，依据的是这里或那里某个人的行为和品行。各享有特权和有权有势的阶级，实际上一直在运用所掌握的权力谋私利，一直表现得很狂妄自大，瞧不起而不是悉心爱护那些他们认为堕落的、不得不为他们干活的人。我并没有断言过去怎样将来肯定仍会怎样，也没有断言人类的进步不会消除那种产生于权力的强烈的自私自利之心，可是，虽然这种弊害有可能被减轻，但在权力被废除以前，这种弊害是决不会被消除的。我认为，不可否认的一点至少是，远在上层阶级能以保护人的方式进行统治以前，下层阶级就会取得很大进步而不再需要这种统治。
我十分清楚这种理论呈现的社会图景所具有的勉力。虽然这种社会图景过去没有事实原型，但却有感情方面的原型。这种观念的全部真实性就存在于感情中。由于人们从根本上厌恶那种完全由金钱利害关系和感情维系的社会，因而很自然地，那种充满了深厚的个人感情和无私奉献精神的社会，便具有某种吸引入的力量。应该承认，保护者和被保护者之间的关系，一向是这种感情最丰富的源泉。一般说来，人类寄予最深厚感情的往往是介于人与某种可怕的祸害之间的人或事物。因此，在可以滥施暴力、没有安全可言的野蛮粗鲁的时代（在这种时代，那些无权无势而又得不到保护的人，其生活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与痛苦），慷慨地给予保护和怀着感激之情接受保护，便是连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强有力的纽带，产生于这种关系的感情是人类最亲密的感情，所有最为敏感的激情和柔情都聚集在这种感情的周围，一方表现出来的忠诚和另一方表现出来的侠义，都由原则上升成了感情。我不想贬损这些品质。人们所犯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些品德和感情同游牧的阿拉伯人的宗族观念和热情好客一样，显然是野蛮和不完善的社会状态所特有的，在没有严重的危险因而人们不需要保护的社会里，无论是在国王和其臣民之间，保护者和被保护者之间都不再可能具有那种美好而可爱的感情。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具有正常体力和勇气的人，有什么理由要为所受到的保护表示最热烈的感激之情和最恭顺的效忠之心呢，今天，只要是在法律没有废弛的地方，法律就总会保护人们。一般说来，现在受到某人的保护，非但不象从前那样会得到安全，反而往往会遭受冤屈。在一般情况下，现在所谓的保护者正是需要加以提防的人。当今每一份有关残忍和暴虐行为的治安报道所涉及的，都是丈夫欺凌妻子，父母压迫子女这样的事情。法律未能阻止这种残暴行为，法律现在只是刚刚开始缩手缩脚地防止和惩处这种行为，这并不是法律本身的过错，而是立法者和执法者的奇耻大辱。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拥有独立生活的手段或能独立谋生，就只需要法律能够而且应该提供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仍想当然地认为，据以提供保护的那种关系必将永远存在，而看不到在不需要保护者的情况下，行使保护者的职责和权力，必将产生与忠顺相反的感情，那这些人就太不了解人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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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断言，至少在较为先进的欧洲国家，工人不会再屈从于宗法式的或家长式的政治制度了。我们之所以能这样说，是因为工人现在已经认识字，能够读报纸和政论书籍，各种持不同观点的人已走到工人中间，诉诸工人的官能和感情，反对上层阶级所宣传和支持的信仰，许许多多工人已聚集在同一场所从事社会化的生产，铁路已使工人能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能象更换上衣那样更换老板和雇主，工人已可以通过选举参与政治生活。总之，工人阶级已开始自己照管自己的利益，并正在不断向世人表明，他们的利益非但与雇主的利益不一致，而且是正相反的。一些上层阶级人士自认为，上述趋势可以通过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予以纠正，但殊不知能进行这种教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宗教改革的原则同读书和写字的能力一样，已为社会底层的人民所掌握，穷人已不再接受他人规定的道德和宗教。我所谈论的主要是英国的情形，特别是英国城市人口以及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农业最发达、工资最高的地区的情形。在南部各郡，由于农业人口惰性较大、现代化水平较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贵族们也许仍可使穷人象过去那样忠于和服从他们，办法是用高工资和固定职业引诱穷人，也就是确保穷人有饭吃，不要求他们做不愿做的事情。但这两个条件从未也决不可能长久地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只有强迫穷人工作，并至少是通过道德上的强制来抑制人口的过快增殖，才能确保穷人有饭吃。因此，那些对古代一无所知而想复古的人们，肯定将一无所获。当前迫切需要的是济贫法，在这种需要面前，力图通过抚慰穷人重建宗法封建制度的梦想会被彻底粉碎。
第二节 劳动阶级未来的幸福主要依赖于他们自己的精神文明程度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劳动阶级的幸福和德行依赖的完全是另一种东西。穷人已毋须大人牵着带子学步，不能再把他们当孩子管教或对待了。现在应该让穷人自己照管自己的命运。现代国家应懂得，人民的幸福取决于每个公民是否得到公正对待和是否具有自我管理能力。依附理论想使各从属阶级不具备这种能力。但是现在，各从属阶级的依附性已愈来愈小，他们已愈来愈不满意于尚存的依附性，而日益感到需要独立。因此，我们在向他们提建议，绘予他们劝告或指导时，必须把他们看作是与我们具有同等地位的人，必须让他们对我们所提的建议或给予的劝告有所了解。劳动阶级的未来取决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具有理性的人。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劳动者成不了具有理性的人。固然这方面的进展至今一直很缓慢，而且现在仍很缓慢，但一种自发的教育运动正在人民群众中展开，这种自发的教育可以通过人为方式加以极大的促进和改进。虽然得自报纸和政治书籍的教育不是最扎实可靠的教育，但同根本没有教育相比，这却是巨大的进步。这种教育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可以从棉花危机期间兰开复部的纺纱工人和织布工人的表现中看得很清楚，在这场危机中，他们始终表现得很通情达理，很能忍耐，受到了应有的称赞，这只是因为他们阅读了报纸，知道了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知道这与雇主和政府毫无关系。假如这场灾难发生在政府未采取有力的财政措施，使廉价报纸得到扶持以前，那他们的行为是不是会这样具有理性，这样值得效仿，就很难说了。辩论会、演讲会、公共问题讨论会、工会、政治鼓动，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唤醒人们热心于公益的精神，有利于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各种各样的思想，有利于促使有识之士进行思考和反省。虽然知识水平最低的阶级过早地获得选举权非但不会促进反而会妨碍他们的进步，但毫无疑问，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上进心。而且，工人阶级现在已成了公众的组成部分。他们或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现在参加了有关公共事务的所有讨论；所有那些以报纸为工具的人，都可以把工人阶级当作读者对象；中产阶级获取信息的途径，现在至少城市工人也可以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工人无需任何人帮助，就会变得比以前更聪明；与此同时，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政府和个人的努力下，学校教育的质量和数量都将得到很大改进，人民大众的精神文明程度和依赖于精神文明程度的道德品质，将比过去更为迅速、更为顺利地得到提高。
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预言，工人阶级知识水平的提高会带来以下几个结果。首先，他们会比现在更不愿意受上层阶级的指引和统治，更不愿意接受上层阶级为他们指出的道路。如果说他们现在就没有服从上层阶级的那种敬畏之心或宗教感情，那么他们今后会更加没有这种敬畏之心或宗教感情。依附和保护理论将越来越不能被他们所容忍，他们将要求自己支配自己的行为和生活。与此同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很可能会要求国会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