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穆勒)-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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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将近一代人的时间，穆勒的方法与假设才受到了真正致命的批判。诚然，历史学派先是在德国，然后在英国和美国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是，他们与穆勒的分歧远非象表面看到的那么巨大。他们抱怨穆勒把其时代特有的某些制度和行为方式当作所有时代普遍存在的制度和行为方式。白哲特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假设》，就是这种批判的一个极好的例子。但这并未触及事情的本质。穆勒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弱点与其说是在于它把特殊形态的财富当作绝对和独立的思考对象，还不如说是在于它以这种方式看待任何形态的财富。向前真正迈出第一步的人是杰文斯及其同代人；他们分析的不是人们假想的物品固有的效用，而是物品在什么条件下才对活人具有效用。在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问世以来的28年间，这在年轻一代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一直是清晰的主音调，而且一直在给予他们的分析以新的灵感，在加宽他们的论述范围。
　　尽管如此，这些年轻人的著作却没有一本能够取代穆勒的著作。他们的研究工作仍处于发育期，既有发育期的长处，又有发育期的短处。正如俗话所说，有所得必有所失。没有哪一位现代经济学家能象穆勒那样泰然自若，心中有数。谁要想寻求最新发现，想寻求有关未来发展的最深刻启示，那他不要到穆勒那里去寻找。但大多数读者没有当探索者的野心，宁愿沿着老路前行，直到弄清哪条新道路能把他们带到目的地为止，他们需要的是父辈得出的结论，而不是儿子辈的胡猜乱想。对这样的读者来说，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仍具有其权威地位．
　　亚瑟·T．哈德利

　　穆勒序言
　　本书论述的题目，已有许许多多优秀的著作论述过了，因而看来需要对于本书的出版做一点解释。
　　也许只要说一下现有政治经济学专著都没有包含这方面理论上的最新进展就够了。最近几年的讨论，特别是关于通货、外贸以及或多或少与殖民化密切相关的重要课题的讨论，已产生了很多新的思想和对这些新思想的应用。看来有理由对政治经济学领域重新全面地审视一遍。即令只为采纳这些思考的结果和使它们与最优秀的思想家对这一主题先前所制定的原理协调一致，也应当这样做。
　　然而给具有类似书名的以往著作补充不足之处，并不是作者所要达到的唯一甚或主要的目的。本书的构思不同于英国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问世以后所出版的任何一本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专著，亚当·斯密的著作的最大特点，使它和某些其他著作最不相同的特点，乃是它始终把原理和应用联系在一起。而其他著作虽然和它是不相上下或甚至还略胜一筹，但只不过是这一主题一般原理的说明。这本书包含着比将政治经济学看作抽象思维的分支更为广泛的思想和课题。实际上，政洽经济学是同社会哲学的很多其他分支不可分离地纠缠在一起的。除了一些单纯的枝节问题，也许没有任何实际问题，即令是其性质最接近于纯经济问题的问题，可以单独地根据经济前提来决定。因为亚当·斯密从未忘记这一真理；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应用方面经常进行远多于纯政治经济学的思考——他对为了实践目的来掌握这一主题的原理，提出了有充足理由的看法。由于这一点，在众多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只有《国富论》这部著作，不仅受到一般读者的欢迎，而且在上层社交界人物和国会议员们的心中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本书作者认为，一本在目的和总概念上类似于亚当·斯密，而与现代更广泛的知识和进步观念相适应的书，是目前政治经济学所需要的贡献。《国富论》的很多部分已经过时，而且整个说来是不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的时代以来已经脱离了襁褓期。而社会哲学（实际上这位著名的思想家从未使他所论述的特殊问题与社会哲学分开）虽然尚处于发展的最初时期，同亚当·斯密时代相比也已大为进步。然而，自从有了这种学说以来，还没有人做过将他探讨问题的注重实际的方法和已增加的知识结合起来的尝试，或者象他使那个时代的哲学同社会经济现象相联系并取得那么令人钦佩的成就那样，坚持用现代最好的社会思想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
　　这就是本书作者摆在自己面前的设想。即令在实施中只有部分成功，也会是一项十分有用的成就，因而他愿冒一切失败的危险。然而，这里需要补充一句，即，虽然他的目标是切实可行的，并且在问题的性质许可的范围内，他将尽可能使其著作具有通俗性，但是，他并未试图用牺牲严格的科学论证来换得这些好处。尽管他希望本书应该不止是仅仅说明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学说，他也认为其中应该有这种说明。
　　［在1849年第二版中对序言所作的增补］
　　本版中的增补和改动一般都不重要；但是，自从本书写成以后，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显示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愈益增加，因而将论述社会主义的篇幅扩大一些是合乎需要的。特别是因为在书中对某些社会主义者所提的具体方案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这些意见被误解为一概指责一般以社会主义这一名称概括的一切计划，这样做更有必要。不过，妥善而充分地评述社会主义及其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只能在其他单独的著作中进行。
　　第三版序言［1852年7月］
　　本版作了全面修订。有几章内容大大地增加了或完全重写了。其中需要指出的是，《废除投标佃农制度的方法》这一章　所包含的建议只与爱尔兰有关，而爱尔兰的状况已由于后来发生的事件而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第三编第十八章　所提出的国际价值学说作了增补。
　　论所有制的一章　几乎完全重写了。该章虽然包含对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所提方案的反对意见，但我完全不想把它当作被看成人类发展的最终结果的社会主义的谴责。在这一版中可以看到的唯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反对意见是，一般说来人类尚处于没有作好准备的状态，劳动阶级更是如此。他们对于要求他们具有高度的才智或道德的各种行为规则目前还很不适应。在我看来，社会改良的崇高目的，应该是通过教养，使人类适应于将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劳动战果的公平分配（现行的财产法规并不以公平分配为目标）结合起来的社会状态。当智育和德育达到这一状态时，无论是某种形式的私有财产（虽然这与目前的形式大不相同）还是生产手段的共有和产品有规则的分配，是否会最有利于造成幸福环境并使人性达到最完善的地步，都是必须留给那个时候的人民去解决的问题。现在的人们无力解决这个问题。
　　《论劳动阶级可能的未来》一章　，已以本书第一次出版以来法国合作社所提供的经验大大充实。这一重要的经验表明，比欧洲受到诽谤的民主运动发生以前所能顺利地做到的更广泛、更迅速地在劳动者中间建立合作社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民主运动虽然在目前已被蛮力压制下去，但它已广泛地播下了未来改进的种子。我已尽力更加清楚地指出以这种合作社为第一步的社会改革的趋势；同时尽力将言过其实的或完全错误的对竞争的攻击（这是合作社的支持者极其沉迷的）同合作社运动的宗旨区别开来。
　　［在1857年第四版中对序言所作的增补］
　　本版（第四版）作了全面修订，并在看来有必要的地方插入了某些补充解释。增补最多的是《信用对价格的影响》和《论可兑换纸币的调节》两章。
　　［在1862年第五版中对序言所作的增补］
　　第五版作了全面修订，与某些主题有关的事实取材到比以前各版更近的日期。在看来有必要的地方插入了补充的论据和例证，但文字一般都不太长．
　　［在1865年第六版中对序言所作的增补］
　　本版同以前各版一样作了全面修订。在看来有必要的地方插入了补充解释，或对新的反对意见的答复，但文字一般都不太长。做了最大增补的是关于《利率》的一章　；该章所采用的大部分新材料以及很多细小的改进，我受益于友人凯纳斯教授的建议和批评。他是当前最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家之一。
　　［在1865年“大众版”中对序言所作的增补］
　　除将所有的外语引文和大部分外语词句译成英语，并将看来是多余的极少数引文全部或部分删去以外，本版完全据第六版翻印．过去作为附录重印的有关作者同《每季评论》在法国土地所有状况问题上进行的论战的文章，本版也删掉了。
　　第七版序言［1871年］
　　本版除了少量的文字修改以外，同原先的“文库版”和“大众版”完全一样。自从这几版出版以来，在供求理论及罢工和工会对工资的影响问题上作过几次有益的讨论，由此我们增进了对这些问题的了解。但其成果，在作者看来，还没有成熟到可收入政治经济学综合著作的地步。由于类似的理由，对于根据新近的条例对爱尔兰土地法进行的修改，要推迟到多年的经验表明这一用意良好的尝试已在处理爱尔兰经济制度最大的弊病中所起的作用时再予评论。

　　绪论
　　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实践都长期领先于科学。对自然力作用方式的系统研究，是长期努力将自然力应用于实际以后的产物。因此，将政治经济学看作科学的一个分支是最近的事。但是它所研究的主题在各个时代却必然是人类所主要关心的事情之一，并在某些时代，是最最关心的事情。
　　这个主题就是财富。政治经济学家们声称是讲授或研究财富的性质及其生产和分配规律的，包括直接或间接地研究使人类或人类社会顺利地或不顺利地追求人类欲望的这一普遍对象的一切因素所起的作用。并不是任何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都能论述甚或是列举出所有这些因素，但总要尽量阐明制约它们起作用的规律和原理。
　　每个人对财富指什么都有一对于日常用途来说是足够正确的看法。与财富有关的研究不会同人类所关心的任何其他研究工作混为一谈。谁都知道致富是一回事，而有知识、勇敢或仁慈是另一回事，研究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富裕，和研究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自由、公正或在文学、艺术、军事、政治方面声名卓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实际上，这些事情全都间接地有联系并且相互影响。一国人民有时会先富起来才得到自由，有时又先自由了才富起来。一国人民的信仰和法律对他们的经济状况起很大作用，而经济状况通过对智力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又作用于人民的信仰和法律。但是，这些事情虽说密切相关，可又有本质上的区别。人们对此从来没有异议。
　　本书不打算给名词所表达的概念穿凿入微地下精确的定义，只要所表达的概念足够明确，能满足实际需要就行了。但是，尽管很少有人认为，在象什么是财富这样简单的问题上，概念会发生严重的混乱，可历史上确曾出现过这样的概念混乱。理论家和政治家在某一时期都曾普遍地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许多世代以来，概念的混乱引导欧洲的政策走上一条彻头彻尾错误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