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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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工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投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曰:“政 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扶颠定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并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反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欲,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译文】制作车子的人,惟恐别人不富贵,没人买他的车;制作弓箭的人,惟恐弓箭不伤人,没人买他的箭。他们这样做,难道是对别人有意心存爱憎吗?不是的,这是技术、职业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的。从这些事例可以知道,当今那些积极进取的人们为什么一读了讲纵横谋略之术的书,就盼着天下大乱;通晓了兵法战略,就希望发生战争。这也是一向就有的说法,人情世故的必然。所以先师孔子一方面深刻探究它的根本,另一方面又担忧它的弊端,于是创作《春秋》以光大王道;著述《孝经》以褒奖美德。防微杜渐,首先要有所防范。这就是圣人创作、著述的根本用意。但是,制定一种方针、政策运用于治理国家,当这种方针、政策出现弊端时必定会出乱子。如果到出了乱子的时候,那又怎么能救得了呢?因此,统治天下,管理人民,很少听说有因循守旧、食古不化的方法。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礼教,春秋五霸有不同的法规。这并不是有意要反其道而行之,而是为了用不同的方针政策来补漏救偏。正因如此,所以国家的风貌虽然一样,但治理的方法却一定不同;圣人、先哲虽然都同样圣明,但一代代帝王的名号却往往有别。这难道不是用时因地确定自己的管理方式。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顺应客观规律,以便成就自己的事业吗?在根据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的时候,社会风气的好坏完全由社会条件决定;在依照以往的经验教训治理国家时,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也都是由社会的发展状况决定。所以,古人治国主要有三种方式:王道的统治采用教育的方法;霸道的统治采用威摄的手段;强同的统治采取强迫的办法。之所以要这样,各有各的原因,不能随便更换。春秋时齐国的名相管仲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划,但总不如顺应时代高明。”战国时的邹忌说:“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来匡正时弊、补救失误的。如果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就运用它,一旦过时了就舍弃它。”据此来看,在应当实行霸道的统治时却推行王道的教化,就会适得其反;应当实行强国的统治时却施行霸道的威摄手段则将谬误百出。如果时逢天下大乱,人心诡诈,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破坏,而要遵从先王的传统,广泛推行伦理道德教育,这就好象是等待越地识水性的人来救落水的人,请求那些尊贵的人来救火一样。好是好,可难道这符合我们所说的“通于时变”吗?霸道是一种混杂不清的政治,也就是说,是一种黑白夹杂,不单纯用合乎道德教育的政治。这种治国方法只求成就事业,不问为什么成就;只强调总体效果而不顾细微末节的弊病。但是这种政治尽管在仁义道德上不及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德育政治,但在扶危定倾这一点上,二者却是同一的。我担心一般的儒生被自己的学识局限,不懂得王道和霸道的区别,所以来专门阐述长短术,用以分析通变的道理,确立题目共六十三篇,合在一起为十卷,书名称《反经》。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讨论如何巩固统治的根基,改革时弊,拨乱反正,挽救国家之败局。所叙各篇,都是吸取先前经验教训的深远谋略,是经邦济世的真理。我并不想借此来哗众取宠,博取虚名。把我的见解披露出来,为的是抛砖引玉,以待后世明哲的俊杰继往开来。如果有正在其位的帝王,他能好好读读这本书,那我就深感荣幸了。前 言唐宋以降,有两本书历来作为领导者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为有政绩、有业绩的君臣将相所悉知,一本是从正面讲谋略的《资治通鉴》;一本是从反面讲谋略的《反经》。对于前一本书,统治者不但学习、运用,而且不断的宣传出版;对于后一本书,统治者往往只用不说,避而不谈。实际上,就从事领导的人来说,《反经》在某种意义上比《资治通鉴》更具实用价值。《反经》的作者赵蕤是唐代人,字大宾,四川籍,据史籍云,赵蕤“博学韬铃,长于经世,夫妇皆有隐操。开元中召之不赴。有长短要术,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他站在万物正反相生这一哲学的大原则上,从另一角度考究历史上的人和事,看到历代统治者依据兴衰成败的史实而总结制定的治国安邦之法规,无论其多么完善严密,终究不能避免实施过程中的负作用。作者用心良苦,以精辟独到的立论,丰富深刻的历史事例,提醒当政者在制定、实施任何一项法规时,不要忘记历史的反弹。《反经》的整体框架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交错纵横,蔚然成章。作者打破时空界限,从宏观上乌瞰了上至尧舜、下至隋唐的历史全貌,围绕权谋政变和知人善任这两个重心,时而引经据典,雄辩滔滔;时而动筹帷幄,驰骋沙场;时而审时度势,策划于密室;时而纵横捭搁,游说于诸侯。既有五侯争霸的刀光剑影、百子争锋,又有三国割据的金戈铁马、斗智斗勇。奇谋叠出,电击雷鸣。铺述历史,或则白描淡线,或则浓墨重彩。有理论上的探讨,有策略上的权衡,有人物的品评,有得失的反思。因此可以说,《反经》既是对唐以前历史的多角度、全方位的审视,也是历代政治创意与谋略之集成。《反经》付印后,乾隆皇帝亲自题诗云:郪县创为救弊论,爱憎殴业匠和函。向时虽类纵横说,忧耒原归理道谈。宋刊弃自教忠堂,通变称经曰短长。比及乱时思治乱,不如平日慎行王。并亲自加注,概述此书主旨的原委。可见其重视程度。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许多推进历史的战略性决策将出自我们之手。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变革的时代,反观《反经》振聋发聩的高论和令人警惕的教训,对决心振兴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还是实业家——来说,都是必修的一课。《反经》原文是比较艰深的古文,为方便读者,我们逐段进行了意译。对于原文,我们依据古籍整理的原则,不但力求保持原著的完整面貌,而且将作者原《序》置于卷首,后附《四库全书》的总编纪晓岚的《提要》。原著经文和作者的双行小注间杂并行。为示区别,我们在编排时,凡双行小注一律以''标出,译文中对原注的翻译也以''表示。原文所引典籍,或许是由于作者的疏漏,或许是由于刊印时的舛错,时有衍漏,我们都予以校勘,但为阅读方便,在正文中未做一一标注。古人写文章,许多典故、历史人物、事件因在当时尽人皆知,故而行文特别简略。可是对于今人,就不知所云了。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未用传统的注释形式反映出来,而是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全部不留痕迹地体现在了译文中,读者在对比原文和译文时亦不难发现这一点。另外,对于其中一些今天的读者已不甚了了的历史事件,我们在翻译时做了适当的扩展,或者在译文的顺序上稍有颠倒,以便有助于读者对经文中的一些议论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这可能有背于传统的翻译原则,然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只好敬请读者体谅了。为了更好地体现“古为今用”,同时点明作者的主旨,我们间或以“按语”的形式对个别段落加以评述,意在与读者共同探讨商榷。但也只能点到为止,无法面面俱到。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学识水平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垂教。一九九六年冬反经卷一大体第一识大体,弃细务,这是君道,也是每一个管理者都应把握的基本原则。要记住:为官。以不能为能。【经文】臣闻老子曰:“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官,夔为乐正,垂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人物志》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议曰:《淮南子》云:“巧匠为官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己就矣,而不知规矩准绳,而赏巧匠。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日某君某王之官室也。”孙卿曰:“夫人主故欲得善射中微,则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远,则莫若使王良;欲得调一天下,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己有者也。'【译文】我知道老子说过:“以正道治国,以奇正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荀子的说法是:“做帝王的,善于管理别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干为有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