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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

反经-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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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高楼上望见大小将官坐在宫中的沙地上指手画脚,情绪激昂。刘邦问张良:“他们在说什么?”张良说:“陛下难道还不知道?他们在商量造反。”刘邦说:“现在已天下太平,为什么还要造反呢?”张良说:“陛下以一平民率领他们打了天下。如今你贵为天子,所封的都是与你亲近的,所杀的都是平生有仇怨的。这些人不封赏,他们担心你计较他们的平生过失,也性命不保,所以要相聚谋反。”刘邦说:“那该怎么办?”张良说:“你看那个将领是你一向憎恨的,群臣也都知道,你马上封赏他,大家就安心了。”刘邦听了张良的话,封了功劳最大、他又最不满意的雍齿,将官们的情绪才平静下来。论功封赏的事虽然解决了,但是大臣们议事时没有秩序,没有规矩,乱七八糟,喝醉了酒就乱喊乱叫,有的甚至拔出剑来砍柱子。刘邦为此很担忧。叔孙通知道时机到了,就去见刘邦,建议他制定礼法。汉高祖斥责他:“我的天下是马上得来的,你们读书人算什么?去你的!”这时叔孙通开始顶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可以马上治之。”刘邦一听这话有道理,就问他该怎么办?叔孙通于是向他提出制定上朝礼仪的计划。汉高祖立刻答应,教他去操办。叔孙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他所规划的“朝班”礼制都演习好后,请汉高祖出来坐朝。那一天,天还没有大亮,朝拜皇帝的仪式就正式开始了。准备上朝的文武百官按照官职大小,在宫门外排队等候。宫门外悬排着五彩缤纷的旗帜。雄壮威武的卫士手执刀枪斧钺排列两边。传令官发出号今后,大臣们肃穆恭敬地顺序快步上殿,然后跪拜山呼:“吾皇万岁万万岁!”汉高祖见了这等气派,这等威严,十分高兴,情不自禁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也才知道了读书人的用处。高兴之下,他当即任命叔孙通为太常,赏赐黄金五百两。追随叔孙通的那些儒生们也都一一受到了赏赐和提拔。叔孙通为汉高祖建立的“朝班”制度,虽经历代沿革,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实行了近两千年,因此,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思想一直受他的影响。象叔孙通这类知识分子的艰辛经历和非凡贡献,也只有遭遇比他更不幸的司马迁才能理解,所以太史公在他所写的《叔孙通传》中赞叹道:“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经文】或曰:“然则窦武、陈蕃,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乎?”范晔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山■■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已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也。”'议曰:此所谓义重于生,舍生可也。'【译文】如果有人问:“如此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把持朝政的窦后及其亲信宦官曹节、王甫抗衡斗争,最终还是死在这班外戚、宦官手里,难道他们做错了吗?”《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议论的:“汉桓帝、汉灵帝两朝,象陈蕃这样的人,都是能够建树时代风尚,对当时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风气发出抗议的人。以他的人品学问,道德情操,在最腐败的社会风气中,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一样,敢和那些权势薰天的宦官抗争,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以他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这样做罢了。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准,悲悯当时世俗庸人,象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看到世风日下,尽管反感极了,也只求远离五浊恶世,自以为清高,然而这样一来,人世间就连一些互相同情、怜惜的人情味都没有了。所以他反对那些退隐避世的人,认为退隐不合人生的真义,而他自己好几次有机会退隐避祸,可就是不走,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以仁义之心为已任,明知任重道远,意志更加坚定、激昂。等到政治形势一有施展才智的机会,就协同窦武扫除宦官势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这样的死,以历史的眼光看,把时间拉长、空间放大了,是把千秋万代的事业放在一个暂短的时空内做了。他这生命的价值,在于精神的不死,千秋万代都要受人景仰。虽然他失败了,然而他的精神、正义却世世代代作为信念的支柱在引导、支持着世道人心。”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义重于生、舍生取义的道理。'【经文】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恨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后袁绍亦与结友。及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闻超被围,乃徒铣号位,勒兵救超,兼从绍请兵,绍不听,超城陷,遂族诛超。洪由是怨绍,与之绝,绍兴兵围之,城陷诛死。议曰:臧洪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译文】'三国交战的时候,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的太守张超把地方政务委托给臧洪去代理,后来袁绍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包围了张超,臧洪闻讯后,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张超,因与袁绍是朋友,又向袁绍求援,可是袁绍没答应。雍丘被曹操攻破后,张超全家被杀。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绍,就和他绝交了。朋友反目成仇后,袁绍举兵围攻臧洪,城破之后,臧洪也被袁绍杀了。后来人们在谈论起这件往事时,不但不同情臧洪,反面认为他头脑不清,稀里胡涂。三国交战的那个时代,正象春秋战国纵横错节的时代一样,是个没有道理好讲的时代,说不上哪一方是仁义之师。臧洪昏头昏脑,对时代环境看不清,身家性命都保不住,还妄想象在和平安居时那样讲道义,讲友情,岂不可笑!所以说,身处乱世还想象臧洪那样去立功立业,救苦救难,只能自取灭亡。'也许有人会问:“臧洪虽然不明智,但他为救朋友张超而死,总还够得上讲义气吧?”对此范晔也有他的看法。他说:“曹操兵围雍丘,张超处境危急,臧洪为救朋友到处求救,当时就臧洪个人感情之悲愤、慷慨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看他那副光着脚奔走呼号、带兵赴难的样子,确实值得同情。可是话说回来,英雄豪杰在某种特定的情势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人的信守节义,在心态上是否不一样呢?‘大行不辞小让’,成大功,立大业,办大事的人,是顾不到那么多枝节琐事的,甚至挨骂都在所不惜。至于象三国时期,袁绍、曹操、张超这一帮人,和一切乱世中拥兵割据的草头王一样,有时候结盟订约,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实际上都在打自己的算盘,联合有利就联合,开战有利就汗战,根本没有什么信义可讲,唯一的出发点是形势的需要,利害的衡量。在这种局势下,看不透这一点,而去和人讲道义,只有送命了。更何况三国时,在军阀割剧的战乱局面下,雍丘是个非常危险的偏城,臧洪出于一时愤慨,只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曹操包围了,心想袁绍也是朋友,就去请袁出兵,却不知曹、袁当时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刚刚讲和,正是友好相处的时候。臧洪昏昏然想借袁绍的兵打败曹操,来解救朋友的危难,即便成功了也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再说,按兵法来讲,逞一时义愤,率忿恨之师,是兵家之大忌。臧洪‘徒跣且号,束甲请兵’,和楚国的申包胥因楚国被吴国打败,到秦国请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样,在个人的情感上无可指责,但是对解决问题而言,一点用也没有。借助外力解决本国的危难,只会落个把国家拱手让给他人的下场,从来没有听说这样能复国图存的。”【经文】或曰:“季布壮士,而反摧刚为柔,髡钳逃匿,为是乎?”司马迁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勇也,其计尽,无复之耳。”'议曰:太史公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此则纵横之士,务立其功者也。又《蔺公赞》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不敢发。相如一厉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廉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此则忠贞之臣,诚知死所者也。管子曰:“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理;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申于诸侯。”此则自负其才,以济世为度者也。”此皆士之行己,死与不死之明效也。'【译文】有人问:“天下闻名的游侠季布,当年曾是项羽麾下战将,一次追击刘邦,差点杀了刘邦。后来刘邦得了天下,最恨的就是季布,悬重赏全国通缉他,同时下令,谁敢藏匿他就诛灭九族。弄得季布无处藏身,剃成了光头,毁了容,东躲西藏,四处流窜。一个真正的英雄壮士,穷途末路,一死了之算了。象季布这样的壮士,一反昔日刚勇豪迈的气概,去做窝囊的亡命徒。这样对吗?”司马迁在谈到季布的行为时说:“在刘、项争雄的时候,以西楚霸王项羽那样‘力拔山兮’的气概,季布仍然能在楚军中以武勇扬名楚国,每次战役都身先士卒,率领部队冲锋陷阵,多少次冲入敌军夺旗斩将,称得上是真正的壮士。可是等到项羽失败,刘邦下令通缉他,要抓他杀他的时候,他又甘心为奴而不自杀,又显得多么下贱,一点志气都没有。季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肯定是坚信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只是投错了胎,走错了路,所以受尽了屈辱但不以为耻,盼望有机会能施展自己还没有充分发挥的潜能,所以最终还是成了汉代的名将。由他的所作所为,可以窥测出他的志气、抱负,他觉得为项羽而死太不值得,因此才那样忍厚负重,委屈求全。由此看来,一个有见识、有素养、有气魄的贤者,固然把死看的很重,可并不象愚夫愚妇一样,心胸狭隘,为了一点儿小事,就气得寻死上吊,这并不是有勇气的表现,而是计穷力竭,觉得没有办法挽回局面,走到绝路上了,所以才去自杀。而胸怀大志的人,虽然不怕死,但要看值不值得去死,只要还有一线东山再起的希望,是绝不会轻生的。”'对生与义的冲突和取舍,司马迁还有一种说法:“在楚汉相争的时候,魏豹和彭越这两个人,有自己的军队,能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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