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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部分

西方哲学史 罗素-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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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学和神学之外。 
 
    奥卡姆议论中的某些例证可能有些用处。 
 
    他问:“按发生次序而言,最先为悟性所知者是否为个体。” 
 
    反面答案:悟性首次的和适当的对象是共相。 
 
    正面答案:感官的对象和悟性的对象是相同的,然而个体却是感官的第一对象。 
 
    因此,必须对这问题的意义加以陈述。(大概是因为这两种议论都很有力。) 
 
    他继续写道:“灵魂以外非为符号之物,首先被这种知识(也就是,被个体的知识) 

 
所理解,因为灵魂以外的一切都是个体,所以个体首先被认识。” 
 
    他继续说抽象的知识总是以“直观的”(即属于知觉的) 
 
    知识为前提,而这种知识是由个体所引起的。 
 
    然后他列举了可能发生的四种疑问,并进行了解答。 
 
    他用一个肯定性回答为他原来的问题作出结论,但却附加说:“共相是按相应次第 
 
的第一对象,而不是按发生次第的第一对象。” 
 
    这里牵涉到知觉是否为知识的来源,如果是,又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起 
 
柏拉图在他的《·泰·阿·泰·德·篇》中曾反对把知觉作为知识的这种定义。奥卡姆 

 
肯定是不知道《·泰·阿·泰·德·片》的,但若他知道的话,他就不会同意这本书。 
 
    对于“感性灵魂与智性灵魂在某一人中是否截然不同”的问题。他回答说他们不同, 
 
不过这是很难证明的。他的论证之一便是:我们的食欲可能希求一些为我们的悟性所拒 
 
绝的东西;因此食欲同悟性属于不同的事物。另外一项论证是感觉主观地存在于感性灵 
 
魂之中,但并不主观地存在于智性灵魂之中。再有:感性灵魂是扩展的和物质的,而智 
 
性灵魂却两种性质都不是。于此他提出了四种神学的反对论,②但他作了解答。奥卡姆 

 
对这个问题所持的见解,也许与人们所期待于他的有所不同。无论如何,他在把每个人 
 
的智力认为是属于各该人的,而不把它认为是非个人之物这一点上,是同意圣托马斯而 
 
反对阿威罗伊的。 
 
    由于主张逻辑和人类知识的钻研无需牵涉形而上学和神学,奥卡姆的著作鼓舞了科 
 
学研究。他说奥古斯丁主义者错在首先假定万物不可理解,人类没有智力,然后再加上 
 
从无限来的一道光,借此使知识变为可能。在这点上,他是同意阿奎那的,但也各有强 
 
调,因为阿奎那主要是一个神学家,而奥卡姆在有关逻辑方面,却主要是一个俗世的哲 

 
学家。 
 
    他的治学态度给研究特殊问题的学者以自信,例如,欧利斯姆人尼古拉(死于公元 
 
1382年),他的直接追随者,曾钻研过行星理论。这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哥白尼的先驱 
 
者;他提出了地球中心论和太阳中心论,并且说这两种理论都能解释在他所处时代里的 
 
所有事实,因而人们是无法在二者之间作出抉择的。 
 
    在奥卡姆的维廉以后再也没有大经院哲学家了。下一个大哲学家的时代始于文艺复 
 
兴的后期。 

第十五章 教皇制的衰落 
 
      公元十三世纪完成了一个哲学的、神学的、政治的、社会的伟大综合。这一综合是 
 
由于许多因素的结合徐缓地建立起来的。最初的因素是纯粹希腊哲学,特别是毕达哥拉 
 
斯、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然后,由于亚历山大征服战争的结 
 
果,大量地流入了东方的各种信仰。这些因素利用了奥尔弗斯教神秘信仰,改变了希腊 
 
语世界以及最后拉丁语世界的世界观。死而复活的神,意味着吃神肉的圣餐仪式,通过 
 
类似洗礼的某种仪式而进入一种新生命的重生等,逐渐变为异教罗马世界大部地区中神 

 
学的一部分。在这些因素之上更结合了一种解脱肉体束缚的伦理,而这至少在理论上来 
 
讲是禁欲主义的。从叙利亚、埃及、巴比伦和波斯传来了与俗众分开的祭司制度,他们 
 
或多或少具有一些魔法,并能在政治上带来相应的影响。主要与信仰来世攸关的一些令 
 
人难忘的宗教仪式,也来自同一源泉。从波斯,特别传来了一种二元论,这种二元论, 
 
把世界看成两大阵营的一座修罗场,一个阵营是为阿呼拉·玛滋达所统率的善,另一个 
 
阵营是为阿利曼所统率的恶。妖术的行使即是得助于阿利曼及其灵界的徒众。撒旦阿利 

 
曼的一种发展。 
 
    蛮族的观念与实践的流入和新柏拉图派哲学中的某些希腊因素综合在一起了。在奥 
 
尔弗斯教,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的某些部分著作中,希腊人发展了一些容易与东 
 
方观点相结合的观点。也许,这些观点正是在很久以前假借于东方的。异教哲学的发展 
 
到普罗提诺和蒲尔斐利时就终止了。 
 
    这些人的思想虽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若不大加改造,却不足以兴起一种盛行于世 
 
的大众宗教。他们的哲学很难,无法为一般人所了解;他们的救世法对于一般大众也是 
 
过于偏重理智的。他们的保守思想促使他们维护希腊的传统宗教,但为了减轻其中的不 

 
道德因素,并与他们的哲学一神主义相调和,他们只好作出寓意的解释。希腊宗教终因 
 
无法和东方的诸教仪和诸神学相抗衡,而且趋于衰亡。预言家变得默然无声了,而祭司 
 
们又从未形成过一个强而有力的特殊阶层。因而复兴希腊宗教的企图带上了一种拟古主 
 
义的性格,而这种性格更赋予该企图以一定程度的懦怯性与衒学性,这在皇帝朱利安身 
 
上表现得特别显著。早在公元三世纪,人们已能预见某种亚洲宗教会要征服罗马世界, 
 
不过在那时还并存着一些竞争的宗教,看来它们也都好象有获胜的机会。 

 
    基督教集结了各个方面的有力因素。它从犹太人那里接受了一本圣经,和一种认为 
 
其他所有宗教都是虚妄而邪恶的教义;但它却抛弃了犹太人的种族排他性和摩西律法中 
 
的种种不便。以后的犹太教已学着相信了死后的世界,但基督徒却给天堂,地狱,以及 
 
进入天堂和逃避地狱的方法,赋予一种新的确实性。复活节结合了犹太人的逾越节和异 
 
教徒对于复活之神的祭典。波斯人的二元论也被吸取了,但基督徒对其善原则的最终全 
 
能却给以更加坚定的确信,同时并附加了异教徒是撒旦的门徒这样一项确信。起初基督 

 
徒在哲学上和在仪式上并非其对手的匹敌。但这些缺陷却逐步获得了改善。 
 
    最初,哲学在半基督教的奈斯脱流斯教派中比在正统教派中更为进步;但自从欧利 
 
根以来,基督徒却借着修改新柏拉图主义发展了一种适用的哲学。初期基督徒间的仪式 
 
还是个不很明确的东西,但不管怎样,到了圣安布洛斯时代时它已经给人以很深刻的印 
 
象了。祭司的权能和其特殊地位本取法于东方,但借着统治方法而逐渐有所加强,在教 
 
会内部,这是多亏罗马帝国的实践的。旧约全书,神秘的诸宗教,希腊哲学,和罗马行 

 
政方法都混合于天主教教会之内,它们结合在一起从而赋予教会一种以前任何社会组织 
 
所无法比拟的巨大力量。 
 
    西方教会,象古罗马一样,发展虽然比较缓慢,却由一种共和制变成一种君主制。 
 
我们已看到教皇权柄成长的各个阶段,从大格雷高里,历经尼古拉一世,格雷高里七世, 
 
和尹诺森三世,直到霍恩施陶芬皇朝在规勒夫派和基伯林派战争中的最后败绩。与此同 
 
时,一向是奥古斯丁主义的,因而主要是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哲学也由于同君士坦丁 
 
堡和回教徒的接触增加了新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十三世纪时几乎已全部被西方 

 
所知晓,而且由于阿勒贝尔图斯·马革努斯和托马斯·阿奎那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在学 
 
者的脑海里成了仅次于圣经和教会的最高权威。直到今日,在天主教哲学家中,他仍然 
 
保持着这个地位。从基督教观点来看,我不能不认为:以亚里士多德来代替柏拉图和圣 
 
奥古斯丁是一项错误。从气质方面来讲柏拉图比亚里士多德更富于宗教性。而基督教神 
 
学从开始以来就适应于柏拉图主义。柏拉图教导说: 
 
    知识不是知觉,而是一种回忆的幻觉;亚里士多德更多的是个经验主义者,圣托马 
 
斯,尽管不出于他的本意,却铺平了从柏拉图主义的迷梦转入科学观察的道路。 

 
    对于始自公元十四世纪中的天主教综合体系的崩溃来说,一些外界的事件比哲学起 
 
着远为重大的作用。公元1204年拜占庭帝国为拉丁人所征服,并从此一直到公元1261年 
 
受到他们的统治;在此期间其政府的宗教是天主教,而不是希腊正教。公元1261年之后 
 
教皇失掉了君士坦丁堡,尽管公元1438年在费拉拉有过一度名义上的合并,但教皇却从 
 
来没有收复该城。由于法兰西、英格兰等民族的君主政体的兴起,西方帝国(指神圣罗 
 
马帝国—译者)在与教皇的冲突中虽被挫败,但结果并未给教会带来任何益处;教皇于 

 
公元十四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在政治方面只是法兰西王掌握下的一个工具。比这些原因 
 
更为重要的一项即是,富商阶级的兴起和俗众知识的增进。这种情况都起始于意大利, 
 
直至公元十六世纪中叶为止,其发展经常是遥遥领先于西方其他地区的。公元十四世纪 
 
时,意大利北部诸城市比北方诸城市更为富庶;有学问的俗众,特别在法学和医学方面 
 
为数日益增多。这些城市具有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由于皇帝在现时已不足为患,于是 
 
它们便易于起而反抗教皇了。尽管程度上较差,但这同一运动也还存在于其他地方。弗 

 
兰德斯繁荣起来了:汉撒诸城市也不居后。在英格兰,羊毛贸易成为它的一项财源。在 
 
这期间里,堪称广义的民主倾向是十分强大的,但民族主义倾向却较此更为强大。教廷 
 
已然变得很世俗化,大体上表现为一个税收机构,征收大部分国家愿意保留于其国内的 
 
巨额税收。教皇已不再享有或不配享有那种给予他们权柄的道德威望。以前圣弗兰西斯 
 
曾经能够和尹诺森三世以及格雷高里九世和其共事,但公元十四世纪中一些至为热诚的 
 
人们却被迫与教廷进行了斗争。 
 
    然而,在本世纪初叶,这些使教廷衰落的原因还不很明显。鲍尼法斯八世在·兀· 

 
纳·姆·傘·克·塔·姆教令(BullUnam Sanctam)中提出了以前任何教皇从未提过的 
 
极端要求。他于公元1300年,创立了大赦年制度,凡到罗马来游历,并在此举行某种仪 
 
式的天主教徒都可获得大赦。这事给教廷的金库以及罗马市民的衣袋带来了巨额的钱财。 
 
原先规定每百年举行一次大赦年祭典,其后终因利润巨大而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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