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修订第8版)-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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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行事。同时，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为其灵魂追求幸福或好的生活。这一内在的好的生活，〃使灵魂尽可能地善〃，只有通过某种合适的行为方式才能达到。因为我们有着对幸福的渴求，我们就会对我们的行动有所选择，希望它们能带来幸福。哪种行动或者什么行为可以带来幸福？苏格拉底认识到，有些行动表面上带来了幸福，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此我们常常选择那些本身很成问题的行动，却以为它们可以带来幸福。小偷或许知道偷窃本身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依然行窃，希望以此获得幸福。与之类似，我们追求权力、肉体愉悦和财富，以为它们是成功和幸福的标志，却混淆了幸福的真正基础。
不管怎么说，把恶行和无知等同其实并不是那么违背常识的，因为苏格拉底所说的无知是对一个行动产生幸福的能力的无知，而不是对行动自身的无知。这是对一个人的灵魂的无知，即不知道怎么办才可以〃使灵魂尽可能地善〃。因此过错就是对某些行为不确切的估计造成的后果。这种不确切的预期以为某些事物或愉悦能带来幸福。因而，过错之所以是无知的产物，就是因为人们在做错事的时候指望它会产生其产生不了的结果。无知即在于看不到某些行为并不能产生幸福。要有对人类本性的真知识，才能知道什么才是幸福所必需的。还要有对事物和行为类型的真知识，才能知道它们是否能实现人们对幸福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的知识能够区分：什么东西表面看上去能带来幸福，什么东西确实能带来幸福。
所以，说恶行是无知，是不自愿的，就是说没有人会故意选择损害、破坏或者毁灭自己的人性。甚至当我们选择痛苦时，我们也是希望这种痛苦能够带来德性，实现我们人的本性——这个本性追求着它自己的好的生活。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但是我们的行为是否正当则依赖于它们是否与真的人性相和谐，而这是一个真知的问题。此外，因为苏格拉底相信人性的基本结构是恒常的，所以他相信有德性的行为也是恒常的。这就是他得以克服智者派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基础。苏格拉底为道德哲学所设定的方向，是道德哲学在整个西方文明史中一直遵循的。他的思想得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神学家们的修正，但它依然是理智和道德方面万变不离其宗的主导性传统。
第三部分 8。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亡
苏格拉底确信我们最该关心的就是照料我们的灵魂，所以他把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审视他自己的生活和其他雅典人的生活和思想上。当雅典在伯里克利统治下是一个稳定而强大的民主社会时，苏格拉底可以履行他作为一只〃牛虻〃的使命而没有招致严重的反对。他不留情面地在人们无序的行为之下追寻稳定恒常的道德秩序。这一追寻要么令人愤怒，要么令人愉快，这也为他带来从事于悖论的智者这个名声。更糟糕的是，人们认为他的思想太没有拘束，对于那些雅典人认为不容置疑的敏感问题也进行追问。然而，在雅典经济和军事上还强大的时候，苏格拉底还是可以随其所好去进行追问而不受惩罚。但是，随着雅典的社会大势走向危机和挫折，苏格拉底就再也不能免于受到追究了。他在上层社会的年轻人中发展辩证技能的努力——尤其是对道德习俗、宗教和政治行为的刨根问底的技巧——已经引起了人们的疑虑。但是直到雅典与斯巴达交战期间，他的行为才终于被认为是具有明显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性的。
与这场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的事件最终导致了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其中之一是阿尔西比亚德斯的叛国行为，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阿尔西比亚德斯的确去了斯巴达并在对雅典的作战中为斯巴达人提出了颇有价值的建议。这就难免让许多雅典人认为苏格拉底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为阿尔西比亚德斯的行为负责。此外，苏格拉底发现自己与五百人会议分歧严重，他是其中的一个成员。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有8位军事指挥官被指控在亚吉努撒群岛附近的一次海战中玩忽职守。雅典军队虽然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是他们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损失了25艘战舰和4000名士兵。8位卷入这场损失惨重的战役的将领被要求受审判。但是，五百人会议不是一个一个地确定每一位将军的罪责，而是被命令一次性投票表决这8个人全体是否有罪。起先会议抵制这一动议，认为它违反了正常的法律程序。但是当检举人威胁说除了将军们还要起诉会议成员时，就只有苏格拉底还坚持原来的意见，其他会议成员都屈服了。将军们后来被认定有罪，其中已经被监禁起来的6人被立即执行了死刑。这些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06年。在公元前404年，随着雅典的衰落，苏格拉底再一次发现他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在斯巴达胜利者的压力下，雅典成立了一个30人团为雅典的新政府起草法律。但是这个30人团很快蜕变成一个横暴的寡头统治集团，他们专断地迫害以前拥护伯里克利民主秩序的人，为自己聚敛财富。仅仅过了一年，这个寡头集团就被暴力推翻了，雅典重新建立起了民主秩序。但是很不幸，被推翻的寡头集团里有一些人是苏格拉底的好友，尤其是克里提亚斯和查米德斯。这是他又一次因株连而获罪，如同在先前阿尔西比亚德斯的案件中他因为是叛徒的老师而被判入狱一样。到这个时候，人们对苏格拉底的愤怒已经发展到对他的不信任。大概在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控受审，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他被指控的罪名是：〃（1）对于城邦所崇拜的神不虔敬，而是引入新的陌生的宗教惯例；（2）更有甚者，腐蚀青年。指控者要求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苏格拉底听到对他的指控后本来可以选择自愿流放。但是他依然留在雅典，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法庭的陪审团由大约500人组成。柏拉图的《申辩篇》记载了苏格拉底为自己的辩护，这是对他理智能力的光辉证明。它有力地揭露了原告们的动机和他们指控根据的不充分。他强调自己对雅典的毕生忠诚，他提到了他的军旅生涯和在审判将领们的事件中对法律程序的维护。他的辩护是强有力论证的典范，完全建立在引用事实和要求讲理的基础上。当他被判有罪时，他还有机会提议给自己定什么刑。苏格拉底不但坚信自己无罪，而且坚信他这样的生活和教导对雅典是有价值的，他提议雅典人应该让他得到应得的奖赏。苏格拉底把他自己和〃在奥林匹克比赛中赛马、赛车夺冠的人〃作了比较，他说，〃这样的人只是让你们表面上快乐，而我是令你们真正地快乐。〃因此他说，他的奖赏应该是〃由城邦出钱在名人院里奉养他〃，这个礼遇是只有声名显赫的雅典人、将军、奥林匹克冠军和其他杰出人士才能荣享的。陪审团在他的傲慢面前颜面扫地，最后判处他死刑。
最后，他的朋友们试图提供机会让他越狱逃跑，但是苏格拉底坚决不从。正如他拒绝在陪审团面前提及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来打动他们一样，现在他也没有为他的学生克里托的恳求所动，克里托曾说，他不想自己也得想想他的孩子们。他如何能够收回他曾经教导别人的东西，抛弃自己对真理永远忠贞不渝的信念？苏格拉底相信，逃跑就是违抗并损害雅典和雅典的法制，那将是在追求一个错误的目标。法律对他的审判和死刑并无责任；有责任的是那些误入歧途的原告们，是阿尼图斯和美勒托，是他们犯了错误。因此，他服从法庭对他的判决，以此证明他对法制的尊重。
柏拉图在他的《斐多篇》中描绘了苏格拉底喝下毒药后的最后时刻，〃苏格拉底摸了一下自己，说等药力抵达心脏，他就完了。他已经开始变冷……说出了最后的话，'克里托，我还欠阿斯克勒比俄斯①一只公鸡；千万别忘了替我还上'……这就是我们这位朋友的结局，我认为他是他的时代所有人中最优秀、最睿智、最公正的人。〃
第三部分 9。柏拉图的生平
柏拉图于公元前428/427年生于雅典，这是伯里克利去世的第二年，这一年苏格拉底大概42岁。雅典文化欣欣向荣，柏拉图的家庭也是雅典的名门望族，他幼时接受的教育包括雅典文化在艺术、政治和哲学各方面的丰富内容。他父亲把自己家族的世系追溯到雅典古代的君王们，并继续往上追溯到波塞冬神。他的母亲珀里克提俄涅是查米底斯的姐姐、克里提亚斯的表妹，这两个人都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随着雅典的衰落而出现的短暂的寡头统治时期的领导者。在柏拉图幼年时期，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改嫁给了皮里兰佩，此人曾是伯里克利的一个好朋友。尤其是在他母亲这一边的先辈中曾有一位是立法者梭伦的一个朋友，而她家族的另一个远亲则是公元前644年的执政官。
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柏拉图学到了很多有关社会政治生活的东西，并在早年就培养了一种为公共政治服务的责任感。但柏拉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阶段的亲身见闻影响了他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态度。他看到这种民主制产生不了伟大的领导者，他也看到了它如何对待雅典城邦最伟大的公民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受审时柏拉图在场，并且愿意为苏格拉底的罚金作担保。雅典的衰败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这些很可能导致了他对民主制的绝望，转而开始构想新的政治统治概念，在这种概念中，权威和知识适当地结合在一起。柏拉图总结说，如同在一艘船上，领航员的权力是建基于他的航海知识上的，国家这艘船也应该由某个具备充分知识的人来领航。他在《理想国》中详细论述了这一主题。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大概40岁的时候，他在雅典建立了学园。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西欧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所大学，柏拉图掌管学园前后凡20年。学园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原创性的研究追求科学知识。虽然柏拉图尤其关注于对未来统治者的教育，不过他确信他们的教育必须包括严格的理智活动——这里他是指包括数学、天文学和声学在内的科学研究。学园对科学的强调和柏拉图同时代的伊索克拉底①形成鲜明对照，后者采用了更加实用的方法来训练青年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科学在伊索克拉底那里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因为他认为纯粹的研究没有丝毫的实际价值或人文意义。但是柏拉图将数学纳入课程安排的核心，他认为，为那些将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所做的最好的准备是对真理或科学知识超功利的追求。一群出色的学者加盟学园造成了超出以前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知识的重大的进步，这也使得著名数学家欧多克索率领他的学派从西西索斯赶来与柏拉图在雅典的学园合并。
苏格拉底被处死使柏拉图对政治的幻想从内心深处破灭了，使他个人从积极的公共活动中退出来。不过柏拉图继续教导说，严格的知识必须被用来对统治者进行正确的训练。他由于这一观点而声名远播，他受邀至少去了叙拉古三次以教导年轻的僭主狄奥尼索斯二世。他的努力没能获得成功，因为他对这个学生的教育开始得太晚了，而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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