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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新闻人的江湖-第4部分

小说: 新闻人的江湖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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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业界领袖地位的商业媒体,哪怕他从骨子里觉得讨厌。换言之,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利益的分上,徐也会善待他。事后发生的一切,证明友人的判断完全正确。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5)

2009…11…24 20:52:13 本章字数:1129

回头看,我的那位媒体朋友还有自知之明,晓得徐是卖个“佛面”。事实上,现实中看破自己“僧面”轻微的商业记者并不是很多。据说,很多记者都认为联想创始人柳传志把他们当朋友。一位媒体圈内颇有影响的总编辑说,这只是柳善于做人的缘故,事实上柳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记者朋友。

究其本质,财富明星们热待记者,不是因为媒体对他们的商业有着难以估量的正面价值,就是担心媒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属性坏了他们的事业。在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时候,他们希望媒体能够给他们以支持,商业上的支持是吹捧他们的公司和产品,道义上的支持是监督那些对他们不够友好的衙门作风浓厚的衙门人。我的一个前同事曾满怀义愤地说,某某不是个好家伙。她的理由是,2000年前某某三天两头寻她和她的哥们姐们,一旦要去纳斯达克上市,便一阔脸就变,现在更不用说了,上富豪榜了,想请他的秘书捎个电话都成问题。

其实,也没有什么想不开的。财富明星们早就通过一些途径传达过他们对媒体记者的认识,只是大家沉浸在友谊的假象中未能觉察而已。2002年前后,我听过一个业内笑话,说北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财富明星,领着几个下属去上海出差,晚上在一个休闲娱乐场所,觉得无聊之时,对一个下属说,打电话喊几个记者过来玩玩。闻者打趣说,怎么你的口气,就跟找几个“小姐”来玩玩差不多?

或许,以“小姐”来比照财富明星心目中的商业记者,可能过了些。但商业记者的价值在财富明星那里真的是“公器”的价值,而非记者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从《财经》对银广厦的揭露,到被商业媒体穷追猛打的“新疆首富”、“上海首富”,过去的几年里,财富明星们对商业记者的态度已经大为好转。他们没有想到,从前都将他们当做伟大的商业故事中的主人公来描述的记者们会真的朝他们砸“砖头”。当亿万富翁孙大午在媒体的声援中走出囹圄,摆脱牢狱之灾,有财富明星感叹: 他们的力量真的不容小觑,他们还真的可以为我所用啊!

为我所用的时候,当然不止于身陷囹圄的那一刻。2004年初,京都众多房地产专线记者都收到一位京都地产大亨的电子邮件,声称当年的房价还会再涨。一时间,舆论四出,“涨”声如潮。末了,建设部官员公开不点名地批评该地产大亨,利用媒体炒作房价。

平心而论,财富明星利用媒体,瞧不起商业记者,也与部分记者和部分媒体的不自重相关。个别记者一接过财富明星们的“红包”,什么公器,什么公共利益,什么商业道德,就统统去***,连装都不愿意装了。最经典的丑闻,当数拿金元宝替财主消灾的真实故事。少数媒体以公共利益的名义,用“黑吃黑”的方式,逼迫财富明星们去他们的媒体上做广告,很有些绿林好汉的味道。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6)

2009…11…24 20:52:14 本章字数:1079

卸任不久的IBM前董事长郭士纳,在他亲笔写就的自传中一点都不隐讳他不太瞧得起记者的态度。他说,他在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每年接受采访的次数不过两三次。他坚称,他总是拒绝和四类记者打交道: 那些认为只有坏消息才叫新闻的记者;那些为了抢头条而不惜牺牲报道内容的记者;那些让你认为他们是在有倾向性地进行报道活动的记者;那些就是不喜欢你的记者。曾有美国商业记者抱怨说:“当我给微软的比尔·盖茨打电话时,他从来都是亲自接电话,为什么郭士纳做得那么差劲?”郭士纳的解释是,他只接受一个有精确的采访提纲,并对IBM认识深刻的记者的采访。

仔细品味这个异国财富明星似乎很有道理的话,除了说明要求采访他的记者大多数时候总是浅薄和泛泛而谈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我觉得,有两点,一是他的傲慢和偏见,另外就是潜伏在他内心深处的对媒体的利用之心。

当我面对张维迎

当张维迎处于风口浪尖,他到新闻媒体上自我辩护,何错之有?我们在观念的自由市场上,给他一个自由兜售观点的摊位,有何不妥?新闻自由不仅是记者的自由,是利用媒体攻伐张维迎的人的自由,它还是张维迎的自由。

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张维迎有没有撒谎,我是否应该将他的言辞刊载出来?当记者审慎的怀疑精神与来自采访对象的权威的非真实信息发生冲突时,我建议我们接受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总编辑杰克·富勒的观点:“先刊载了再说。”

口水新闻的价值在哪里

采访张维迎,对我而言,完全是一个意外。

2007年11月26日傍晚,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问我想不想采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以下简称“光华”)院长张维迎。我一愣: 张维迎发生了什么事?

来电者说,一封以张的同事、另一位光华教授的名义发表的网络版公开信,指责张维迎内斗,骂他品行“卑鄙肮脏”,是“流氓”。

我突然想起,此前的那个深夜,凌晨3点的光景,年轻的同事苏永通在MSN上问我: 是否认识光华的老师和学生?

光华是中国商学院的翘楚,是中国版的哈佛商学院,每年都有数十名高考状元来到试图成为世界顶尖商学院的光华。它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成为好事者津津乐道的新闻。

此前半年,张维迎的另一位同事、享誉海外华人经济学界的一位教授,被光华院长办公会议免除了教职。该教授在网络上给教育部部长周济写了封公开信,意指: 他被开除是因为他在院长张维迎“扶正”一事上“站错了队”,张维迎狭私报复。搞得知识界和新闻界沸沸扬扬。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7)

2009…11…24 20:52:15 本章字数:1174

苏永通这样问我,让我感觉到,光华可能又出事了。但我没有多问,只是简单地回答他: 我不认识光华的人。

来电者继续说,张维迎现在受到很多新闻媒体的围攻,大家都希望采访他。但是,他被新闻媒体搞怕了,对记者避之惟恐不及。但是,躲,不是办法,他的朋友建议他,既然躲不了,索性选择一家权威的新闻媒体,接受他们的访问。他已经接到苏永通以《南方周末》名义呈递的采访提纲,但他担心生于80年代的苏永通过于年轻,无法对话,希望报社可以增派一位年长点、有点阅历的记者。

来电者问我:“有没有兴趣和苏永通一起采访张维迎?”

老实说,我个人对张维迎和同事之间的恩怨情仇没有任何兴趣。教授之间的网络掐架,不过是一场斯文扫地的“口水战”。我们津津乐道,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这些夺人眼球的名头。公众对名人、对名校、对丑闻与生俱来的猎奇心,鼓励了新闻媒体探头探脑的热情。

如果这件事真的算是新闻,也不过是则“口水新闻”。其价值,充其量只是一些口水价值,最多只能满足隐藏在普通人内心深处幸灾乐祸的阴暗的心理需求。我一直认为,一则具有新闻价值的报道,应该同时具备口水价值和公共价值。口水价值关系到大众的娱乐生活,公共价值关系到大众的公共利益。这则新闻的口水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公共价值呢,我实在找不到。

出于对来电者的尊重,我回复说,我需要和报社作进一步沟通。

报社不仅感兴趣,而且还希望上头版头条。

报社的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张维迎与普通的经济学家不同,他已走出经济学研究的小圈子,成了媒体和读者瞩目的公众人物。他是多年前CCTV的“东方之子”,是几年前CCTV的“年度经济人物”,他是个是非特别多的人。从经济学家的道德,到顾雏军的倒下,再到大学收费的舆论,张维迎总是公共知识分子中遭受公共舆论“暴扁”的人。这一回,他出事了,我们将他的故事搬到版面上,是符合办报规律的。

端人饭碗,听人吆喝。既然报社有兴趣,我就应该放弃偏好,全力以赴。

写什么,怎么写

我和来电者很快联系好,确定下来,次日下午4点,在张维迎的办公室专访他。

采访前,我还和张维迎通了个电话。他希望我们的采访和报道远离人事纠葛,将着重点放在光华八年的教育改革上。我简单地答复说,可以,但是我们不能漠视新闻规律,完全置人事纠葛于不顾,装作啥事都没有。

当晚,我一直在浏览背景材料。感谢勤勉出色的同事苏永通,他让我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高的效率快速掌握了长篇累牍但整理得逻辑通畅、条理清晰的背景材料。遗憾的是,我仍然觉得这则新闻的价值,仅限于消耗我们多余的口水。

正文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8)

2009…11…24 20:52:17 本章字数:1224

第二天,坐在飞往北京的航班上,我苦苦地想,我怎样才能挖掘到“形而上”的价值元素,超越“口水新闻”的“形而下”。无论是我个人的兴趣偏好,还是《南方周末》的品位诉求,都强迫我回归严肃新闻的起点,突破“骂街新闻”与生俱来的瓶颈。

第三天夜晚11点,当我和苏永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写什么、怎么写了。

我们要写“形而下”的“口水冲突”。采访双方当事人,平衡报道这件事。

我们还要写张维迎是个怎样的人。这是人类的好奇心决定的,也是放大新闻传播价值的需要。我希望我们呈现的报道,不止于“形而下”的口水价值。我希望我能在报道中呈现人的命运、光华的命运、院长负责制的制度安排、西方商学院模式的中国境遇。我想将这些内容装入我们的报道,就像佛像装藏一样。

知道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将文章构架设计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作为由头的“内斗接着内斗”,就事论事地表现张维迎和两个同事的内部纷争,以及他人对这个事件的看法;第二部分,作为主体的“张维迎是个什么样的人”,追问张维迎本人以及熟悉他的人;第三部分,作为纵深的“偶然还是必然”,探寻张维迎和光华老是出事的环境和制度要素,进一步说说张维迎是个什么样的人。

虽然我的报道牵涉到环境和制度要素,但我不希望强行将张维迎的“人事门”解释为改革的遭遇。我期待的稿件是张维迎一个人的叙述,所以,我自己拟定的标题不是见报的《争议张维迎》,而是《张维迎: 风口浪尖誓言忍辱负重》。我这样做,是希望我的报道尽可能地客观中立,既然该文的信息主要来自张维迎,那我就不能自己跑出来指手画脚,随意地给张维迎和光华贴标签。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谋划得再好,实施的结果也总难免大打折扣。何况,我预先的谋划最多算得上“取法乎中”。稿子面世后,反对张维迎的人在网络上嘲笑他,说:“黔驴技穷之下打出悲情牌,唱出《窦娥冤》。以都是改革惹的祸,为光华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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