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武器-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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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梁科长头上都渗出了冷汗，因为他在名单最下面看到广州公安局两位领导的名字，有两部车是他们儿子的名字，不觉心情低沉表情严肃起来。他知道处长为什么不敢查下去了。
王媛媛苦笑着说：“我们顺着这条线索追查的目的是要找出当时这些车的车主在干什么，如果我们把这八百部车都一一查出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车不是在高级餐厅、五星级酒店，就是情妇的豪华别墅，或者……如果公布出来或者被不小心泄漏出来的话，广州市党政军三套班子就会陷入瘫痪。”
三人想想这事，都各想心事，每个人心情都很沉重。大家默默吃起来，杨文峰夹了一块日本牛肉放进嘴里，细细品味着。
王媛媛独自喝了会酒，抬起头说：“现在只有你们那个线索了！”
“你是说我们那堆缺胳膊少腿的尸体！”梁科长带着嘲笑地说，杨文峰听到这话，差一点把嘴里的牛肉喷在桌子上。
“你这人怎么这样。”杨文峰不满地说。
王媛媛关心地伸手过来给杨文峰拍背，梁科长用眼角瞥见，没好气地顶道：“我怎么啦，你不会那么娇贵吧，不就是十八具残肢断臂的尸体吗？！”
杨文峰突然站起来，怒目盯着梁科长。王媛媛一看气氛不对，马上站起来按住杨文峰坐下，安慰道：“大家都不好过，不然我们就放弃这个案子？”
杨文峰愤愤地说：“那些尸体都是有名有姓的人，我最看不惯你这样议论尸体的样子。其实这个案子有最好的突破口，你们如果把那些尸体当人看，只要找到那些尸体姓甚名谁的话，再顺藤摸瓜，就可以破案了。可是你们堂堂的公安局竟然一年多都找不出人家是谁，你们干什么的！？”
其实杨文峰一早就提出过这点，公安局当然也不糊涂，只是一年下来却在最重要的破案关键上毫无头绪，至今连受害人是谁都不清楚。梁科长低着头喝酒，自言自语地说：“我说杨文峰，我们生活在不同世界里。你觉得天经地义的玩意，我们却无法办到。这就是这个世界。”
“什么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只有一个！”杨文峰气不打一处来。
“世界也许只有一个，可是我们却生活在不同角落里，不同层次里，我们看到的世界也自然不是同一层的。你看的和我看的就是不一样。”梁科长声音中有了些认真，杨文峰也安静下来，思索着梁科长的话。“如果是广州市城市人口失踪了，早有人报案，我们也可以对照尸体找到线索。可是，这十八具尸体显然都是外地来广州打工的农村人，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广州，大多数人不使用身份证租房子，只是十几、几十人拥挤在一起，我们根本没有他们的任何资料。这样的人广州市往少里说至少就有两三百万。每天几乎都有人因意外或者疾病死亡，这还不算每天至少有十起失踪案件。可是就算他们报到公安局，我们又能够怎么样？这些民工，只要不闹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就算死了残了，谁又可以帮他们呢？这些打工者的家人又多在千里迢迢的内地农村，一般也就是逢年过节收到他们从城市邮寄回去的钱，才知道亲人在外乡怎么样、是否还活着。就拿我们这个案子中的十八具尸体来说，这些年轻的受害人的父母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子女早成为白骨了，我们到哪里去找他们？你杨文峰说起来容易，倒好像我们不关心受害人和其家属，你哪里知道我们的难处！”
杨文峰不再言语。大家吃完后也就分头离开了。
一个人回到住处楼下，他打开信箱，里面只有一封李昌威的来信。李昌威保持每个月至少给舅舅写一封信，杨文峰也无意识地每个月盼望他的来信。不像两人在一起时的木讷少言的昌威，在信中他总是很“有条有理”的滔滔不绝。虽然昌威的这些“条理”并不符合杨文峰的逻辑，有些还让他觉得难以接受，可他每次都把外甥的来信翻来覆去地看好几遍。渐渐的，昌威这孩子给了他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一种是这孩子太简单，使用了简单的方式思考复杂的社会问题，使用了街边盲流的单纯和简单的眼光扫视神秘莫测的大千世界；另外一种印象则正好相反，他从昌威的信中隐隐感觉到这孩子“真不简单”，不简单得让这个有学问的舅舅都觉得深不见底似的。
上次他给姐姐打了电话，劝说姐姐同意昌威外出打工，他没有告诉姐姐他真实的想法，他其实是想让读了很多书的外甥能用自己的眼睛多了解外面的世界。回到家，他打开昌威的信。
舅舅：我又自由啦，你给妈妈打电话还真管用，她同意我外出打工，我现在正和同乡们一起坐在到上海的火车上给你写信。
本来不想坐火车，有点贵，可是这段时间湖北境内到处是下岗工人堵截公路，还有农村一些喊冤的人抬尸体堵路，结果从家乡到武汉的长途车多走了八个小时才到。到武汉后，我们就决定改坐火车。
工人下岗后听说还有几百块钱，当然有的只有一百块，可是这也比我们八九亿农民要好得多呀，我们什么也没有，不是吗？有时我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闹，何不像我们一样背着包袱到处打工去？是谁规定城市的人就一定可以当工人拿工资，农村户口的人就只能背着包到处流浪？这公平吗？农民抬尸体堵路我就有些同情，农民有冤无处伸，有屈无处诉，只有抬着自己被屈死的亲人的尸体才能够引起当局的重视。
改革开放让你们城市居民先富起来啦，其中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纷纷移民西方民主国家成为先民主起来的一部分，哈哈，我看呀，我们这些农民打工仔打工女，离开土地也就先自由起来。这就是我们有人先富起来，有人先民主起来，有人先自由起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虽然现在心里充满彷徨和迷茫，但总觉得有希望。虽然我知道自由是有限度的，但自由的感觉真好。在武汉火车站，我们一起买好火车票，可是却不许进入候车室，我们这些民工被安排在广场上的民工候车处。我上厕所时，看到他们里面的候车室很好，还有椅子，那里有军人候车室，有学生候车室，也有普通的人的候车室，不过我们民工就是不能进去。舅舅，我在书上看到，在美国四十年前有一个黑人妇女勇敢地进入白人的公共汽车，争取和白人同坐一车，我想，你说如果我硬是进入只有你们城市人或者大学生专用的候车室，那会怎么样？你会为我写一篇报道吗？我知道公安会把我赶出来，甩出来的。
舅舅不用紧张，我只是开玩笑。我们这些真正的民工是不会给任何人制造麻烦的。我们自由了，这已经很不错了，还争个什么？我们从来不为政府为城市人添乱。记得上次你在广州多次告诉我的湖北老乡孙志刚在广州被公安人员活活打死的事件，现在再次成为盲流，我就对这事有了新看法。
严格的说，孙志刚不是盲流，他是大学毕业生，是去广州找工作的。我们盲流中最高的学历也就是高中啦，很少大学生。孙志刚之所以被公安干警活活打死，不能全怪人家公安。孙志刚也有责任，是书本害了他，也是老师和学校多年灌输给他的世界观害死了他。因为我自己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在我们学校灌输的世界观里，这个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无论你是工人农民解放军，无论你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你都是国家的主人，人人平等，享有宪法赋予的平等的崇高的权利。可是如果你真有了这样的世界观，而去当盲流的话，你就是不死，也会天天被人家毒打的。我们出去流浪，离开家乡出去找工作，首先我们就必须知道我们是低人一等或者好几等的农村人，我们没有办法和城里人比，我们不能妨碍任何人……，忘记宪法，忘记人民的主人这些屁话，没有尊严最好，如果万一有那么一点尊严也最好收起来，总之忘记学校老师教你的世界观。这样我们就安全了！孙志刚却因为是大学生，因为读了一些书就忘记了做农民的本色，还以为自己是个人，他在城市人、在公安同志的眼睛里，和盲流无异。你没有什么权利，如果人家要赶你离开，你最好蜷缩在那里，像猪一样被运走，千万不要抗争，更不要反抗。记住，阿Q这样的人一般不会被打死，鲁迅先生写得太极端，大家都喜欢阿Q，统治者也一样，哪里舍得打死他？可是如果你抗争甚至反抗，那很可能会像孙志刚那样被活活打死。
退一步说，一个地方不要我们，我们还可以到处流浪，找新地方去。我们毕竟还拥有宝贵的自由！
再说，舅舅，一个人出来闯，也总得学会一些保护自己的绝招。我们没有家，也不和家人在一起，到处流浪，很多时候会和城市人发生冲突，如果是那样的话，千万不要和人家讲道理，道理不是讲出来的，道理是权力和武力打出来的！我们出来的时候，都有前几年出去的老盲流专门交代我们，如果遇到人家城市人、人民的公安打我们，我们只要学会几个姿势，保护住自己的脾脏，肝脏、眼睛和鸡巴就可以了，人家一般拳打脚踢一阵子，发泄完了，也就收手啦。这些我都学会了。
舅舅，我讲这些是让你放心，你上次交代我的注意事项我都记下来了。我不会因为读了很多书就忘记自己是一个盲流，你不要为我担心，再说，我只有一条手臂，有良心的人都不会来欺负残疾人。
前天，妈妈一直把我送到村子口，最后离开的时候，我都不敢回头，我受不了妈妈止不住眼泪的样子。舅舅，你今后可以每个月给妈妈打次电话吗？我写信告诉你我的情况，你再告诉妈妈，让她别担心。
我有离开家乡和妈妈的经历，所以这次我不会哭了。可是和我一起出来的几位男女同乡，他们中学刚刚毕业就离开，结果还没有出村子，眼泪就哗哗乱流。有些到了武汉眼圈还红红的。不过，我知道，这不算什么问题，只要在外面流浪几年，你不但忘记了如何去流泪，而且甚至会想不起为什么哭以及如何去哭了。
你说写东西要从自己熟悉的着手，我就写一些小诗邮寄你看，你修改后暂时留在你那里，我怕自己东走西奔，把那些稿子弄丢了。
眼泪之歌：白天我们不哭，因为没有人会停下来看，晚上我们也不流泪，因为没有人会帮我们擦干。
你哭是想人家同情，你流泪是想人家爱怜，所以无论白天和夜晚，我们不哭，也不流泪。
可是夜深人静当我们进入睡眠，眼角的眼泪总是无法抹干，因为一闭上疲惫的眼睛，梦中总有爱我们的人出现。
舅舅，等我到上海找到工作，再给你写信。上海有多大？那不是你当年读大学的地方吗？家乡回来的人都说那地方每个人都穿西装，就是盲流也一定需要穿得整齐才可以进去，是这样吗？我有些兴奋，不知道自己穿上西装是什么样子的。
外甥：昌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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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垃圾之歌
北京公安部法医中心那位“可以和尸体交谈”“能够让死人开口”的专家勘查了三天尸体，只在报告上写了四个字“器官移植”算是作为结论，然后就匆匆飞回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