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武器-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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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受剥削和压迫最深的。这里的盲流民工拿到手的工资表面上看来要稍微高过内地一些地方，但是如果和当地的生活消费开支比较，就知道这里的盲流民工如果靠老老实实卖力气赚工资的话，往往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很多内地盲流当时东挪西凑买了南下的火车票，到这里拼死拼活干几年后，存下的钱除再买一张火车票回家之外，所剩无几。但就是这批忍受剥削和压迫的盲流民工使得中国争得了“成本低”的名声，而且正是他们使得中国在短短十几年里，成为“世界工厂”。
前几年，这里的民工认识到没有出路而纷纷离开，结果造成了民工短缺，后来严重影响了外资和合资工厂。就在有些工厂主考虑增加工资时，某种势力为了维持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为了保持中国“劳动力价廉物美”、“成本低”的优势，而无形中从内地调动了更多的盲流过来。
这些我都听说过，但我们无能为力。既然离开农村，就要找工作，至于人家给多少钱，由于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更加没有一个保护盲流民工权益的机构，盲流民工们并没有选择。但我想，这样的情况迟早会有变化，也一定会结束的。虽然我自己还不清楚以什么方式结束，什么时候结束。
我想这次到广东地区，一边找工作做的同时，一边把广东地区的《盲流指南》编写好，这里有很多有文化的盲流，不用多麻烦，我就找到了多个合作伙伴。我还想，要不失时机的把福建的情况通报给大家，让他们知道我们也有选择，不一定要留在广东。
我觉得生活过得越来越有意义，也越来越充实，虽然这些年我挣的钱只够糊口，稍有剩余也都投进了《盲流指南》里，但却很满足。特别是看到像我一样的盲流兄弟姐妹们互相传看我发起编写的小册子时，我真好像有一种“大侠”的感觉。
哈哈，由于我没有钱买手机，又居无定所，所以各地编写的《盲流指南》小册子都没有留地址电话。所以这些年下来，我走过的地区大家都知道有本小册子叫《盲流指南》，他们也都知道编写这本小册子的是个独臂人。大家喜欢这本盲流自己的杂志的时候，就称编写者为“独臂大侠”，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号是在杭州，我当时都兴奋得要飘起来啦。我拾起一枝柳条，坐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幻想自己在西湖边杨柳中飞舞“独孤九剑”的样子……后来，我所到之处，都留下了“独臂大侠”的踪影。只是从来没有人当面叫过我“独臂大侠”，我想，这也难怪，就我这副样子，离“大侠”的称号实在相差十万八千里。
能够为和我一样的盲流做些事，而且受到他们的肯定，比什么称号都让我满足。广东的盲流发展较成熟，我在广东编写小册子时不但得到人力支持，而且印刷厂听说我是印刷《盲流指南》，就免费印刷，连成本和工本费都不受。他们说，只要多盗版两本书，就赚回来了。
在我接触的所有盲流中，深圳东门的姜老伯给了我很深的影响。他老人家七十多岁，靠乞讨为生，在乞讨的生活中，他收留了八个六到十四岁的乞讨儿。他们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家庭。姜老伯收留的乞讨儿中有些是被有黑社会背景的乞讨集团控制的，姜老伯帮这些孩子改过自新。他告诫这些孩子：乞讨和打工挣钱光荣，但盗窃和加入黑社会就绝对可耻。
那天在棚屋里，刚刚认识我的姜老伯听完我的介绍后，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由于盲流特别是盲流中的年轻人和孩子，从小离开家和大人，对好坏和善恶的认识有限，结果他们成为沿海地区黑社会和黑势力竞相发展的对象。姜老伯说，他自己收留这八个孩子，能够让他们不陷入黑社会的控制，就满足了。他希望我的《盲流指南》能够在这方面多发挥作用。我说，我对黑社会和黑势力不清楚。姜老伯说他可以介绍人和我认识。
从那以后《盲流指南》里又加进了如何识别黑势力、黑社会的内容，都是由姜老伯介绍的人撰写。我看过一些，有些害怕。
不久我发现广东也有一些为盲流谋福利的组织，例如最近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台湾传销网，组织者不但不歧视盲流，而且还以我们盲流为发展对象。很多在工厂吃不饱睡不好的盲流加入这个传销网后，获得了新的生活。
上面这些事加在一起，让我感到一些希望，让我不再像以前一样，看不到盲流的未来，看不到盲流有什么希望。
不过最近两年，总有人想找我的麻烦，我不清楚他们要干什么，但他们好像对我的《盲流指南》很忌讳又很有兴趣。我很不高兴。后来舅舅竟然也两次问到我的《盲流指南》，我真不知道大家都怎么了，这只不过是一本让我们盲流找口饭吃找个地方躺下喘口气的小册子而已……2008年七月底，那时我已经来到厦门，舅舅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吓了我一跳，舅舅的脸色像土，仿佛苍老了十岁似的。
我从来没有看到舅舅用那么严肃的表情，那么急切的手势和那么恳切的声音同我说那么多话。我一开始都没有听懂，舅舅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
“……决战境外……台海必有一战……盲流……致命武器……”我终于听懂了，但我却怀疑自己这一辈子都搞不懂，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心里一片空白，大脑一片混乱，一半血液在沸腾另外一半又好似冰冷得凝固了……“这些狗娘养的！”那是我当天唯一能够说出口的话，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开口骂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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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决战境外
2008年7月18日下午2点，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周玉书？”总统脸上混杂着讥笑和愤愤不平的表情，“一名国家安全部的小小局长十年前提出的计划，竟然让我们中央情报局大大的局长搞了十年才弄到手？”
“总统先生，我们尽力了！”戈斯觉得该说清楚的时候不能一直唯唯诺诺，否则今后别想再在华盛顿混了，“我们对北京的人力情报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说，还是让人满意的。”
“让人满意？”
“让谁满意？”
“让北京满意吧！”
“哈哈……”
戈斯对于副总统和国防部长的冷嘲热讽置若罔闻。他神情凝重地说：“1989年冷战结束之时，当美国人民嗅出让人振奋的和平气味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刮过来血雨腥风。从那时开始我们一直把和平演变中国作为首要的目标。冷战结束后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北京采取两种主要的工作：一是突破中共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封锁，想法设法把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带进中国，传遍大陆；二是培养扶持已经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国民运精英展开各式各样的民主运动。这两个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用和平的手段演变中国政治制度，推翻中国共产党一党统治，力图在北京成立亲近西方和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政府。
“很遗憾的是，这两项工作都以失败告终。虽然我们把麦当劳汉堡包店开到了中国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中国人也习惯了在披萨薄饼门前安静地排队，而且他们还发明了使用白切鸡的调料吃肯塔鸡的中国特色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但是由于北京连搞几次反精神污染并且多次借机煽动仇美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那些年在北京传播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努力基本上都白费。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美国的带头下，把绿卡和永久居民身份证发给了近百万的中国留学生，希望他们在反对中共的暴政中无后顾之忧，但他们很快就摇身一变，成为回去投资的爱国华侨或变为输送技术和科学知识回国的海归，和我们希望他们输送自由民主思想回国的期望背道而驰。加上中共对于异议人士采取流放出国的策略，割断他们和祖国的脉络联系，使得他们出来后成为‘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斗士，无用武之地。”
“中央情报局是什么时候承认失败的？”总统打断他的话。
“他们什么时候都没有承认失败！”国防部长阴阳怪气地小声调侃道，“他们只承认自己没有胜利而已！”
“1996到1997年台海发生严重危机时，我们意识到是该改变策略了。以前我们太小看中国，以为只要使用和平演变策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这个国家，更换北京政府。没有想到的是，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国力日益强大。1997年台海危机期间，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在积极对那个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过程中，却因为轻视而忽略了部署搜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以致在北京突然针对台湾进行实弹演习时，我们措手不及。最后出动了两艘航空母舰才让北京知难而退。1997年台海危机成为我们中央情报局对华工作的分水岭，从此以后，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把北京提升到主要的对手的位置上，中央情报局的工作退回到以收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为主。
“我们对于中国大陆的情报收集框架主要是和台湾密切配合，分工合作。原则上我们主要靠技术手段收集情报，而台湾方面则以发展人力情报为主，然后我们把双方的情报做交换。这一机制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还行之有效。例如我们使用间谍卫星把解放军的部署巨细无遗地拍照下来，然后有选择地和台湾交换；台湾拿过来和我们交换的主要是人力情报，他们同为中国人，发展间谍开展情报工作要容易得多。但这一美台交换情报的机制到台湾李登辉执政后期开始出现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戈斯呷了口特勤人员送上来的咖啡，继续道，“就像我们从来不对他们全盘托出一样，台湾也开始变得不诚实，甚至开始利用手中的人力情报有意误导我们。我们对于台湾的安全有承诺，我们是台湾的保护伞，但是，为了不加深台湾的不安全感以及避免他们走极端，我们在很多时候会有选择性地传递技术情报给他们。例如我们从来不向他们通报大陆核子武器的部署情况，因为那玩意报给他们没有任何益处，徒增不安而已。可是从李登辉执政后期开始，台湾政客为了迎合台湾本土民意，为了争取选票，他们把自己和一党的利益置于台湾利益之上，而把台湾利益又放在美国利益之前。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使用了手里的人力情报。例如，在1997年台海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虽然台湾已经从他们在解放军中的王牌特务中共少将刘连昆处获得了中共‘实弹’演习中使用空炮弹的情报——也就是说中共尚算理智，两岸并无擦枪走火的燃眉之急——可是台湾国安会当时给我们的情报却声称，北京已经准备好利用擦枪走火的机会对台湾实行点穴式的打击。由于我们在北京的情报人员并没有获得高层情报，无法证实台湾情报的真假，于是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结果美国动用了两艘航空母舰，并密令全球各大航母战斗群进入戒备，必要时立即驰援太平洋。台海危机虽然和平化解，但却奠定了中美对抗的基石。如果不是后来台湾的王牌特务刘连昆被北京抓获，我们到今天可能都不知道被台湾当局利用和蒙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