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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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的结构，还很难说。而TMV对于DNA结构的研究也不会起多大作用。

　　　　因此，现在还是应该认真考虑一下DNA的那些奇妙的化学特征。这是奥地利出生的生物化学家查戈夫（Erwin　Chargaff）在哥伦比亚大学首次发现的。二次大战以来，查戈夫和他的学生们一直致力于分析各种DNA样品，研究其嘌呤和嘧啶碱基的相对比例。在他们测定的所有DNA样品中，腺嘌呤（A）分子的数目和胸腺嘧啶（T）分子的数目非常相似，而鸟嘌呤（G）分子数和胞嘧啶（C）分子数又极其接近。并且，腺嘌呤与胸腺嘧啶的比例又因不同的生物来源而有所不同。某些生物体的DNA具有较多的（A…T）而另一些则具有较多的（G…C）查戈夫认为这引人注目的现象具有重大意义。这就是著名的查戈夫规律。可他当时并没有对此做出解释。我第一次向克里克介绍这一规律时，他置若罔闻，继续思考着其它的问题。

　　　　时隔不久，在和一位年轻理论化学家格里菲思（JohnGriffith）交谈几次以后，他又觉得这种规律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天晚上，听了天文学家戈尔德（Tommy　Gold）作的关于“完善的宇宙法则”的报告后，他们喝啤酒去了。戈尔德能言善辩的口才，使克里克联想到是否也可以提出一个“完善的生物学法则”。他知道格里菲思对基因复制的理论很感兴趣，于是就开门见山地提出所谓完善的生物学法则就是基因的自我复制。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细胞分裂和染色体数目倍增时，基因准确复制的能力。格里菲思并没有随声附和他的意见。几个月来，他倒是主张基因复制是在互补表面交替形成的基础上进行的。

　　　　其实，格里菲思的这种想法并非新鲜玩艺儿。近三十年来。它一直在那些对基因复制感兴趣的理论遗传学家中间流传着。这种理论认为基因复制需要生成一个补体（负本），其形贸状原体（正本）的表面相吻合，如同一把锁和一把钥匙的关系。在一个新的正本合成时，这个互补的负本就会起到模板的作用。然而有少数遗传学家对此持犹豫态度，缪勒（H。　J。Muller）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他受某些有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尤其是乔丹（Pascual　Jordan）的影响较深。这些人认为同类物体相互吸引的力量是存在的。而鲍林却不赞同这种观点。他尤其反对量子力学支持这种理论的说法。二次大战前夕，他曾和德尔布吕克（他使鲍林注意到乔丹的文章）联名给《科学》杂志写了一篇短文，郑重声明量子力学是赞同合成互补体的基因复制机理的。

　　　　那天晚上，看来老调重弹并不能使克里克或格里菲思感到怎么满足。他们知道，现在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这种吸引力的实质。克里克固执地认为，问题的答案并不在于特别的氢键。他觉得氢键不能确切他说明具体的专一性，因为化学界的一些朋友曾多次告诉我们，嘌呤和嘧啶碱基中的氢原子，可以无规律地从一处移到另一处，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克里克倒是主张DNA的复制与碱基平面之间的特殊吸引力有关。

　　　　幸运的是，格里菲思会计算这种引力。如果DNA复制的互补结构的设想是正确的，他大约能够算出不同碱基之间的引力。而且，如果直接复制确实存在，他也能计算出相同碱基之间的吸引力。这样，在分手时，他们都同意由格里菲思先试试这样的计算是否可行。几天后，当他们在卡文迪什茶室的人群中突然相遇时，克里克才知道，一些粗略的计算结果显示，腺嘌呤和胸腺嘧啶的平面应该是粘在一起的。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解释鸟嘌呤和胞嘧啶之间的吸引力。

　　　　克里克立即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这也就是查戈夫以前指出过的等量碱基对规律。他激动地告诉格里菲思，我最近曾对他嘀咕过查戈夫的一些古怪的实验结果。此刻，他还不能断定螺旋是否也与碱基对有关。但这些资料一经核实，他会立即把结果告诉格里菲思的。

　　　　午饭时，我进一步证实了克里克确实弄清了查戈夫的实验结果。他一边在阅读着格里菲思的量子力学论文，但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热情。因为，一方面，他知道格里菲思在受到压力时就不想再有力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了使计算得以进行，必要的时候他也可能忽视了许多可变因素。另一方面，尽管每个碱基都有两个平面，可是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另外，也不能排除查戈夫提出的规律可能与遗传编码有关。特定的核苷酸组必然以某种方式为特定的氨基酸编码。可以设想，腺嘌呤和胸腺嘧啶数量相当，也可能与一种决定碱基排列顺序的尚未发现的规律有关。除此之外，马肯姆断言，如果查戈夫认为鸟嘌呤和胞嘧啶数量相当，他可以同样有把握地否认这种现象。在他看来，查戈夫的实验方法必然过低地测量了胞嘧啶的实际数量。

　　　　然而，克里克还不打算抛弃格里菲思的设想。七月初的一天，肯德鲁来到我们的新办公室，对我们说查戈夫最近要到剑桥来呆一个晚上。肯德鲁已为他在彼得豪斯（Peter…house）旅馆安排好了晚餐。肯德鲁邀请我和克里克在晚些时候到他屋里去一起喝几杯。席间，肯德鲁总把话扯离重要的课题，只略微透露了一点克里克和我可能想通过建造模型来探索DNA结构。查戈夫是一位世界闻名的DNA专家。开始时，他对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想搞点什么名堂并没有多大兴趣。只是在肯德鲁提到我并不是个一般的美国人时，他才觉得他遇到的可能是个不好对付的人。他瞄了我一下，就更证实了他的感觉是对的。很快，他开始嘲弄起我的发型和口音。既然我来自芝加哥，我的言谈举止只能如此。我彬彬有礼地告诉他，我留长发是为了避免和美国空军人员混淆。当然，我的解释也证明了我在那样的场合下，人情世故还很不成熟。

　　　　当克里克不得不承认自己忘记了四个碱基之间的化学差异时，查戈夫对我们的轻视可算到了顶点。只是在克里克提到格里菲思的计算时，气氛才逐渐缓和下来。因为记不清究竟哪种碱基含有氨基，所以，他要求查戈夫写出它们的结构式来，才能定性地描述量子力学理论。克里克后来反驳说，他随时可以查到这些资料。然而，查戈夫仍然不相信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者怎样达到我们的目的。

　　　　不管查戈夫是怎样嘲弄和轻视我们，总得有人去解释他的实验结果。因此，第二天下午，克里克匆匆跑到格里菲思在三一学院的住处，以便弄清碱基对的计算结果。听到里面说“请进”时，他就推开门进去了，却发现格里菲思正和一位姑娘呆在屋里。他马上意识到现在不是谈论学问的时候。他请格里菲思把计算得到的碱基对数据再介绍一遍之后，就自觉没趣地退了出来。他把格里菲思的话记在一个信封上，就离开了。因为我于那天早晨动身前往欧洲大陆去了，克里克只好独个儿到哲学图书馆去查找资料，以消除对查戈夫的结果还存在的一些疑虑。掌握了这两方面的资料之后，他起初还打算第二天再去格里菲思那儿，但转念一想，他觉得格里菲思的兴趣并不在此。，而女人和科学显然不能二者兼顾的。

19

　　　　两周后，我和查戈夫在巴黎又见面了。我们俩都在那里出席国际生物化学会议。经过巴黎大学撒尔·瑞琪留（SalleRichelieu）大厅外的庭院时，他略带嘲弄地冷冷一笑，算是和我认识的唯一表示。那天，我老是盯着德尔布吕克。在我离开哥本哈根去剑桥前，他曾为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找了一个研究员职位，并为我安排了1952年9月开始由小儿麻痹症基金会（Polio　Fundation）提供的奖学金。这年三月，我曾给德尔布吕克写信，要求在剑桥再呆一年。他就毫不迟疑答应把我的奖学金转至卡文迪什。德尔布吕克如此令人高兴的爽快，是由于他对按鲍林那种方式进行结构研究是否真有价值，还捉摸不透。

　　　　现在我随身带着TMV螺旋的照片。这一回我愈发相信；　德尔布吕克最终会完全理解我为什么如此热爱剑桥。和德尔布吕克短短的一席谈话，并没有看出他的观点有重大改变。我提纲挚领他说明了TMV是如何构成一个整体的，对此他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我又急急忙忙地叙述了我们试图通过制作模型研究DNA结构的情况，他还是显得毫不在意。只是在我提到克里克才智超人时，他才有所触动。糟糕的是，后来我把克里克的思想方法和鲍林的等同起来。而在德尔布吕克看来，没有一种化学见解能与遗传杂交相媲美。那天夜里已很晚了，遗传学家伊弗留西（Boris　Ephrussi）突然提到我在剑桥的风流韵事，德尔布吕克就非常厌恶地连连摆手。

　　　　后来，鲍林突然光临，引起国际生化会议全场轰动。这可能是因为他去伦敦的护照被吊销一事曾被报刊大肆渲染，从而使国务院改变了主意，允许他来炫耀一下α螺旋的。于是，在佩鲁兹演讲的会议上很快为鲍林安排了一个报告。这个消息是在他报告前不久匆匆发出的，可是会场还是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人都想优先获得新的启示。然而，鲍林的讲演尽是些旧调重弹，只不过略带幽默感罢了。他的话里没有惊人的新见解，也看不出他到底想些什么。尽管如此，除了看过他近来文章的我们寥寥几个以外，全场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演讲结束后，崇拜者蜂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而我却没有勇气挤到鲍林和他的夫人海伦（Ava　Helen）面前，而回到附近的特里亚农（Trianon）旅馆去了。

　　　　威尔金斯在外边徘徊着，显得愁眉不展不是滋味。他是赴巴西途中路过巴黎参加会议的。他将在巴西讲授一个月的生物物理学。他出席这次会议使我感到惊愕，因为这与他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他看不惯约两千名碌碌无为的生化学者在灯光昏暗的雕梁画栋的演讲厅进进出出。我们一边聊天，一边走向鹅卵石小路，他问我是否也感到会上某些演讲冗长乏味。象莫诺德（Jacques　Monod）和施皮格尔曼（Sol　Spiegelman）几位学者，倒是些热情奔放的演说家。但是，一般他说其他的演讲普遍显得枯燥乏味。即使演讲中有点他要归纳整理的新东西，他发觉那些演说也实在难以使他打起精神。

　　　　为了使威尔金斯振作起来，我陪他去罗尔蒙寺院（Abbayeat　Rovaumont）参加为期一周的噬菌体会议。这个会议是在生化会议以后举行的。因为要去里约热内卢，威尔金斯只能在此呆一个晚上，可他还是愿意同那些做过DNA巧妙的生物实验的人见见面。在开往罗尔蒙的火车上，他脸色苍白，既无心思浏览《泰晤士报》也没兴致听我闲聊噬菌体小组的事。当我们在整修过的希斯特辛（Cistercian）寺院的大房间里安顿好以后，我就去找一些自从离开美国就一直未见过面的朋友叙谈。我以为威尔金斯会来找我，可是后来他连晚饭也没有去吃。于是我就跑到他的房间，打开灯以后竟发现他府卧在床上，头扭向一边避开昏暗的灯光。他说在巴黎吃的东西不易消化、稍有不适，要我不用为他担心。翌日早晨，我收到他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他已康复，但要赶去巴黎的早班车，并就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