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花的身体:服装文明-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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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玛丽·奎恩特来到美国，美国人自由、开放的性格鼓舞了她的设计构想。1962年她设计的第一个系列刊登在美国的《时尚》杂志，立即受到了当地青年的欢迎。次年，奎恩特的“活力集团”公司宣告成立，以“迷你裙”为代表的少女时装猛烈地冲击着世界时装舞台。这股被史学家称之“伦敦震荡”的新浪潮，伴随着皮靴、“嬉皮士”长发的流行，给时装界带来全新的面貌。当然，有一个地方不在其列，那就是远在东方的中国，那里正在经历的另一场震荡更加剧烈——“文化大革命”将这个国家的人们划在了世界时装格局之外。
1960年代的西方是一个充满了动荡和变革的世界。那时的青年大部分在战后出生，这批被称为“战后的孩子”生长在和平富足的环境里，没有经历过经济萧条，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滋味。良好的教育使他们善于思考，但现有的一切又使他们惯于消费和享乐。他们藐视一切传统，反抗所有的成规，崇尚自由，强调个性，期待着与众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奇的服饰成为他们最直接的代言——从以运动衫、牛津裤为特征的存在主义者，到五十年代“垮了的一代”、六十年代的“嬉皮士”，无不以异于常人的装束来表示对传统的摈弃。
1965年，迷你裙和太空时装以更加强劲之势风行天下，奎恩特进一步把裙下摆提高到膝盖以上四英寸，这种被誉为“伦敦造型”的小裙子终于成为国际性的流行样板，被青年人狂热追崇。成年女性也以惊羡的目光接受了这一变革，各种款式的迷你装应运而生，新一代的设计师皮尔·卡丹、古海热、圣·洛朗、安伽罗等也都相继推出风格各异的迷你裙系列。甚至英女王伊丽莎白也为此推波助澜，这一年她访问美国，欣然观看了纽约时装机构为她举行的大型迷你裙表演。
这的确是个五花八门的时代，长发不再是女性的专利，工装裤跻入了时装行列，迷你裙大放异彩，年轻人的肉体展露成为性解放运动的突破口，比基尼泳衣、无性别和无上装服装都是这个年代的疯狂产物。即便是最保守的高级时装店也支持不住了！他们不得不拿起剪刀，悄悄地剪短了裙子的下摆。玛丽·奎恩特乘胜追击，又设计了雨衣、丝袜、内衣、游泳衣、鞋子以及化妆品。到了1970年代，她的产品已涉及室内家具、床上用品、针织服装、领带、文具、眼镜、玩具、帽子等。这位靠小裙子起家的设计师很快成为一个精明的企业家，由一个仅有二十台缝纫机的小作坊，发展到年收入一千二百万美元、拥有百余家时装商店的大企业。这些分布在全英国的时装店专营摩登且价格适中的时装、起皱衬衫、闪光的紧身运动衣等等。
1969年，迷你裙终于在“最后的疯狂”中演变为一种极短的紧身热裤。1971年，“伦敦造型”逐渐式微，裙摆急剧下降，新一轮的时尚又重新开始。
有趣的是，尽管时装界对于谁是“迷你裙”的真正首创者一直争论不休，被称为法国青年象征的古海热也坚持说：“我才是发明迷你裙的人”，但人们仍然将“迷你裙之母”的桂冠戴在了玛丽·奎恩特头上。对此，玛丽·奎恩特的回答或许比任何人都聪明：“迷你裙在法国是如何的……我不知道，而且这恰不是我个人说了算的。时髦的装束，依我所见，这是不可避免的。迷你裙并不是我或古海热发明的——这是由街上的少女设计的，设计家只是简单地预见到人们所要想的。”
2、旗袍·月份牌·过滤嘴香烟
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对强烈的色彩有一种天生的恐惧，因为这会使它的穿戴者一下就从灰蒙蒙的人群中区分出来，并被视为异端。所以他们喜欢穿灰色、暗蓝色、藏青色以及其它一切能够被吞噬和淹没的颜色，这种色彩恐惧症在文革后的中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那时的中国人被西方人戏称为“蓝蚂蚁”。
中国人是在“蓝蚂蚁阶段”过去之后，才得知自己曾经获此封号的。为了挽回颓势，他们开始了饥不择食的恶补：迷你裙、喇叭裤、蛤蟆镜、熊猫眼式的化妆、爆炸头……，这些在西方国家经历了漫长的服装变革才自然达成的时尚潮流，中国人用了几乎不到10年的时间就全部完成了。那是1980年代的中晚期，女人们踩着咯咯作响的高跟鞋，男人们抗着震天响的录音机奔走在泊来时尚的康庄大道上，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时的西方时装设计师已经在打中国旗袍的主意。
旗袍元素在西方时装中的一再运用，终于在1997年修成正果，那一年，妮可·基曼穿着Ｄior设计的鹅黄绣花旗袍走上奥斯卡红地毯，一场中装风暴在全球爆发。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讽刺，这就好比原本被自家抛弃的东西，却在别人检去的时候才看出它的好来。但不管怎么说，旗袍又回来了，并在王家卫执导的电影《花样年华》里，找回了昔日的辉煌。在这部影片中，由张曼玉扮演的女主角简直就像个专职模特，不断变换的26件旗袍令人眼花缭乱，那种低回的情调映衬在1930年代的背景里，恰与旧上海月份牌中的情景有着惊人的吻合。
上海的商业月份牌是在1910前后出现的，在1930年代前后趋于鼎盛；而起源于满族袍服的旗袍也刚好在此时改良成型。也就是说，商业月份牌发展成熟的阶段，也正是旗袍兴起的时候，所以，作为当时最流行的服装，旗袍得以大量地出现在这些具有广告效应的月份牌里，并被今天的人们所观赏：那些妖冶的女人们，当她们刁着时髦的过滤嘴香烟，穿着各式旗袍向人们推销香烟、肥皂、花露水、婴儿代乳粉以及一切可以推销的东西时，并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她们本身会构成一个时代的标记。
据记载：“旗袍源于清代的旗人之袍，是贵族的衣饰；现代意义的旗袍，诞生于20世纪初叶，盛行于三四十年代，一度成为中国女性服装的代表。行家把20世纪20年代看作旗袍流行的起点，30年代达到顶峰状态，很快从发源地上海风靡至全国各地。”作为旗袍的发祥地，上海女人自是最能体会旗袍的精妙。所以，当时的上海女人们常将裁缝带进电影院，让他们学习新片里出现的旗袍新款，以便能够快速准确地炮制出来。
传统旗袍的特点是衣裳连体，随体收腰，下摆开衩，凸显曲线轮廓。有收领、收襟、半袖、短袖、齐肩等多种样式，颜色更是五彩缤纷，面料多以锦缎为主，给人富贵艳丽，柔中含挺的感觉。有人把旗袍比喻成会跳舞的官窑瓷器，无论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只要穿上它，便显出高贵典雅来。
那正是迪奥“新形象”诞生的前夜，西方世界的时装舞台正遭受战争的打击，限量配给制度令欧洲的女人们不得不缩小她们的裙裾，简化她们的帽子，取消多余的配饰，时装正在离他们远去。中国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战争的阴云同样笼罩在中国的上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并没有给时装的发展留下多少空间。但意味身长的是，恰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旗袍保持了它最完整的面貌。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西方国家的服装业开始长足进步的时候，旗袍却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寿终正寝了。
事实上直至1949年初，旗袍还是中国女人最主要的服装之一。但是，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进城，人们的审美观忽然变了，那套南征北战的黄色军装成为了最时髦的“时装”。此后的旗袍风尚江河日下，并渐渐被一系列具有革命色彩的服装所取代：最初是那种双排扣的“列宁装”；后来是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再后来是一种叫做“布拉吉”的苏联式连衣裙成为年轻女性的最爱。到了1960年代，也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粮食、棉花大量减产，纺织品必须凭票购买，人们的着装开始以耐磨耐脏为标准，于是灰、黑、蓝，成为了整个中国的流行色。
有一个关于旗袍的小故事，说起来颇有意味。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将随丈夫出国访问。此前，王光美出访的装束基本上都是中式布衣，而1963年的这次，因为是出访非社会主义国家，所谓“艰苦朴素的观念”在那里极有可能遭到“漫不经心、不郑重、不尊重”之类的误解，再加上那些国家一国比一国炎热，所以礼宾司的官员要求王光美穿上旗袍。
准备期间，王光美在一次周末舞会上碰见毛泽东，便告诉他要去上海，问毛泽东要不要给在那里的江青带点什么。毛泽东便写了一封几句话的信。王光美交信时，从未以正式身份出过国的江青很快把话题转到旗袍，并很专业地指出要选什么颜色，裁什么样式，穿上之后要增加什么点缀。最后，这位第一夫人还举例说明：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裙，只别个胸花，便在珠光宝气的贵妇人之中显得非常独特。千万不要像某领导夫人，大红大花，那么俗……。王光美照她的话去做了，她那次的形象真是光彩照人，一身得体的旗袍为中国人挣足了面子。但也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后来被江青整得很惨，以至于旗袍也遭受牵连，一并被打入冷宫。这是后话，还是说王光美出国。他们到了缅甸，在避人耳目的海滨，刘少奇正与该国的首脑奈温进行密谈。
那边厢王光美则在海滩嬉水时闹出了一场乱子——她脖子上那串从礼宾司借来的珍珠项链断了！奈温闻讯，不但调来一个连的卫兵下海去摸，自己也跟着乱摸，刘少奇无论如何也劝不住。结果那些不知是真是假的珍珠还是一颗也没捞上来，奈温当即命人取来一串缅甸特产的红宝石项链，并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知道共产党不讲送礼，但中国的珍珠是掉在缅甸的海里的，我们应当赔。何况，红宝石，是我们国家的光荣。”对这串美妙绝伦的红宝石项链，王光美爱不释手，当天的晚宴便戴上了它，配合着漂亮的旗袍大出了一回风头。
作为文革期间的一个例外，王光美或许是最后一个将旗袍穿得这么轰动的人。此后旗袍彻底从中国人的视线中消失，直到西方的时装设计师重新将它“打捞”出来。
但此旗袍已非彼旗袍，经过西方时装设计师的颠覆性改良，旗袍无论在裁剪上还是用料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用当今的时尚话语来说，“Ｎ多人对旗袍前仆后继地热爱，全因为旗袍有了新意思。”
这些“新意思”总结起来，无非有以下三点：
1、 新在保守。比如说《花样年华》中的张曼玉，尽管旗袍花样层出不穷，但其古典意韵始终不变。
2、 新在暴露。那些露肩、露胸、露脐、露腿再露腿的旗袍，被各路明星们热辣亮相。其中，在欧洲最炙手可热的电视节目《赌赌看……？！》中担任主持的珍妮弗堪称翘楚，她在镜头中所穿的旗袍式短裙看上去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