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现代中国(三卷合集)-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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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普遍較高，在滿佈梯田的山巒間，新移民或內陸貧窮農戶之間總是關係緊張。
　　濃厚的地方口音與方言，使得本地人與外界溝通不易。這一地區進士及第的人數越來越少，以致本地士紳在全國的地位下滑。朝廷將這一區域視為潛在的動亂根源，而在此地駐有重兵，其中包括八旗軍，以及由地方上漢人所組成的所謂「綠營」。
　　每一宏觀區域各有內在的經濟邏輯，因此宏觀區域之間的差異總是有升高為衝突之虞。假若中央集權的政府無法緩和或控制衝突的話，便會分崩離析或爆發內戰。一六三○年代至一六八○年代之間就曾發生類似的事，農民叛亂，明朝遺老、鄭成功的勢力以及三藩都曾在不同的宏觀區域核心建立暫時的據點。因此，政府的要務就是要透過意識形態與行政機制，若有必要還須輔之以軍事力量，而將各個宏觀區域整合在一起。假使各宏觀區域之間的貿易往來也發達的話，那麼這項整合的工作會比較容易了，而十八世紀未的情形就是如此。經濟關係的緊密強固了政治的紐帶，最後也改變了清代國家與社會的本伲�。
　　另一項造成清代中葉社會與經濟結構更形眩�雜的因素是人口急遽成長。雖然康熙意圖通過一七一二年人丁稅的改革，詳實統計人口，但所取得的數據還是不可靠，也難以與昔日數字比較。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明初，約一三九○年前後的總人口約莫在六千五百萬至八千萬之間。然而到了一七九○年代的乾隆末年，總人口數已經突破三儯�大關。清代中葉過渡階段就人口統計學而言，人口遽增中斷了任何穩定與漸進成長的模式。
　　事實上，就在一六二○年明萬曆皇帝瘢�崩後至康熙敉平三藩之亂（一六八一年）這段期間，中國人口因異族入侵、內戰、盜匪滋擾、天災、灌溉系統失臁�以及疫病爆發而驟減。至於驟減到什麼程度，我們無法確定。晚明的總人口可能已逾一儯�五千萬：而在一六七○年代，中國的總人口可能未達一儯�人，但確切的數據並不可得。
　　
　　＊這是1773年的人口統計數字。事實上，從1776年至1790年間，山枺�省出現異常的人口下降，可能是這段時期的天然災害與地方叛亂所致。
　　
　　這段天災人禍時期的人口驟減卻造成十八世紀的經濟復甦與人口的成長，因為許多地區都有良田待租與待耕。在康熙一朝，華北曾經遭蹂躪的荒地和歷經兵焚之災的天府之國四川已重新開墾。雍正在位期間，墾荒者陸續進入西南地區，到了乾隆時代，漢人無視於朝廷禁令，大批遷徙至滿洲南部以及長江流域與漢水沖積的丘陵高地。此外，還有移民乘桴渡海抵達臺灣，甚至遠赴馬尼拉或枺�南亞。
　　在乾隆一朝，我們看到各地人口迅速增長。假設康熙晚年的人口回復晚明的一儯�五千萬水準，那麼到了乾隆末年，中國的總人口已經翻了一翻。乾隆時代的人口數據精確得多，於是我們可以檢視特定區域的人口增長，並援引清朝的檔案資料驗證這些統計數據的可靠性。附表中是河北與山枺�，以及中國總人口的統計數字。
　　分析人口成長的變化，可以發現重要的社會與政治意義。雖然在這段期間，過去荒廢的耕地已紛紛重新墾殖，也開發了新的耕地，但是自康熙中葉迄乾隆晚年，人口總數成長為三倍，但是耕地面積卻僅成長為二倍；個人所擁有的土地面積縮小。加上中國人並不是把家產全數留給長子，而是採取所謂的「平均繼承」制度，將家業平均分配給諸子，所以社會上不容易出現大地主。在華北、北京這塊宏觀區域，每個家庭所擁有的土地面積，根據所取得的十八世紀數據，平均約只有二點五英畝；耕地面積超過二十英畝者十分少見，有四分之一或更多的農戶本身洠в型恋亍Ｒ虼耍�中國仍然是一個勞力密集、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國家，洠в修r業技術的創新。
　　遷移至長江、漢水流域丘陵高地或滿洲南部森林地帶的家庭依循家鄉的作法，為了農耕而砍盡樹木，未考懀У酱伺e對生態環境所造成的負面效應。雖然他們所開發出來的土地面積十分可觀，但是密集農耕的結果便是土壤流失與林地的消失。山腰地帶受到河水沖刷，導致河道淤塞，而下游的耕種區域則有河水氾濫成災之虞。加上農民大都以人的排泄物充當肥料，使得偏僻的山陵地帶已經枯竭的土壤不容易恢復（而鄰近人口稠密城鎮的耕地就有可能），往往只好任其荒蕪。
　　十八世紀中國人口因生態改變而急遽上升：即自「新世界」輸入各種新品種農作物。例如乾隆中期，中國沿海地區廣泛栽植甘薯，玉蜀黍與愛爾蘭馬鈴薯盛行於南方和西南地區。花生種植在晚明的
　　
　　＊這必數據僅限男嬰。依據滿清八旗制度，道義屯是擁有軍事單位的村莊，故其人口普查的重點在於可能的徵兵人數。不過在其他地區，人口普查的重點同樣是放在男性而非女性的人數上。
　　
　　華南與西南地帶大為盛行，及至乾隆晚年，花生已經成為華北地區的重要作物。這些農作物都有助於提高農村勞動者的熱量攝取；更因為這些農作物在貧瘠多山或沙伲�的土壤地區也能長得很好，使得一些不適於種植其他作物之邊陲地帶的人口也迅速成長。
　　道義屯位於南滿的瀋陽北方，從留存的檔案文獻，我們對其人口與年齡的統計資料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也可讓我們了解乾隆晚年農村家庭的生活茫齽印Ｒ驗榈懒x屯資料是每月登錄的，而且嬰兒多集中在二、三月出生，我們可以推斷，女性大都在初夏受孕，亦即在春耕與秋收之間的農閒時期。有三分之一的男嬰未滿周歲即告夭折，半數的男嬰無法活到二十歲。所以，道義屯男性的「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大約是三十二歲，僅有百分之四左右可以超過六十五歲。女性的年齡分佈與男性大致相同。道義屯統計數據特殊之處在於讓我們清楚知道女性產下男嬰的年齡。這些統計數字顯示女性在二十歲的後期最有可能懷孕，倒是令人詫異。這說明了由於糧食的短缺，使得女性承受了來自父母與經濟的雙重壓力，所以在女性最容易受孕階段的初期反而無法懷孕生子。
　　從這些數據可以發現人口因素背後的社會與文化效應。因為兒童疾病、營養不良，甚至铮�荒時期的殺嬰行徑——以及官宦之家的三妻四妾，使得道義屯（在其他地區也是如此）的適婚女性少於男性。這對家庭結構所造成的衝擊不言而喻：在道義屯，幾乎每一位逾三十歲的女性，不是已婚就是守寡，而卻有百分之二的男性孓然一身。中國人對家庭的理想化，雙親對子女無微不至的呵護，以及中國人對祖先慎終追遠的美德——這種種難以抹滅的信念，對成千上萬的獨身男性而言卻是永無止歇的心臁�折磨。而女性卻無法終身不婚。這只是對社會不滿的倩緒之一而已，而又因為主流的社會價值觀遏制了這股潛在的怨懟，使它無法宣洩出來。

　　「宜日中」

　　邊患不靖，有耗國力，但乾隆（公元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九年）無視於此，卻是在盛世的樂觀氛圍中即位。雍正的皇四子弘曆以二十五歲的年齡和平登基，克承大統，他並未遭逢類似令他父親年輕時惴惴不安的黨派之爭。雍正預先將儲君的名字密封藏於匣內，放置在乾清宮中「正大光明」匾額後，所以乾隆繼承王位並無可議之處。乾隆小心翼翼地扮演皇帝的角色，對於自己瘢�馭王朝的能力或是王朝的恢宏盛世，都無一絲懷疑。
　　乾隆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征服西域，並將這片後世稱為「新疆」的地區迹�入中國的版圖，讓領土增加了一倍；也結束了準噶爾部的動亂，以及鞏固了〈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條約〉所劃下的中俄邊界。然而這些彪炳功勳卻是費時傷財，而且也牽動了（如同康熙與雍正時代）川西與藏北的軍事活動。
　　對西疆的戰事，乾隆相當信任兆惠。兆惠是旗人，蒙拢龑欀�前未受重用。一七三○年代，兆惠官拜大學士，曾在對川戰事督導糧撸�後來被派往準噶爾部疏論呒Z事務。兆惠勇於任事，作風積極。一七五六至一七五九年間，兆惠先後歷經盟友變節、密使遇害、糧草斷絕以致兵丁互相殘食、被迫在惡劣的地區行軍數百哩等等危難，終於在一七五九年攻克什噶爾與葉爾羌二城。清軍屠戮了準噶爾的殘餘部眾。之後由駐守伊犁的將軍與烏魯木齊的副將統轄治理這塊新的疆土。而蒙古各部與清廷的關係更為密切。當兆惠凱旋回京時，乾隆出午門親迎兆惠，這種殊榮少有人臣得享。
　　與準噶爾、蒙古諸部之間的事務幾乎全委由理藩院的滿人處置，所以西部回疆的行政事務同樣交付滿人與少數經驗豐富的漢軍旗人。這塊地區並未開放給漢族拓墾移民，而是邊防要地。約莫有一萬五千至兩萬名的漢軍、八旗以及十萬名隨扈駐紮在回疆，每年至少耗費朝廷三百萬兩的開銷。此地的回民仍保有自己的宗教領袖，嚴格遵奉飲食戒律；朝廷允許回民蓄留傳統髮式。回民的民政官即所謂的「伯克」（Beg，總督管之意），由朝廷授之以官銜、薪俸。雖然朝廷獨佔開採金、玉等貴重礦產，不過銅、貴重石材、硝石、羊毛披肩以及奴搿�的買賣依舊十分興盛。
　　呋I帷幄這場大戰役的軍機處已經不是雍正年問那個秘密的小衙署了。雖然軍機處一仍雍正時代的舊稱，然而其職掌編制都已大幅擴充，權力和名聲也喧赫一時。此故，自乾隆以降，英文把「軍機處」譯為“Grand　Council”俾以與雍正時代的“Office　of　Military　Finance”（軍需房）區隔，因為軍機處的權柄已凌瘢�於六部之上，甚至超越了「內閣」。乾隆即位後的軍機大臣之中，鄂爾泰、張廷玉是雍正先帝的股肱大臣，兩人維持了政務的持續咦鳎�之後又增加幾位皇帝親自拔擢的官員。終乾隆之世，軍機處的員額一直維持在六至七名。軍機處的咦鬟�靠兩百五十名以上的文職人員，以輪班的方式日夜當差。
　　此時，軍機處已經成為匯集各地要員奏摺的檔案中心。隨著奏摺的抄錄、票擬，並轉發各部討論，奏摺的象徵意義與真正的功能——連繫僚臣與統治者的特殊管道——便開始萎縮了。乾隆在奏摺上的硃砂批諭，往往只有「知道了」、「閱」、「轉呈相關部署」等寥寥數語，比起康熙、雍正在批閱奏摺時，往往流露出愷切、親密或憤怒、關心之意，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語。
　　不過這並不代表乾隆疏於政事，他確實是一位英主。乾隆定期主持朝政，批示奏摺，巡視江南與滿洲訪求民瘼，籌周娛聭鹇裕�諭令重大政策。只是乾隆將更多的實際決策權賦予軍機大臣，因而沖淡了康熙、雍正兩朝特有的中央領導權威。這一點從乾隆處理農村稅賦改革的方式上也可看出，而農村稅賦的革新正是雍正施政特色的展現。乾隆於一七四二年下旨參加進士考試的貢生也要就省級財政分成制度論述己見，乾隆也對大臣提出同樣的要求，結果，原有稅賦政策的精神漸漸也就不見了。富有省份將部分稅收移轉到貧窮省份。於是富裕的省份失去了強化地方政府的可能誘因，而貧窮省份則更洠в袛U大稅基或改革經濟體伲�的動力。
　　更有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