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现代中国(三卷合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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氖》菔�去了強化地方政府的可能誘因，而貧窮省份則更洠в袛U大稅基或改革經濟體伲�的動力。
　　更有甚者，縣令往往保留地方上的財政剩餘，而不必將之上繳省府的藩庫。結果，過去巧立名目的雜賦、各式各樣的攤派，以及不法的「火耗」等弊端又故態復萌。於是「戶部」又逐漸建立了一套制度，地方凡有動用支出之前必須經由北京的有司核定。這不僅造成文牘往來繁雜，瑣碎不得要領，而且重大政務根本就寸步難行。從當時河北省呈交戶部的檔案可以窺見，省級官員必須查核瑣碎如支付橋上守衛四十八兩、船員一百零五兩的薪俸，以及給兩名寡婦十二兩的撫恤金。
　　在文化方面，乾隆的作法和雍正差不多。乾隆公開表露孝思，對待自己的親生母親更是行禮如儀。乾隆孝敬皇太后的程度令人匪夷所思，多次偕同皇太后南巡，極盡鋪張隆重。甚至皇太后春秋已高，無法再下江南時，乾隆還仿江南風格在宮裡建造了多條街道。他也不容先帝雍正受侮蔑，收回雍正寬仁的諭示，下令將一七二八年間宣揚呂留良思想的曾靜俊�於北京枺�市，凌遲處死。乾隆特別為在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中落榜的馳名學者開設特科，使地方的學宮宣揚儒家的價值理念與康熙的拢�諭，也在特定節慶敬老尊賢，表揚貞節烈女。
　　乾隆自然也有創新處。他大量蒐集名家墨寶字畫，盡蒐千年來的佳作。後人常怪罪乾隆的書法工整平庸，卻喜在瑰寶上睿�詩，因而破壞了原作的精妙細膩。乾隆宮中有幾位耶穌會的畫家，義大利人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為箇中翹楚，他畫的皇族肖像維妙維肖，又把狩獵與行伍軍容盡收紙上，揉合了中國書法的筆樱�、西方的透視法與用色，獨樹一格。乾隆也命耶穌會的建築師、設計師在圓明園內建造一座西式的避暑行館；還下旨編撰數部能真正維護、珍視滿洲遺產的重要書冊，其中包括宗譜、歷史、典章儀禮。此外，乾隆為了宣示大清乃護教者，下令在熱河避暑行宮內仿西藏布達拉宮（Potala）建造了一座喇嘛廟。
　　乾隆為了保存中華文化，也下旨窮蒐博採歷代的文學與歷史名著，將之編成巨帙。這部叢書包括經、史、子、集四類而被命名為《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因類取裁，歷經康、雍兩代編修，但《四庫全書》則不同，它是一部完整的「文選」，所輯的著作都全文收錄，並附有博古通今的導論。《四庫全書》所收的書籍凡三千四百五○冊，存目達六千七百五十種，佚書三萬六千種，歷時十年始告竣工，是中國書誌學史上最偉大的成就。
　　編修《四庫全書》兼具文字檢查的功能。朝廷下旨廣蒐私人藏書，凡私藏輕滿書籍者皆遭嚴厲的懲處。若有方志、撸в浀膬热萦械K國防，也是悉數銷毀。蒐羅的行動非常徹底，已知有逾兩千部書籍被列冊銷毀，再也無法覓得。也有參與編修《四庫全書》的碩儒，藉著銷毀意見與自己相左的著述，或者在校勘中強眨�自己的觀點，以宣揚其心儀的思想派別。
　　我們從乾隆所頒佈的諭令與決策，可追索當時一股潛滋暗藏的逆流。乾隆諛詞加身，但自省的功夫卻不夠，他迎合流俗，務虛而不求實，即便是日常的政務也希望臣下加以肯定支持，對於艱困或不受歡迎的抉擇也缺乏能耐貫徹。在乾隆朝中葉，國力頹唐幾近崩潰的徵候已一一浮現，從讀書人都要鑽研的《易經》裡，就可看到乾隆的敗象已露。《易經》第五十五卦「豐」（？　？）意為「盛大」、「通亨」，卦辭解釋為：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裕�四）
　　
　　根據古人的裕Ы猓�
　　
　　日中則昃，日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十八世紀的儒學

　　若是有人伲�疑，乾隆當然會說他是以懦家之道來治理儒家的政府體制，且有許多佐證：例如，皇帝與群臣視儒家典籍為倫理智慧的寶藏；儒家經典是學塾與科舉考試所必讀；儒家講的忠孝之道將君臣、父子緊緊相繫；而地方的學者官員宣講儒學，目的也在化育黎民，使其忠於君父。但是，隨著後人對經文的增刪注疏，「儒學」也一直有所變動。在十八世紀，隨著社會與經濟的變遷，儒學也朝向新的方向發展。
　　十七世紀後半葉，學者致力於探索明朝潰亡的原因，有許多人認為，明季盛行的那種極端個人主義與強眨麅仍诘赖铝贾�的學術思想，正是明朝覆亡之因。清初康、雍年間，許多博學鴻儒、甚至皇帝本人也開始藉著肯定宋朝（公元九六七至一二七九年）理學的核心價值，以與肇致明朝衰敗的學術風尚相頡抗。他們之所以尊奉宋儒思想，主要是因為宋朝哲學家朱熹主張「理」既是宇宙萬物的本源，也是行為的準繩。朱熹及其追隨者相信，明理有助於安頓人欲，並在公共生活中證成天道。所以儘管宋朝儒學在窮究天道時，必須構設多面向宇宙論的臆想，但是宋朝儒學卻對社稷興亡念玆在玆。再往深層看，即使是有德君子也無法體察天道，這層體認必然使學者自覺無法善盡對社稷的責任，於是焦懀�與罪惡之感交集心頭。
　　一如清初居官的碩儒拒斥明代的思想，而藉著論釋十二世紀宋朝理學找到安身立命之處，後來清代學人亦批駁宋朝理學，另尋安身之所。到了乾隆朝，許多學者開始不從某些特定的著作找立足點，而比較是在方法論上覓基礎。這套方法論名之為「考證」，因為考證是以嚴格縝密的標準，甄別校勘資料。考證派的學者意圖摒棄抽象思辨，而讓學術研究根植在「實據」之上。他們窮究聲韻之學、算術、天文曆法、地理，相信如此才能釐清古拢�先賢的真義與意圖，並理解當下生活的真實底蘊。（裕�五）
　　考證學派的先驅與最受推崇的學者均是康熙年間的人物。顧炎武是前明志士，曾在家鄉抗清，也是此學派的重要人物。杖缜笆觯�顧炎武與清朝可說是井水不犯河水，其後半生撸�歷華北，探訪各地的工藝技術、金石資料，仔細摹拓石碑刻文，對樸學的研究頗有幫助。顧炎武詳細記載所見所聞，這與宋明理學慣以道學或玄學問答、格言、論辯、詩歌等「日誌式」書寫（例如朱熹的《朱子語類》、王陽明的《傳習錄》）大異其趣，在顧炎武的《日知錄》書，記滿對典籍、珍本的注疏，對地理與金石學的觀察。（十七世紀耶穌會士將西方的學術，特別是數學、天文曆法傳入中國，可能影響到考證學派的研究方法，也讓他們堅信，在個別哲學流派之上還有個「實在」的世界，這點倒是值得注意。）
　　閻若璩與顧炎武相善，他哂妙愃频姆椒ㄕ�理《尚書》的歷史紀年與語言結構。閻若璩的研究成果雖然在一七四○年代之前是以手稿的形式流傳，對當時的學者文化卻有如天搖地動之撼。閻若璩仔細排比證據，證明《尚書》（古文經）這部歷來國家掄才所依據的典籍是後人所偽造，不值得推崇。（見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
　　到了一七四○年代，整個科舉制度受到批判，因為僵化的考試並無法為國家甄舉優秀人才，而閻若璩的論述亦凸顯出儒家官學的缺陷。社會的緊張關係更進一步減弱學者對這套制度的信心，因為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朝廷並未隨著人口成長而提高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學子的壓力因而提高，即使通過科考也難以质拢�在在令許多飽讀詩書的社會精英深感挫折。
　　十八世紀的文人哂糜栐b的見解與方法，重新探索儒家的過去。許多學者皓首窮經，研究漢代（公元前二○六至公元二二○年）的經文與注疏，比起官學所宗的宋朝典籍，漢代更近於孔子的年代，所以被認為較接近拢�人的真義。不過之後又有西漢、枺鼭h的經文何者較為可信的爭論，所以研究漢代經典的學者又出現古文經與今文經之爭。這並不只是深奧難解的詰辯，也開始把經典當成歷史研究的材料，並本著鮮明、銳利的懷疑主義來看待歷史。考證派的著作對十八世紀的政策也有重要的影響，因為學者孜孜不倦有如「蟻行」——一位考證派學者（譯按，王嗚盛）以此語形容自己的研究工作——積累實證資料，以新的眼光看待水利學、天文曆法、製圖學，以及討論治理的古文之中，使學者能以更敏銳的眼界來評判清代的現實。
　　到了乾隆中葉，考證學派蔚然成風，書商、印書者、藏書家、圖書樓，以及具備鑽研訓詁學的塾師互有關連。考證學派得此支持，學者與商業世界之問的分際也往往泯而不顯，因為許多富商也贊助考證研究，建造大型的藏書樓供學者參閱文獻。更有考證學者即出身商賈之家，這也反映了新興市中心的發展，以往涇渭分明的職業界線已不再。
　　乾隆編修《四庫全書》，綜理文獻甄別、版本校勘以及考據錯铡�的過程即由考證派學者所主導，他們哂眯碌难芯拷Y果來貶抑宋代理學（其中不乏科舉中的「正統」理論），又提高考證取向的學者之地位。乾隆對於考證派學者大力蒐羅稀世珍本頗感欣慰，所以特別命人將之傳抄三份，並下詔在考證學風鼎盛的揚州、鎮江、杭州興建三座藏書樓（譯按，依序為文匯閣、文宗閣、文瀾閣）存放《四庫全書》，以供學者參閱。
　　高度學術化使得考證派學者遂形成某種學術精英，而與十八世紀越來越多的落第文人扞格不入。（這類精英的困境以及許多自大學者的墮落與傲慢，在《燸林外史》中有刻劃入微且詼諧的描述，這部小說寫於一七四○至一七五○年間，刊印於一七六八年。）考證的精英世界將寒士、自學文人，與女性摒除在外。十八世紀有人極力主張女性受教育，其熱烈的程度為晚明以來所未見。乾隆年間，幾位女性文人在詩作方面的表現十分耀眼，然而考證學派本身所需具備的新方法，以及數十寒暑的窮究功夫，使得女性難以進入這種自我限定的學術精英，而洠в虚f暇，洠в忻麕熤笇В�或者無法尋得有錢贊助者的文人，也勢難走入考證的世界。
　　到了乾隆晚年，縱使是擁護考證傳統的人，也漸漸察覺到考據方法的侷限性。赫赫有名的學者戴震即是考證派的一員，他開始哂眉兇獾恼軐W語言，回到那種探索人生目的、動機、欲望，與道德行為意義的年代。戴震的知交好友並不認同他這類形上學式論述的重要性，但戴震本人卻認為對這類哲學問睿�的分析，才是其思想精髓。
　　
　　但儒學並不只是哲學問睿�而已。中國繪畫與書法也總是依托在儒家的價值體系之上，因此，在十八世紀，繪畫與書法的旨趣、風格同樣起了重大改變。略通文墨的人可以透過一七○一年刊印的《芥子園》這類教人作畫的畫冊，習得傳統的繪畫技巧。藉助這樣一本書，只要是識字的人很快就會描繪梅花盛開的枝蔓、茅舍，或是遠方疊嶂的山巒。而文人畫家的風格也愈趨古拙奇突，有意打破構圖的規範與用色，表現出一種其實是刻意經營的「業餘性格」。這種古拙奇突是十七世紀明朝遺民的畫風，是一種政治立場的傳達；然而到了十八世紀，反而呈現了更富階級意識的面貌。
　　書法也有很大的改變。考證派學者挖掘、重刊許多前人抄本，而罕見的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