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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

追寻现代中国(三卷合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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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甚者,縣令往往保留地方上的財政剩餘,而不必將之上繳省府的藩庫。結果,過去巧立名目的雜賦、各式各樣的攤派,以及不法的「火耗」等弊端又故態復萌。於是「戶部」又逐漸建立了一套制度,地方凡有動用支出之前必須經由北京的有司核定。這不僅造成文牘往來繁雜,瑣碎不得要領,而且重大政務根本就寸步難行。從當時河北省呈交戶部的檔案可以窺見,省級官員必須查核瑣碎如支付橋上守衛四十八兩、船員一百零五兩的薪俸,以及給兩名寡婦十二兩的撫恤金。
  在文化方面,乾隆的作法和雍正差不多。乾隆公開表露孝思,對待自己的親生母親更是行禮如儀。乾隆孝敬皇太后的程度令人匪夷所思,多次偕同皇太后南巡,極盡鋪張隆重。甚至皇太后春秋已高,無法再下江南時,乾隆還仿江南風格在宮裡建造了多條街道。他也不容先帝雍正受侮蔑,收回雍正寬仁的諭示,下令將一七二八年間宣揚呂留良思想的曾靜俊侗本〇|市,凌遲處死。乾隆特別為在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中落榜的馳名學者開設特科,使地方的學宮宣揚儒家的價值理念與康熙的拢I,也在特定節慶敬老尊賢,表揚貞節烈女。
  乾隆自然也有創新處。他大量蒐集名家墨寶字畫,盡蒐千年來的佳作。後人常怪罪乾隆的書法工整平庸,卻喜在瑰寶上睿姡蚨茐牧嗽鞯木罴毮仭Gm中有幾位耶穌會的畫家,義大利人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為箇中翹楚,他畫的皇族肖像維妙維肖,又把狩獵與行伍軍容盡收紙上,揉合了中國書法的筆樱⑽鞣降耐敢暦ㄅc用色,獨樹一格。乾隆也命耶穌會的建築師、設計師在圓明園內建造一座西式的避暑行館;還下旨編撰數部能真正維護、珍視滿洲遺產的重要書冊,其中包括宗譜、歷史、典章儀禮。此外,乾隆為了宣示大清乃護教者,下令在熱河避暑行宮內仿西藏布達拉宮(Potala)建造了一座喇嘛廟。
  乾隆為了保存中華文化,也下旨窮蒐博採歷代的文學與歷史名著,將之編成巨帙。這部叢書包括經、史、子、集四類而被命名為《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因類取裁,歷經康、雍兩代編修,但《四庫全書》則不同,它是一部完整的「文選」,所輯的著作都全文收錄,並附有博古通今的導論。《四庫全書》所收的書籍凡三千四百五○冊,存目達六千七百五十種,佚書三萬六千種,歷時十年始告竣工,是中國書誌學史上最偉大的成就。
  編修《四庫全書》兼具文字檢查的功能。朝廷下旨廣蒐私人藏書,凡私藏輕滿書籍者皆遭嚴厲的懲處。若有方志、撸в浀膬热萦械K國防,也是悉數銷毀。蒐羅的行動非常徹底,已知有逾兩千部書籍被列冊銷毀,再也無法覓得。也有參與編修《四庫全書》的碩儒,藉著銷毀意見與自己相左的著述,或者在校勘中強眨约旱挠^點,以宣揚其心儀的思想派別。
  我們從乾隆所頒佈的諭令與決策,可追索當時一股潛滋暗藏的逆流。乾隆諛詞加身,但自省的功夫卻不夠,他迎合流俗,務虛而不求實,即便是日常的政務也希望臣下加以肯定支持,對於艱困或不受歡迎的抉擇也缺乏能耐貫徹。在乾隆朝中葉,國力頹唐幾近崩潰的徵候已一一浮現,從讀書人都要鑽研的《易經》裡,就可看到乾隆的敗象已露。《易經》第五十五卦「豐」(? ?)意為「盛大」、「通亨」,卦辭解釋為: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裕模
  
  根據古人的裕Ы猓
  
  日中則昃,日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十八世紀的儒學

  若是有人伲桑‘斎粫f他是以懦家之道來治理儒家的政府體制,且有許多佐證:例如,皇帝與群臣視儒家典籍為倫理智慧的寶藏;儒家經典是學塾與科舉考試所必讀;儒家講的忠孝之道將君臣、父子緊緊相繫;而地方的學者官員宣講儒學,目的也在化育黎民,使其忠於君父。但是,隨著後人對經文的增刪注疏,「儒學」也一直有所變動。在十八世紀,隨著社會與經濟的變遷,儒學也朝向新的方向發展。
  十七世紀後半葉,學者致力於探索明朝潰亡的原因,有許多人認為,明季盛行的那種極端個人主義與強眨麅仍诘赖铝贾膶W術思想,正是明朝覆亡之因。清初康、雍年間,許多博學鴻儒、甚至皇帝本人也開始藉著肯定宋朝(公元九六七至一二七九年)理學的核心價值,以與肇致明朝衰敗的學術風尚相頡抗。他們之所以尊奉宋儒思想,主要是因為宋朝哲學家朱熹主張「理」既是宇宙萬物的本源,也是行為的準繩。朱熹及其追隨者相信,明理有助於安頓人欲,並在公共生活中證成天道。所以儘管宋朝儒學在窮究天道時,必須構設多面向宇宙論的臆想,但是宋朝儒學卻對社稷興亡念玆在玆。再往深層看,即使是有德君子也無法體察天道,這層體認必然使學者自覺無法善盡對社稷的責任,於是焦懀c罪惡之感交集心頭。
  一如清初居官的碩儒拒斥明代的思想,而藉著論釋十二世紀宋朝理學找到安身立命之處,後來清代學人亦批駁宋朝理學,另尋安身之所。到了乾隆朝,許多學者開始不從某些特定的著作找立足點,而比較是在方法論上覓基礎。這套方法論名之為「考證」,因為考證是以嚴格縝密的標準,甄別校勘資料。考證派的學者意圖摒棄抽象思辨,而讓學術研究根植在「實據」之上。他們窮究聲韻之學、算術、天文曆法、地理,相信如此才能釐清古拢荣t的真義與意圖,並理解當下生活的真實底蘊。(裕澹
  考證學派的先驅與最受推崇的學者均是康熙年間的人物。顧炎武是前明志士,曾在家鄉抗清,也是此學派的重要人物。杖缜笆觯櫻孜渑c清朝可說是井水不犯河水,其後半生撸v華北,探訪各地的工藝技術、金石資料,仔細摹拓石碑刻文,對樸學的研究頗有幫助。顧炎武詳細記載所見所聞,這與宋明理學慣以道學或玄學問答、格言、論辯、詩歌等「日誌式」書寫(例如朱熹的《朱子語類》、王陽明的《傳習錄》)大異其趣,在顧炎武的《日知錄》書,記滿對典籍、珍本的注疏,對地理與金石學的觀察。(十七世紀耶穌會士將西方的學術,特別是數學、天文曆法傳入中國,可能影響到考證學派的研究方法,也讓他們堅信,在個別哲學流派之上還有個「實在」的世界,這點倒是值得注意。)
  閻若璩與顧炎武相善,他哂妙愃频姆椒ㄕ怼渡袝返臍v史紀年與語言結構。閻若璩的研究成果雖然在一七四○年代之前是以手稿的形式流傳,對當時的學者文化卻有如天搖地動之撼。閻若璩仔細排比證據,證明《尚書》(古文經)這部歷來國家掄才所依據的典籍是後人所偽造,不值得推崇。(見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
  到了一七四○年代,整個科舉制度受到批判,因為僵化的考試並無法為國家甄舉優秀人才,而閻若璩的論述亦凸顯出儒家官學的缺陷。社會的緊張關係更進一步減弱學者對這套制度的信心,因為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朝廷並未隨著人口成長而提高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學子的壓力因而提高,即使通過科考也難以质拢谠诹钤S多飽讀詩書的社會精英深感挫折。
  十八世紀的文人哂糜栐b的見解與方法,重新探索儒家的過去。許多學者皓首窮經,研究漢代(公元前二○六至公元二二○年)的經文與注疏,比起官學所宗的宋朝典籍,漢代更近於孔子的年代,所以被認為較接近拢说恼媪x。不過之後又有西漢、枺鼭h的經文何者較為可信的爭論,所以研究漢代經典的學者又出現古文經與今文經之爭。這並不只是深奧難解的詰辯,也開始把經典當成歷史研究的材料,並本著鮮明、銳利的懷疑主義來看待歷史。考證派的著作對十八世紀的政策也有重要的影響,因為學者孜孜不倦有如「蟻行」——一位考證派學者(譯按,王嗚盛)以此語形容自己的研究工作——積累實證資料,以新的眼光看待水利學、天文曆法、製圖學,以及討論治理的古文之中,使學者能以更敏銳的眼界來評判清代的現實。
  到了乾隆中葉,考證學派蔚然成風,書商、印書者、藏書家、圖書樓,以及具備鑽研訓詁學的塾師互有關連。考證學派得此支持,學者與商業世界之問的分際也往往泯而不顯,因為許多富商也贊助考證研究,建造大型的藏書樓供學者參閱文獻。更有考證學者即出身商賈之家,這也反映了新興市中心的發展,以往涇渭分明的職業界線已不再。
  乾隆編修《四庫全書》,綜理文獻甄別、版本校勘以及考據錯铡倪^程即由考證派學者所主導,他們哂眯碌难芯拷Y果來貶抑宋代理學(其中不乏科舉中的「正統」理論),又提高考證取向的學者之地位。乾隆對於考證派學者大力蒐羅稀世珍本頗感欣慰,所以特別命人將之傳抄三份,並下詔在考證學風鼎盛的揚州、鎮江、杭州興建三座藏書樓(譯按,依序為文匯閣、文宗閣、文瀾閣)存放《四庫全書》,以供學者參閱。
  高度學術化使得考證派學者遂形成某種學術精英,而與十八世紀越來越多的落第文人扞格不入。(這類精英的困境以及許多自大學者的墮落與傲慢,在《燸林外史》中有刻劃入微且詼諧的描述,這部小說寫於一七四○至一七五○年間,刊印於一七六八年。)考證的精英世界將寒士、自學文人,與女性摒除在外。十八世紀有人極力主張女性受教育,其熱烈的程度為晚明以來所未見。乾隆年間,幾位女性文人在詩作方面的表現十分耀眼,然而考證學派本身所需具備的新方法,以及數十寒暑的窮究功夫,使得女性難以進入這種自我限定的學術精英,而洠в虚f暇,洠в忻麕熤笇В蛘邿o法尋得有錢贊助者的文人,也勢難走入考證的世界。
  到了乾隆晚年,縱使是擁護考證傳統的人,也漸漸察覺到考據方法的侷限性。赫赫有名的學者戴震即是考證派的一員,他開始哂眉兇獾恼軐W語言,回到那種探索人生目的、動機、欲望,與道德行為意義的年代。戴震的知交好友並不認同他這類形上學式論述的重要性,但戴震本人卻認為對這類哲學問睿姆治觯攀瞧渌枷刖琛
  
  但儒學並不只是哲學問睿选V袊L畫與書法也總是依托在儒家的價值體系之上,因此,在十八世紀,繪畫與書法的旨趣、風格同樣起了重大改變。略通文墨的人可以透過一七○一年刊印的《芥子園》這類教人作畫的畫冊,習得傳統的繪畫技巧。藉助這樣一本書,只要是識字的人很快就會描繪梅花盛開的枝蔓、茅舍,或是遠方疊嶂的山巒。而文人畫家的風格也愈趨古拙奇突,有意打破構圖的規範與用色,表現出一種其實是刻意經營的「業餘性格」。這種古拙奇突是十七世紀明朝遺民的畫風,是一種政治立場的傳達;然而到了十八世紀,反而呈現了更富階級意識的面貌。
  書法也有很大的改變。考證派學者挖掘、重刊許多前人抄本,而罕見的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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