镖局春秋 作者:古彧-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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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官共处不共事
官僚是镖师的第二个雇主，官僚是为皇权服务的阶层，可是官僚对于皇权来说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的独立性首先表现在旧王朝覆灭时，大部分官僚是不会成为殉葬品的，新王朝不但可以接纳他们，同时也需要他们为自己服务，不但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内部斗争中是这样，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新政权也不例外。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就明令明王朝的中下级官员留任。清王朝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爱新觉罗氏定鼎入关后，不但接收了大批的贰臣，而且对于不肯与清王朝合作的明王朝遗老旧臣，只要不仕南明者，一律保留官僚身份和免役特权。五代时的冯道写了一部《长乐经》，记叙了自己历任多朝、臣事多主、长享荣乐的历史，此公可谓官僚的典型，他的指导思想是不管谁当皇上，他都叩头称臣，都甘心当奴才。可是官僚之中王莽者流也是不乏其人的，为人臣之时，暗定取旧主而代之的反志。鉴于这两个原因，皇上对官僚又不得不防。皇帝最忌讳的是官僚建立自己的亲军，所以对文武封疆大吏经常调动，不能长时期专任一方。
曾国藩是清王朝“同治中兴”的功臣，他统率亲手缔造的湘军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后，带领为数不多的卫队北上进京，受封领赏，没想到慈禧太后和他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带了多少兵来？”曾国藩回到私邸之后，绕室彷徨，有大祸即将临头之感。而李鸿章接受了曾国藩的教训，进京面圣时轻装简从，一兵不带，在北京的寓所中也不驻一兵一卒。故能深得慈禧太后的欢心，不断委以重任。
从根本上来说，镖师为官僚服务既不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也不是家丁、家仆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是雇佣关系、契约关系，协议的条文基本上是平等的，当然这种平等只是权利和义务上的平等，不可能是封建礼仪上的平等。双方合作，只不过是双方都站在各自利益的基础上各取所需而已。至于那些在军队中退役后而加入镖局的镖师，多年的军旅生涯，使他们早已对官场心灰意冷，况且军界素有“兵不再役，好马不吃回头草”之说。因此，这样的镖师更不可能向官僚转化，卑躬屈膝向他们效忠。
与贼同路不同道
镖师和贼匪不能互相转化的最根本原因，也是意识形态中的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对皇权、对社会、对祖宗、对鬼神的态度上。镖师和贼匪都承认皇权，不同的是，镖师尊重皇权，盼着有个好皇上，自己也好沐浴恩德，当个尧舜之民。贼匪虽然承认皇权，但对“皇帝老儿”已经绝了望，因此常常与皇帝老儿叫板，有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由此可见，镖师和贼匪虽然共处于一个社会之中，可是对社会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镖师虽然生活困窘，但能够接受这现实。而贼匪对于现实社会强加给他的不公平的待遇是不能接受的，落草为匪、结伙做贼就是对社会现实的抗议和反叛。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镖师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极深，可以说是儒家在武林中的传人，镖师信天命，对神佛虽然敬仰，可是并不崇拜和畏惧，也不畏鬼，认为“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贼匪不信天命，可是怕鬼畏神，对鬼神的态度和对人间官吏的态度一样，是惧之、畏之，并不尊之、敬之。贼匪的鬼神观念极强，怕神降罪、怕鬼敲门，所以叩头烧香，遇庙则拜，可是又没有宗教信仰，宣称“神鬼怕恶人”。镖师虽然今生血斗，可是对来生和彼岸也很关心，所以镖师遁迹空门、为僧为道者不乏其人。贼匪只顾今天，不管明天，所以很难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镖师处污泥而不染的品德以及其特殊的意识形态，决定了镖师就是镖师，不论作为一个阶层还是个体，它都是稳定的，这种稳定又进一步促成了镖师意识形态的稳定，意识形态不但决定政治态度也决定了镖师的生活方式，更是决定了镖师作为一个习武之人的武德——职业道德。
洁身自爱的品行
镖师在个人生活上大多能洁身自爱，贼匪们常说“吃喝嫖赌我不抽（抽大烟）”，因为当贼为匪的目的就是为了吃、喝、嫖、赌，如抽上鸦片烟，五尺之躯也就要困卧在床，也就难以当贼为匪，也就不能吃喝嫖赌了。嘎杂子们是以“坑、蒙、拐、骗，我不偷”为信条，因为坑、蒙、拐、骗几乎无人过问，偷则触犯王法。镖师常年和贼匪、嘎杂子打交道，不但与坑、蒙、拐、骗、偷绝缘，而且也不沾嫖、赌、抽的边儿，在生活上追求的也就是吃大碗肉、喝三盅酒而已。
镖师的业余时间不多，即便在休息的日子里，也仍然要早起遛马、练功、习武，这三件事完毕后方能休息，到茶馆品品茶，逛逛天桥、庙会。
老北京的茶馆中有不少书茶馆，茶客们一边品茗，一边听评书。茶馆中流行的书目大多是包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等，其内容充满了封建正统思想，贯穿着忠君、敬上、守义、孝亲，而且是片面的愚忠，单方面的守义。镖师心中敬仰的人物，也正是评书艺人口中赞美的人物，耳边听着赞歌，心中其乐融融。
北京饭馆虽多，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但这都不是镖师能去的地方。许多有地方特色的风味小吃，倒是镖师们时常光顾的地方。大大方方往那里一坐，吃多少叫多少，不穷作、不摆谱，饮酒有德，七分而已，八分算尽量，决不会有酒后无德之举。
闲着没事，有时镖师也逛逛戏院子，当时前门一带盛况空前，八大镖局，八大茶楼比肩而立，大戏院就在身边，进去听听戏也很方便。在戏院里，镖师绝对是文明听众，不像有的嘎杂子那样大叫，拍手、喊倒好。
助人为乐的品格
这里所说的助人为乐，可不是镖师在走镖的时候，管别人的闲事，而是说他们在不走镖的时候，在难得的休息日里，所做的好事。古时候，北京前门一带的镖局和天桥是近邻，所以镖师们是天桥的常客。天桥有许多打把式卖艺的武林朋友，这些朋友，极少数有真功夫，大多数是花架子，但嘴上功夫厉害，什么武艺都说得头头是道，实际一操练，内行人却能看出许多破绽，所以才有了“天桥把式，光说不练”这一俗语。有些习武的人性格刚烈，常常对于口出狂言的把式加以戏弄，教训教训他。可是镖师由于武德所系，决不干踢场子的事，不帮钱缘，也会帮个人缘。
老北京的庙会众多，一个月三十天几乎排得满满的。只是到了清末时期，许多庙会由过去的宗教色彩变成了商业活动，算卦相面的，卖针卖线的，卖药卖糖的，玩物拉洋片的，跑马戏耍猴的，卖食品卖花布的……五行八作，齐汇京城，好不热闹！镖师们大多是外地人，在北京没有家室，所以也是白塔寺、护国寺、隆福寺等地庙会的常客。
在京城，镖师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一是他们的穿着、作派、言行与众不同；二是他们勇于仗义执言，有些嘎杂子在街面上闹事，敲诈勒索小商小贩，旁人都怕祸及其身，所以不敢出来说句公道话，这时如有镖师在场，一定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久而久之，街面上如出了什么纠纷，受害的一方往往会拦住过路的镖师：“请达官爷帮着评评这个理。”
镖师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理、有利、有节地解决这场争端。如嘎杂子们蛮横到底，“给台阶不下”，镖师也不惜用武力解决，三招二手将其打翻在地，然后又把他扶起来，拉着他喝酒去，表示愿意交个朋友，声称“不打不相交”。如果将嘎杂子打倒后就算完事，嘎杂子一定会恼羞成怒，待镖师走后，会更加变本加厉地欺负受害者，老北京的市民们管这种情况叫“帮人不到家，不如不帮”。所以镖师宁可赔几个酒钱，也要彻底平了这件事，也不枉让别人喊声“达官爷”。
第十四章何为亮镖
古代江湖的规矩很多，特别是开镖局，规矩更是多得让现代的人难以理解。就拿镖局开业来说，首先要打点当地台面上的人物，下帖请官、私两方有头有脸的朋友前来捧场，这个举措在江湖中就被称作“亮镖”。
亮镖在镖局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常言说“头三脚难踢”，这“亮镖”还是头三脚的第一脚，若是各方面的关系不够硬，亮不了镖，这往后的生意必然会非常难做。如果人缘再不怎么样，在亮镖的时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前来“踢场”，是件更加糟糕的事情。倘若手底下的镖师没两下子，被踢了场子，“亮镖”就算是彻底“亮”失败了。如果“亮镖”没出事，镖局的这第一脚算是踢腾开了，算是立住了脚，站稳了脚跟，接下来能不能出人头地，就要看第一次买卖头趟镖是否能打响名号了。
从上面的解释中我们可以得知，亮镖是一件出力并不一定讨好的事情，亮不好不但砸了牌子，连门儿都开不了。既然如此，开镖局为什么还要非亮镖不可？难道说不亮镖就不能开镖局了吗？
这也并不是说开镖局一定得亮镖，也有的镖局开业没有亮镖，可是不亮镖就没有人知道，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生意可谈了。江湖中的人会说，一个镖局连亮镖的胆量都没有，还能保什么镖？言下之意是你亮镖都没有亮得出来，还有什么保卫商人的能力？
那么，镖局的创建、开业，难道说只是亮亮镖就行了吗？是否也要像工商业那样向官府备案、获准、请领执照以及纳税呢？这在文献中很难觅到有关记载，但是按照当时商业发展的状况来看，应该是有手续的。首先是需要官府的“路引”，就是镖局在开展业务时官方发放的一种文书，没有这个“路引”，镖局就根本不能开业。其次是镖局立在哪个省，开镖局的人得在这个省内官私两面叫得响，花钱雇用真有能力的教师充作镖头。没做买卖之前先把官私两面的朋友请了来，亮亮镖，壮壮威势。若是没有个名姓，再没有真能力，不用说保镖，就是亮镖都亮不了。自己要逞强，亮镖的日子非叫人给踢了场子不可。
这就是说，开办一座镖局首要的两件事，一是必须拥有具备武艺高强的武士充当镖头，否则非但保不了镖还会丢镖；二是“当家的”要凭借自己在当地社会的声望、影响进行“亮镖”活动。看来“亮镖”和当今企业开业“剪彩”的形式是差不多的，无论是企业开业典礼，还是商店开张志禧，都会请一些相关的头面人物来捧一下场，同时这种“亮镖”和一些产品的“广告”性质也是极其相似的。
按照这样的推理，镖局应该是现代商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