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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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斩草除根。他说：“天国和尘世的权力皆赋予了他，他惟按自己的意志进行统治，这样做无可忏悔。”＇7＇他要求惩罚一切异端，消灭一切和他有着不同信仰的人，建立统一的宗教。他说：“不要以为无须你拔剑相助，上帝的权力也会实现它，剑会在鞘中生锈的。结不出善果的树必须砍掉投入火中。”又说，“不敬神的人没有生存的权利，除非选民给予他们一定程度的生存权。”＇8＇当明斯特的再洗礼派处于鼎盛时，他们同样做出了不宽容的举动。1534年2月27日（星期五）早晨七时，他们在大街高呼，“不敬神者滚出去！”对于拒受洗礼者，他们破门而入，将男人赶出城镇，强迫留下的妇女再受洗礼。因此，当再洗礼派因为在宗教问题上向路德教权威提出挑战而受到惩罚时，他们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不宽容理论为他们所受到的惩罚辩护。事实上，是他们将新教的惩罚理论推向极端。因为，路德教信徒认为保护真理和惩罚谬误是建立世俗政府的部分目的，而再洗礼派却将它看作为了国家的惩罚而给予它奖赏的一种好处；但是，再洗礼派一概排除政治因素，而认为惩罚谬误应当仅仅为了真理的缘故，不惜毁掉所有现存的国家。
在宗教改革史上，布塞尔的地位非常特殊，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萨克森的领导者意见分歧，却在惩罚的必要性上和他们看法一致。他如此渴望新教的成功，竟然宁愿为了维持表面统一而损害和抛弃重要的教义；但是对于那些引不起他的教义兴趣的观点，他却决心用强力去维护。他对于斯特拉斯堡议会不愿采取严厉措施惩治天主教徒极其不满。他的同工（colleagle）卡庇托则非常宽容，因为居民们在感情上明显不赞同改弦易辙。然而布塞尔的传记作者告诉我们，尽管他愿意让步，却厌恶这种暧昧的做法。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具有一种组织才能，这主要取决于为保护被征服者而实行的戒律，以及为使自由得到最可靠的保障而对自由施加的限制；部分因为他对不同宗教倾向的性质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因此正确地警惕着它们给教会和国家带来的后果。布塞尔性格中的这个特点，使他的教会戒律制度受到有力的抵制。因为人们惟恐他给予教士——种专制的权力。的确，伴随旧的教会权威瓦解而产生的道德堕落，使得国家严密注视宗教事务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德国宗教改革者的私人密信描绘了宗教改革之后可怕的道德图景，比他们过去公开发表的著述中的描绘还要糟糕。有鉴于此，布塞尔极力主张，世俗权力必须介入以支持教会的戒律。
布塞尔是瑞士改革者和萨克森人之间的关系中的一环。瑞士改革者在一个方面和他们不同，它极大地影响了这些改革者的政府观念。路德生活于几近专制的君主国，那里的斯拉夫族普通人民处在最悲惨的受奴役的地位；而苏黎世和伯尔尼的神学家们却是共和主义者。因此他们并不持有他那种国家有着不可反抗的权力的高见；和路德不同，他们不把世俗权力完善无瑕的理论看得那样绝对，他们宁愿为自己争取优势地位。只要权力掌握在不赞成他们的事业的人手里，他们就不愿意扩大他的权利。
茨温利既抹杀了教会与国家间的区别，也抹杀了教会权威的概念。在他的学说中，世俗统治者承担着宗教职能；他们的首要义务就是维护与促进真正的信仰，布道也成了他们的职责。由于官员们俗事缠身，他们只能把布道的任务托付给牧师，而由他们决定布道的内容。他们必须建立起统一的教义体系，保护它不受教皇党人和异教徒的攻击。这不仅是他们的权利，而且是他们的义务；不仅是他们的义务，而且是他们维持其权位的条件。不这样做的统治者应予罢免。就这样，茨温利将惩罚与信仰结合在同一个教义中。然而他不是一个迫害狂，他的残酷手段主要是针对再洗礼派而非天主教徒。因为再洗礼派主张推翻一切世俗权力，这对于共和国的秩序比对君主国的秩序更为有害。然而就再洗礼派而言，使他尤为愤怒的并不是他们对国家的危害，或他们所持谬误的影响，而是他们造成的宗教分裂削弱了教会的权威。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对异端分子施加惩罚，同主张不存在教会权威的理论很难保持一致。这种惩罚更多地发生在其他地方而不是苏黎世，因为在这样一个共和制的小社会里，统治机构既支配着世俗事务，又支配着宗教事务，宗教统一乃是当然之事。维持统一的现实需要，使谬误之罪及其处罚的抽象问题遁于无形。
茨温利去世后不久，利奥·尤德要求对天主教徒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可是又明确表示他们够不上死罪。他说：“逐出教会的惩罚很容易执行，无需执掌刀剑的国家去做，犯下的过失还没有严重到要以死刑相威胁的地步。”＇9＇后来他对针对异议者采取的严厉措施是否适当也表示怀疑，但是他的教友布林格（Bullinger）和卡庇托成功地消除了他的良心不安，并使他默许了这种不宽容措施。他的传记作者说，对新教教会而言，这种不宽容乃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就像茨温利一样，布林格对于这个问题所持的态度比德国一般态度更实际。他认为，严密防范宗教分歧的发生，比用火和剑去解决它们更加妥善；他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将自己比作早期的殉道者，将所受的惩罚用作辩护的武器。”＇10＇然而，他没有禁止针对异端邪说者的死刑。1535年，他提出了处理宗教谬误的观点，口吻极其温和。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在教会中制造分裂的一切教派皆应禁止，不只是对再洗礼派这种旨在颠覆社会的组织应当如此，因为秩序与统一的瓦解在开始的时候往往表现为似无大碍或不易察觉。应当温和地审查有罪者。若其天性善良，将不会拒受教导；即使不是这样，仍应示之以耐心，直至完全无望使其改邪归正。而后方可像对待其他罪犯一样，把他交付刑吏或刽子手。”＇11＇此后的苏黎世再无人因信仰而被处死，而且即使是在茨温利时代，被处死者的人数与其他地方相比也是相当少的。但是人们仍然认为，对证据确凿的异端分子应当处死。1546年，在答复教皇的特兰托会议邀请信时，布林格愤怒驳斥了瑞士的新教各州是异端地区的暗示，“因为，仰赖上帝的恩宠，我们一直把异端分子和鸡奸者付诸火刑。我们以恐惧的心情看待他们，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12＇对异端的这次谴责点燃了宗教改革者迫害异端的狂热，这是为了向天主教徒表示，他们决不同情异端分子。基于这些背景，布林格建议处死塞尔维特。“如果高等法院使他得到一个卑劣的渎神者应得的下场，整个世界都将看到，日内瓦人民憎恨渎神者，他们用正义之剑惩罚顽固不化的异端……高度的忠诚与警惕是必需的，因为我们的各教会在国外声名不佳，仿佛我们就是异端分子和异端邪说的拥护者。现在神的天意已赐给我们一个洗刷不白之冤的机会。”＇13＇（12）此事过后，他建议加尔文证明它的正当性，因为有些人对此感到惶惑。他说：“无论何处都有这样的优秀人物，他们确信，不信上帝者和渎神者不仅应受到谴责和监禁，而且应处以死刑……我看不出塞尔维特如何能被宽宥。”＇14＇
俄科兰帕迪乌斯对这些问题有着独特而不同寻常的立场。他惟恐国家侵占教会的职能，因而设计了一个部分由世俗官员、部分由教士组成，一共12人的长者议事会，由它来管理教会事务。他说：“许多事情由世俗权力予以惩罚，不能达到教会的尊严所要求的严厉程度。相反，它又惩罚得到教会宽宥的忏悔者。它或者由于放纵罪犯而剑刃锈蚀，或者由于严刑峻罚使人们对福音书心怀不满。”＇15＇然而，巴塞尔人民不理会这位改革者的言论，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世俗权力也攫取了教会的权位。与这种对政治干涉的妒恨相一致，俄科兰帕迪乌斯对再洗礼派非常仁慈，他说：“严厉的刑罚可能导致更多的邪恶，而宽恕总是治病救人的良药。”＇16＇然而，几个月后，他又为这种宽宏大度而反悔。他在给一个教友的信中写道：“我们感到有时表现了太多的宽恕；但是这要好于实施暴政或放弃教会的作用。”＇17＇另一方面，他在为驱逐天主教徒而欢呼的同时，也真诚地为天主教迫害者的行为辩护。“在教会的早期岁月，当基督的神性通过奇迹展示于世界时，上帝就指导使徒们严惩不敬神者。当神迹消失，信仰被普遍接受时，他赢得了君主和统治者的心灵，因此后者开始用剑去保护教会的仁爱与耐心。他们严厉惩治蔑视教会的人，以履行自己的义务。”＇18＇他继续说道： “教士们的残暴是因为他们僭取了本应和其他人分享的权力；既然人民害怕教会权威的这种暴政卷土重来，新教教士最好不要行使赋予他们的开除教籍之类的权力。”
加尔文作为一个专制君主国的臣民和一个共和国的精神领袖，他关于国家的目的及其对教会的义务的思想，不同于德国及瑞士改革者。作为一个被逐出祖国的人，他抛弃了君主制的想像和习惯。在定居瑞士之前，他关于戒律和教义的思想便已成熟。他的学说不是依据现有事实，亦非根源于历史，而是纯理想的和思辩的，因而较他人的学说更具有一致性和灵活性。路德的政治思想囿于他生活于其中的君主专制制度。茨温利的政治思想受到本国民主形式的影响，这种民主形式给予每一个公民任命统治机构的权利。加尔文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他只关注如何实现自己的教义，不管是利用现存权威，还是把它们打翻在地。在他看来，教义的利益至高无上，促进它们是最高的义务，阻碍它们是不可饶恕的犯罪。在凡人的制度中没有任何东西、任何权威、任何权利与自由值得他去维护，或能够唤起他的崇敬感或义务感。在他的理论中，维护宗教真理就是国家的目的和职责，因此国家不能控制教会，而是必须保护和服从教会。宗教中第一位的和最重要的信条是，维系道德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但是保护教义的纯洁是它的最高职责。这种理论的结果就是建立了一个纯粹的神权政体。加尔文教导说，如果世上只有选民，政治秩序并无存在的必要，再洗礼派否定它便是正确的；但是选民只是少数，有罪的弃民却熙熙攘攘，对他们只能用刀剑实行强制，这样才能使整个世界服从真理。他期望用刀剑推行宗教，但是将死刑留作对叛教者的惩罚；由于这项法律也包括被加尔文视为真理背叛者的天主教徒，因此他把它的适用范围进一步缩小，只适用于背叛其共同体的人。他说，这样天主教徒便没了报复的借口；就像对待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样，必须允许他们活着；死刑只用来惩罚那些堕入谬误的新教徒；但是它同样适用于那些改宗天主教或加入某些宗派而失去信仰的人。只有在他的言论不会成为攻击新教徒的借口的情况下，以及在他那些无意发表的书信中，他才表示天主教徒应当受到和叛教者一样的处罚。他的根据是，上帝的威严如同国王的王位一样，必须受到严格的保护，对冒犯者要严惩不贷。
若保护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