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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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浪潮只受到微弱的抵挡；反对派立即在辩论中占据优势。到第一个月结束时，大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不适当地定于1月6日的会议，不得不充满诸多乏味的典礼。每个人都看到了那是个大大的失算。大会正在脱离教廷的控制，会议规则对于迅速行动是一个明显的制约。必须采取新的手段了。
一个新的会议主席产生了。枢机主教赖施于12月末去世，不能再履行职责，枢机主教德·卢卡代行其职。现在德·安杰利被任命为新的会议主席。他曾在都灵遭到囚禁，他的听取告解的名望因他在委员会选举中的工作而得到提升。然而他不适合作一名大会的协调者。他地位提高的结果是精明老道的德·卢卡的下台，因为后者被认为不够果断，使大会事务落人会议副主席卡帕尔蒂和比瘳之手。比廖是一名巴纳贝特的修土，与教廷阴谋无涉。他是罗马最开明的学者们的朋友，为教皇所庞爱。卡帕尔蒂一直以教会法专家闻名。同枢机主教比廖一样，他未被列入极端派之中；他们与同工德·安杰利和比扎里并不总是协调一致。但是当必须执行的政策不是他们自己的政策时，他们也犹豫不决。
第一个教令被撤回并转给了教理委员会。换上了另一个有关主教职责的教令，然后是最重要的有关《教理问答》的教令。当这些教令正被讨论时，有人准备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教皇永无谬误说成为一个教令的内容。多数派开始给谨慎的或犹豫的梵蒂冈施加压力。他们对此事的热情比官方顾问的热情还要高。那些负责协助教皇进行宗教及世俗统治的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教皇永无谬误说无需确定，该确定不可避免地要妨害教皇的其他利益。几位枢机主教开始是不合时宜的辨论者，后来提出一些折衷调和的建议。但是大会事务并不操纵在教皇的普通顾问之手，他们明显地受到代表多数派的那些人的胁迫。无疑，这个胁迫有时是很有效的。但是也存在没有勾结而多数派的确掌握权势的时期。这次请愿并不是那一大批对教皇具有私人忠诚关系的人发动的。他们参与了推动，但是动力来源于那些像主要的反对派人物一样独立的人。这个大请愿书，受到其他一些志同道合者的支持，被阻搁了数周之后于1月底呈送上去。
也是在那时，反对派的力量达到了顶峰。他们呈致了一份反请愿书，祈求不要提出这一问题。枢机主教劳舍尔执笔，签名者是怀着不同想法的137名主教。为了达到这个人数，请愿内容回避了该教义本身，而仅说明确定的困难和危险；他们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由此暴露出内在的弱点，也表明多数派可以强求一场教义讨论了。少数派主教们对此持消极态度。他们对革新天主教的使命麻木不仁，他们似乎愿意为了自己的要求寻求妥协，宁愿在其他所有的问题上让步，甚至包括那些实际上是永无谬误说替代物的问题。1月24日，斯特罗斯罗耶的演讲阐明，一场伟大复兴所需要的力量并不就是现成的。他要求改革罗马教廷，分散教会体制中的权力，每十年举行一次公会议。他的坚定精神并没有鼓动该派的大多数成员。他们满足于维持现状，只要无所失，他们也不想有所得，而且只要他们能够成功地做到既不确定也不辩论那条教义，他们就会责备所有不成熟的改革努力。吉努亚克对斯特罗斯罗耶说：“你那些无情的辩辞让人害怕。”这句话表达了许多为他的优雅、辉宏的论辩而自豪的人们的内心感受。对他们而言，如果可以排除行动的必要性，只要能让主教们被迫做最后抵抗并与罗马的意愿和要求公开对抗的必要性有所减少，无论多么强烈言辞也不算过分。
永无谬误说从未停止影响大会的每一个进程，但是它已经造成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教会对多数派激进态度的担心要小于对反对派保守态度的担心。任何虚假教义的宣布，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信仰的衰落。它表明复兴的能力，即天主教的生命力，在主教阶层已经消失。阻止教义的辩论和确定，一句能够增强教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的话也不说就结束大会——与这种做法相比，公开证明他们的信仰可以更好地抑制这种衰落。天主教的前途更多地依靠用少数派中更坚强的精神去影响大众，而不是两派之间的外部斗争。反对派既不愿在大会上也不愿在他们自己中间实际展开教义辩论。他们害怕一场辩论会导致他们的分裂。起初，理解并坚持他们在大会上真正使命的主教为数甚少。后来，由于几次事件，由于多数派的持续压力和神学界的行动，他们的影响有所增强。
早在12月份，梅克林大主教就抛出一份对奥尔良主教之信的回复。对此，后者立即准备了一封答辩信，但是没有获得在罗马发表的许可。两个月后它刊行于那不勒斯。正当少数派惊讶于这个禁令之时，格拉特里在巴黎出版了他写给梅克林大主教的四封信中的第一封。在信中，他以极为清晰有力的笔触探讨了洪诺留之案，引起俗界舆论的关注。在罗马，这些小册子被争相传阅。它们并没有什么新见解，只是深人剖析了天主教徒分裂的原因。他表明，罗马理论仍旧是由一些神话所支撑，这些曾经纯洁的神话自从中世纪的愚昧被消灭之后，就变成了处心积虑的谎言。他宣称，制造谎言的人就是导致教会衰弱的原因，天主教徒们看看公开的丑行就会明白。他号召他们把那些宗教骗子清除出去。他的这些信对于正本清源、消除法国人的思想混乱起到很大作用。圣布里厄克主教著文道，这个揭露极有益于宗教，因为邪恶已行世太久，再保持沉默便是共谋。格拉特里刚刚受到一名主教的赞扬，就遭到一大批主教的谴责。他向国人阐明了这个问题：你们是做虚假理论的帮凶，还是努力把它铲除？
当格拉特里之信感动了法国人时，杜林格发表了对永无谬误说之请愿书的一些观点，批判锋芒直指该说本身。在随后引起的骚动中，他答复一些同情者说，他只是捍卫了实际上为大多数德国主教所奉行的信仰而已。此言既出，宛如一石击水，在德国主教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们竭力避免与教皇之间可怕的必然冲突，他们为自己被称为同道者而痛苦不堪，因为这样称呼他们的人享有罗马学说头号敌人的恶名，人们怀疑他与所有的对抗行为有染，曾写下论述真理与信仰的最高义务的许多文章，对于他们所参与的权谋似乎做了无情的讽刺。对主教们正在反对该教条本身的推测，是基于他们对议事规则的反对意见；但是反对永无谬误说之确定的请愿书所使用的措辞，却避免了这样的推测，因此获得的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签名两倍于其他国家人士的签名。门茨主教坚决否认对他的这种推测，并劝同工也如此否认。一些人步其后尘，一些人表示拒绝；很明显，德国反对派分裂了，他们中也有接受罗马学说的人。这个同床异梦的联盟摇摇欲坠，因教皇国的另一项行动才维持下去。
对立双方都认为，大会处理事务的方式有一些缺陷。两个月白白地流逝了。一封寄给《忠告者》（Moniteur）的信代表少数派的意见，公开要求彻底的改革。2月X日，一个新的议事规则产生了，其公开的目的在于加快进程。它授权会议主席可以缩短任何一次讲演的时间，并规定只要多数赞成，便可随时终止辩论。它同时宣布，教令应于多数同意时通过——id decemeturquod maiori Patrum numero placuerit（教令应于多数同意时通过）。这种把决定权交给大会本身的政策有一个好处，即其执行不会像权威干涉那样引起自由与强制的问题。根据《Multiphces》诏令，任何主教皆不得提出未经教皇批准之议题。在新的规则之下，他不得在大会上就任何问题发表意见，如果多数派决定停止辩论，或主席决定缩短他的发言的话。他不能在罗马刊行任何文字，若在别处刊行即被当作违禁品。他就某议题提交给委员会的书面意见，不能保证被完整地公布给其他主教。教皇永无谬误说随时都可确定，不会再有什么障碍了。多数派无所不能。
少数派不能接受这种规则，否则就等于同意教皇为永无谬误。他们的观点是，如果教皇的教令没有代表主教们的普遍信念，就不能免于谬误的危险。他们并不认为，特定的善德决定于一定数量的主教，或永无谬误决定于一定数量的选票。如果大会多数主教通过一项可能并不代表多数教徒意见的法令，而该法令是绝无谬误的，那么，它便是从教皇处获得这种绝无谬误的性质。但谁也不认为教皇有义务颁布一个由多数通过的教令。少数派质疑新规则的原理，宣称教义令要求实际上的全体一致同意。抗议书主要是由一名法国主教起草的。一些匈牙利人添加了一段文字，坚称大会的权威和普世性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他们还请求增加另一层意思，即他们继续与会，并不表明大会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仍具有合法性。抗议书的作者谢绝了这一段内容，解释说实际威胁的时刻尚未到来。从那天起，少数派便达成如此共识：拒绝承认任何一条非由全体一致同意而通过的教义的有效性。在此问题上，真假反对派是没有分歧的，因为吉努亚克和克特勒与肯里克或黑弗勒一样态度鲜明。然而，在此问题上罗马不会屈服，否则就放弃了它的全部立场。等待一个“全体一致”的规则有如等待太阳从西边升起。允许一个少数可以阻止或废除教皇的教令，就意味着放弃永无谬误说。对于反对派主教而言，别无他路可走，只有使大会停止。他们中最卓著者接受了这个结论；在一份声明书中表示，教会最高的、不容违反的法律已被会议规则破坏，此规则使得通过有关信条之教令无需主教共同一致的道德基础；在主教以及世人看来，大会已不再具有自由和合法性的不可或缺之条件，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唾弃。为了避免造成公开的丑闻和保全教廷的荣誉，谨提议，一些未受到反对的教令应当在庄严的分会上宣布，然后大会立即闭会。
3月底，一场分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教义令的第一部分从委员会返回大会，它已被大大改动，主教们一般表示接受，只是对序言中一句轻率的表达持不同意见。这句话意在谴责那种与新教教会联合的观念。几名主教认为这一段是对新教徒的不必要侮辱，希望改掉它；但是危险在于：如果他们在修改之后共同对该教令投票，就是让自己承认了曾经反对的会议规则的合法性。3月22日，斯特罗斯罗耶提出这两个问题。他说，将宗教谬误的增多归因于新教徒既不公正也不仁爱。现代的不信教现象萌芽于宗教改革之前的天主教徒，后来在天主教国家结出恶果。许多最优秀的基督教真理捍卫者是新教徒。若非天主教徒的横暴与残忍，和解之日早已到来。这些话遭到大会的嫌恶，演说底稿的散发掀起了愤怒的波涛。后来，斯特罗斯罗耶说道，大会将因废除一致同意是必要条件的规定而失去它的权威。这时，主席和多数派拒绝让他继续说下去。次日，他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宣称如果教义由多数决定，他将不承认大会的合法性。这份抗议书在德国人分会上通过，又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