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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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权威衰落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公认的道德及政治权利的标准，能够使社会结构在变化中依然稳固。政体的不稳定使统治原则岌岌可危。民族的信念开始受到怀疑，然而怀疑尚未给知识开辟道路。有过一个时期，无论私生活的义务还是公共生活的义务，被等同于众神的意志。但是，那个时期已经过去。雅典人的女神帕拉斯，以及从帕耳那索斯双峰之间的神庙中发出神谕，对雅典民族赐惠良多的太阳神，皆有助于维系崇高的宗教理想，但是当希腊的文明人学会了用自己敏锐的推理能力分析传统的信仰体系时，他们却立刻意识到，对众神的信念败坏了生活，降低了公众的精神水准，民众的道德不能由民众的宗教来维持。众神不再提供的道德指导，却也无法在任何经籍中找到。不存在由专家阐述的神圣法典，也不存在有威望的圣贤宣扬的教义——不存在像遥远东方的先师一般的人物，他们的话至今仍支配着将近一半人类的命运。用细致的观察和严谨的推理去说明事物的努力，是从破坏开始的。出现了这样一个时期：画廊派（Pooch）和学院派的哲人将智慧与美德的指令发展成一个体系，它如此和谐而深邃，大大减轻了后代基督教神学家们的负担。但是那一时期尚未到来。
在这个怀疑和转变的时代，希腊人走出昏暗的神话幻觉，来到科学耀眼的阳光之下，这就是伯里克利时代。用明确的真理代替有害的权威训令，然后开始了汲取希腊理性能力的过程，这项努力是人类世俗史上一场最壮丽的运动。因为即使在基督教促成了巨大的进步之后，我们依然把自己所拥有的很多哲学思想和极优秀的政治知识，归功于这场运动。伯里克利作为雅典政府的首脑，是第一个遇到传统迅速衰落给政治领域带来难题的政治家。无论是道德权威还是政治权威，在四处弥漫的变化中皆不能幸免于动摇。没有可以充分信任的向导，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用来控制或否认人群中流行的信念的手段。公众的是非观也许是错误的，但是无从检验。从实践的角度看，人民是善恶知识的基础。因此人民也是权力的基础。这就是伯里克利的政治哲学中包含的结论。他毅然铲除了仍在维护财富之人为的支配地位的一切支柱。对于公民与权力的关系原则，他引入这样的观念，即权力应公平分配，以便向所有人提供同等的保护。当共同体中的一部分人统治全体人民，或一个阶级为另一个阶级立法，被他斥为专制。伯里克利将公民权限制于血统纯正的雅典人以防失衡，假如他不这样做，特权之废除也许只会导致最高权力从富人转移给了穷人。通过这项措施，我们会称之为“第三等级”的那个阶层人数下降到14000名，与较高的两个等级大体持平。伯里克利认为，任何疏于参与公共事务者都会伤害到城邦。不因贫穷而把任何人排除在外，伯里克利用国家的钱为他们的参与支付报酬。他所管理的同盟基金，聚积了一笔两百多万斯特林（sterling）的财富。他的统治手段是演说术，他用说服的方式进行统治。一切事务皆由公开的辩论决定，一切势力皆服从于高明的思想。政制的目的不在于确定任何势力的优势地位，而在于防止这种地位，在于平等地保障劳动的独立和财产的安全，在于使富人免受妒嫉和穷人免受压迫——这种思想标志着希腊的政治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这位伟大的爱国者一死，他创立的这种思想便难以为继。让金钱、土地或人数取得优势，从而破坏权力平衡的做法，充斥于全部历史之中。伯里克利之后的一代人在才智上无与伦比——这一代人在诗歌和演说术方面的成就，至今为世人所艳羡，在史学、哲学和政治学方面的成就仍然难以超越。然而它却没有产生出伯里克利的后继者，无人能够胜任他传下的权杖。
每一种利益皆应拥有为自我申辩的权利和手段，这一雅典政制的原则，是各民族进步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并没有为落选者定出补救之策。法律对于多数的胜利并无约束，或使少数免于受到人数上胜出者的可怕惩罚。当伯里克利的决定性影响不复存在时，阶级之间的冲突就横行无阻，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降临于上层的屠杀，使下层获得了不可抗拒的优势。雅典人不倦的探索精神，使他们急于展示每一种制度的理由和每一条原则的后果，他们的政制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匆匆走完了从幼稚到衰老的旅程。
在这老少二人的生涯之间是个中间阶段，它始于对民众力量的最初承认，终结于国家的衰落。他们的经历为处于绝无仅有的有利境况下的民主政体将会爆发的危险，提供了一个证明。因为雅典人不仅英勇、爱国，能够奋不顾身，且是希腊人中最富有宗教情怀的一族。他们笃信给自己带来繁荣、平等和自由的雅典宪法，从不怀疑赋予公民大会巨大权力的基本法律。他们允许多种不同意见的存在，倡导高度的言论自由。他们对自己的奴隶表现出的人道精神，甚至使最开明的贵族分子也感到愤恨。于是他们成为古代在民主制度下成长壮大的惟一民族。但是，一贯败坏良知、麻木心灵、使君主失去理解力的无限制的权力，也腐蚀着雅典这个光辉的民主政体。少数的压迫是邪恶的，但多数的压迫更邪恶。因为民众中蕴藏着的力量若被唤醒，少数人几乎无法抵挡它们。面对全体人民的绝对意志，无可吁求，无可救助，无可躲避，惟有背叛。雅典人中人数最多的最下层，集立法、司法以及部分行政权力于一身。那时的主流哲学教导他们，最高的法律莫过于国家的法律——然而立法者高于法律。
因此，大权在握的人民有权做其权力范围内的一切事情，除了自己对是否方便得出的判断外，不受任何是非准则的约束。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公民大会上的雅典人宣布，他们痛恨阻止他们为所欲为的主张。既有的力量无一能够约束他们；他们决意不受任何义务的束缚，除了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外，他们不受制于任何法律。获得解放的雅典人民，就是以这种方式成了一个暴君；他们的政府，欧洲自由的先行者，遭到古代所有最贤明人士的一致谴责。他们试图通过广场上的辩论去指挥战争，因而毁掉了自己的城邦。就像法兰西共和国一样，他们把失败的将领处死。他们不公正地对待附属国，使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海上帝国。他们掠夺富人的财产，直到迫使富人与国民公敌串通一气。他们的罪恶在苏格拉底的殉难中达到了顶峰。
当人数的绝对统治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时，国家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了。厌倦沮丧的雅典人承认了灾难的真正起因。他们懂得了，为了自由、正义和平等的法律，民主也有必要约束自己，一如它应当约束寡头政治一样。他们决心回归古代的立场，恢复事物原有的秩序，即取消了富人对权力的垄断而穷人还没有得到这种权力时的秩序。第一次复兴失败了。其惟一值得纪念之处，就是政治判断向来准确的修昔底德宣称，这次复兴是雅典人所拥有过的最好政府。其后又进行过一次努力，经验更加丰富，目标也更加专一。敌对的派别和解了，宣布了历史上的首次大赦。他们决定联合执政。具有传统效力的法律简化为一部法典；最高会议的任何法令若不符合法典一律无效。在仍然不可违背的神圣宪法与不断满足一时的需要和观念的命令之间，留有一个广阔的空间。规定了数代人编织而成的法律体系不受民众意志一时变化的影响。雅典人的悔悟来的太迟了，已不能拯救共和国。但是，他们的经验教训永世长存，它告诫人们，全体人民的统治，即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阶层的统治，有着和纯粹的君主制一样邪恶的本性，因而基于近乎相同的理由，需要自我制约的保障制度，并且应当实行永久的法治，以防止舆论专横的革命。
与雅典自由的兴衰相比，致力于解决相同问题的罗马人具有更多的建设性意识，也获得了更大的短暂成功，然而最后以更可怕的灾难而告终。在天才的雅典人那里，事情的进展依靠一段时间的合理辩论，而在罗马，这种进展依靠的是对立势力间的冲突。政治学的沉思，对于冷酷而实际的罗马天才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他们所考虑的，从来就不是克服难题最聪明的办法，而是类似的事例所表明的办法。他们重视先辈和范例甚于一时的灵感和妙思。他们的独特品性，促使他们将自己的法律溯源于远古，为了证明制度的连续性和排除对革新的谴责，他们还虚构出罗马国王的传奇历史。墨守成规使他们进步缓慢。除非万不得已，不愿前行一步。相同的问题在被解决之前经常重复出现。共和国的宪政史围绕着贵族和平民间的斗争展开。前者自称是惟一真正的罗马人，要求独自掌握他们从国王那里争取来的权力，后者则要求平等分享。这种争端，在热情而不知疲倦的雅典人那里一代人之内就结束了，而在罗马却持续了两个世纪，从平民们被排除在城邦政治之外并被课税和提供无偿劳役，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86年他们获得了政治上的平等。随之而来的是150年史无前例的繁荣与辉煌。然而，从那场只要无法从理论上解决便以和稀泥方式处理的早期争端中，又产生出了一场没有结局的新斗争。
广大的较为贫穷的家庭，由于连年征战而困苦不堪，被迫依附于大约两千个富裕的贵族，后者瓜分了国家的辽阔领地。当民众的要求日趋强烈时，格拉古兄弟劝说富人把公有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平民，试图以此缓和民众的要求。那些古老的名门世族曾顽固地加以抵制，但是他们也知道妥协的艺术。后来那些更自私的贵族们却不懂得妥协之道。更为严重的争执使人民的性格也发生了转变。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一直以温和的方式进行，这也是英国的党派之争令人赞美的品质。但是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斗争，却变得像法国的内乱一样暴烈。在罗马，32万依靠公共土地生存的人民，经过长达X年的斗争之后，被富人的态度所激怒，他们随时准备追随任何人，只要他向他们承诺，能够用革命手段使其得到他们无法用法律手段得到的东西。
代表传统和威慑性秩序的元老院一度非常强大，足以镇压任何一个崛起的民众领袖，但是儒略·恺撒的出现结束了这种局面。他在举世无双的征战生涯中率领的军队支持他，被他的慷慨大度所征服的饥馑民众拥戴他，他娴熟的统治术无人可比，他采取一系列既不残暴也未造成破坏的措施，把共和国变成了君主国。在戴克里先统治之前，帝国保留着共和形式。但是就像保民官（the Tribunes）胜利之后人民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