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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部分

西方伪科学种种-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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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不,那是瞎说。

  治:现在头痛怎样了?

  患:好多了,实际上是过去了。



  从上面的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对于头痛的意念解释,仅仅存在于治疗者的头脑里,而且是经过相当大的困难才诱使病人顺着他说。治疗者提出的那些问题,具有一种“诱导”的性质,就连温特医生也承认那是“鼓励幻想”。这位医生说,事实上,这些记忆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关系不大!这真叫人吃惊。这样一来,哈伯德那套关于胎儿期和出生时“印象”的学说是应该扬弃的。也许这恰恰正是这位医生从那以后所要做的。因此,他1952年出版的新书《人的苦脑都是心身性病症吗?》,就再也没有提到意念说。


  哈伯德本人也承认,许多病人对于自己在子宫里的经历想入非非。他写道,“病人谈到他的父亲和母亲,以及他们坐在什么地方,卧室是什么样子,然而他那时却是在子宫里。”哈伯德不同意“受苦的胎儿有一种超感官知觉”的理论。他承认这是一种好的理论,但他又不承认这种理论,因为胎儿并没有思想,因而也就不存在超人的洞察力。


  实际上,认为神经机能病和心身疾病可以追溯到脑子失去知觉时的经历,不管是在子宫内还是子宫外,根本没有经过任何科学试验的证明,以致没有一位有名望的精神病学家肯对它一顾。不少精神分析学家指出,把一个人的病因归咎于他在胎儿时期发生的事件,是回避对神经机能病根源进行真正研究的最简便的办法。


  在为意念说辩护的各种辩词中,“它有作用”这个辩词是最无聊的。因为在治疗神经机能性的各种症状时,病人相信的任何事物都有作用。这一类的“疗法”不胜枚举。从年轻的珀金斯关于他父亲的金属牵引器治疗效力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几百个远比意念说的病历更能给人印象的故事。这一切说明,意念说作为一种信仰疗法能影响某些病人。此外,再无其他。


  自然,哈伯德是想到了这样的反对意见的。他写道,“如若发现有人试图阻止患者接受意念疗法,即应立刻通知验察师。……任何企图制止病人接受意念疗法的人,不是想利用病人的心理失常,……便是有意要隐瞒什么。”


  意念说的狂热发展确实如火如茶,就连哈伯德本人也被卷进一场个人的纠纷中去了。1951年,他的第三个妻子、25岁的萨拉·哈伯德跟他闹起离婚。她把他称为“偏执狂型的精神分裂症者”。控告他在她怀孕时折磨她,并声明医学顾问们已断定,哈伯德已“无可救药地疯了”。


  1952年2月,设在威奇塔的意念说基金会破产了。哈伯德最近又发信要求人们捐助25美元,帮助他支付生活费用,以便在“全美国”建立一个意念说学派和实现一些其它的小计划。作为回报,他将赠给捐助者新成立的“黄金”意念说组织的会员资格。


  小约翰·坎贝尔是多年前当哈伯德为他治疗窦炎时接触到他的意念说的,后来他便向全世界大肆宣扬起意念说。但他至今仍然在患着窦炎。


________

  ①班卓琴,一种类似吉他的乐器。——译者









第二十三章 普通语义学及其他




  在讨论了生命能和意念说之后,再来介绍任何其他突出的精神病治疗法方面的狂热迷信,必然会使人感到索然无味。不过,如果不谈谈波兰出生的艾尔弗雷德·科尔兹布斯基伯爵的“普通语义学”和罗马尼亚出生的精神病学者雅各布·莫内诺的“心理剧”,我们的考察就是不完整的。应该说,这两种活动都没有达到前两种迷信的荒谬程度。为此,必须把普通语义学和心理剧看作引起争论的两可的例子,它们可能有相当大的科学价值,也可能没有。


  科尔兹布斯基1879年生于华沙。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俄国的波兰军队中任少校,受过重伤,后作为炮兵专家被派往美国。他留居美国,此后10年他依靠个人的财力写作和出版了800页的普通语义学的“圣经”——《科学与神志健全》。该书于1933年由这位伯爵的“国际非亚里士多德学派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这部书内容组织很差,繁琐冗长,从哲学上来说论点幼稚,从有才干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那里剽窃来一些重要思想,反来复去,使人腻烦;其中还夹杂着许多神经病学与精神病治疗方面的新词汇、混乱的观点、无聊的空话和含混可疑的推测。


  艾沦·里德写了两篇论述“语义学”一词的历史和各种不同涵义的学术论文。其中提到,伯爵在《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的原稿中并未使用这个词。但是,在该书出版前,有几位波兰哲学家采用了这个词,科尔兹布斯基遂从他们那里偷来了。


  绝大多数使用“语义学”一词的当代哲学家,把这个词仅用于研究词汇和其它符号的意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伯爵把这个词用得非常广泛,以致它变得几乎毫无意义了。正如黑德指出,科尔兹布斯基把植物的向性,比如向上生长而不朝下生长,看作为一种“语义上的反作用”。他在《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中讨论一个婴儿为了得到第二次喂奶而呕吐问题时写道,“呕吐成了她支配‘现实’的语义上的方法。”伯爵的现代追随者往往把“语义”和“估价”等同起来,对“普通语义学”下的定义是“对人类估价过程的研究和改进”。


  科尔兹布斯基不厌其烦地要推翻“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思想习惯,尽管事实上他所谓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只不过是一种毫无价值的结构,跟那位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方法毫不相干。实际上,这位伯爵对亚里士多德是相当尊敬的(他把自己的书题献给许多思想家,其中就包括亚里士多德)。但是他认为这位哲学家的推理被用词习惯严重地歪曲了。这种用词习惯与印欧语结构,特别是与带有强语调“是”的主一谓形式有密切的关系。①伯爵说,“‘是’,是毫无意义的”。他显然没有认识到,象他不断使用的“异种同质”这类概念,如不采取数学结构的特征,是无法定义的。


  伯爵猛烈抨击的另一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习惯,是根据“双值逻辑”来思考问题,这种逻辑的陈述必然是非真即假。谁也不会否认,许多推理错误是由于在不能应用“非此即彼”的逻辑的情况下搬用这一逻辑,这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许多逻辑学家早就认识到的。但是伯爵的许多追随者却没有认识到,有一种情况,双值取向是无法避兔的。在一切已经发明出来的“多值逻辑”中,推论的方式仍然是非“正确”即“错误”。举一个简单的例于,我们不妨假定一个人有一支自动铅笔,这种铅笔只有红、蓝、绿3种颜色。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他的铅笔既不是蓝色的也不是绿色的,那么我们的结论是红色的。这是三值②体系中的一种“正确”的推论。如果推论铅笔是蓝色的便是“错误”的,因为这和前提之一相抵触。还没有人成功地创造出一种逻辑,可以省却非此即彼的双值取向,当然也可以给两分法以其他的名称。没有理由对此感到不快,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看出,普通语义学对双值逻辑的大量抨击,只不过是对无害的风车作战而已。


  许多学派的哲学家反对拙劣的语言学的思维习惯的斗争,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是人们发现《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对这一事实几乎只字不提。比如,该书矢口不提约翰·杜威(只是在以后几版的书目中提到),而近代哲学家对伯爵所谓的“对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斗争,几乎没有人比他更为坚决或斗争的时间更长的了。事实上,除伯特兰·罗素以外,该书几乎对每一位当代重要的哲学家都偷偷地诽谤一番。


  科尔兹布斯基强烈的自高自大,凡是认识他或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很清楚。他自认是在世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是不朽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头两部是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培根的《新工具》。他象哈泊德一样,相信他的治疗方法几乎能治任一种类型的神经机能病症,并且能把绝大多数人的智力提高到象他那样的天才水平。他认为所有的行业,从法律到牙科学,都应该以一种普通语义学为基础,因而只有传播他的思想,才能拯救世界于毁灭。在《科学与神志健全》第二版的前言中“他呼吁读者们敦促各自的政府把普通语义学的诸原则付诸实施,并在书中表示了他的这一信念:他的学会终将成为国际联盟的一部分。


  伯爵的“普通语义学研究所”设在芝加哥大学附近,创办于1938年,经费由芝加哥的一个富有的浴室设备制造商科尼利厄斯·克兰提供。研究所的门牌号原为1232,后改为1234,以便和“东56街”连写成为连续的6位数。③伯爵总是模仿电视节目那样的声调指导他的学生。在讲课的过程中,他老是在引人注目的时刻突然停下来,他的学生们就齐声高喊:“不是!”或“是!”他非常喜欢扮演这种演说家和受人狂热崇拜的领袖的角色。在许多方面,普通语义学的传播正象伯爵在《科学与神志健全》第800页上所说的“类似偏执狂的语义流行病”。他的追随者们就在这位领袖的魅力下患上了这种流行病。


  按照这位伯爵的说法,当人们脑子里反映现实的图景,与真实世界稍不一致时,他们就是“神志不健全者”。如果内心世界歪斜得厉害,他们就成为“精神错乱者”。这一切的主要根源是亚里士多德派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歪曲了现实。比如,它设想一件物体或者是椅子,或者不是椅子,而明明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偏偏把一种东西叫做椅子,它叫不叫椅子,这取决于人们对“椅子”所下的定义。但是要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不可能的。“椅子”不过是我们起的一个名子,用它来叫一批多少相象的东西,但是它们依连续统向四面八方扩展而成为不叫做椅子的别的东西。正如H。G。 威尔斯在《最初的和最后的东西》一篇论形而上学的文章中所说:


  ……想想那些扶手椅,阅读坐的椅子,餐厅里的椅子和厨房里的椅子,变为长凳的椅子,那些已经超出椅子的界限成为长靠椅的椅子,牙科椅子,帝王宝座,歌剧院的长排座椅,各式各样的座椅,那些摆在工艺美术展览会地板上碍事的、怪模怪样的霉菌状的东西,你就会发现这个简单易懂的词,实际上代表一堆怎样模糊的东西。如果和一个精明的细木工打交道,我保证你就没有办法给椅子或椅子一类的东西下个定义。


  非亚里士多德派的看法,实质上是承认上述的基本事实。根本就没有象纯“椅子”这样的东西。只有1号椅子、2等椅子和3号椅子,等等。这种用数字编号的作法,科尔兹布斯基称之为“编制索引”。同一把椅子,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由于经受日晒,风吹雨打,被人使用,等等,这一瞬间的椅子到下一瞬间已不是同样的椅子了。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作“标注日期”。我们说的是1952年的椅子,1953年的椅子,等等。伯爵相信,对于神志不健全的人,和许多精神错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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