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凤凰-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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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少地出错。
第二章：孤本（7）
这个技术标准规定他们在摄影棚里开始的时候，现场已经把信号传到了位于香港清水湾的卫星发射基地。他们通过实时信号将摄影棚里传来的画面录好，作为播放带。只是这个节目的播放推迟了几十分钟而已。
曹先生听董嘉耀讲完录制程式，不在意地说：“又是直播吗？”直播对他反而成为一种过瘾的事情。因为准直播必须集中精力应对，如果可以返工反而会造成更多的麻烦。
开播首天的题目因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事件而确定下来。曹景行称这是为他们送了一个新闻，使这个节目一开始就与重大事件联在了一起。他们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评论的时间，前后不过三个小时。
对于更多无辜的人来说，意外是难以回避的一个灾难。但媒体则是灾难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媒体会因为灾难而显得忽然重要起来，并会引发相当多的关注。
8月22日，傍晚，香港赤腊角机场笼罩在浓厚的雨雾之中。气象台早已预告，本年第8号台风已经在香港正面登陆。暴雨、台风毫不留情地考验着运作仅一年多时间的香港新机场。6时45分，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一架从曼谷飞抵香港的C1642客机，在风雨交加中降落机场。几乎在降落到地面的同时，飞机机翼侧翻，瞬间起火，机上乘客3人死亡、211人受伤。
香港新机场首次空难就这样发生了。
几分钟后，董嘉耀知道了这个消息。台里准备派他赶往机场，进行现场报道。曹先生赶来对董嘉耀说：“今晚的题目就谈这个。你多了解一点。”
董嘉耀愣了一下，前面准备的东西全作废了。他心里还有点打鼓，意外有什么好讲的，何况还要再讲20多分钟？这起意外会与时事有什么关联？
晚上10时，他们准时来到录影棚。他们只有几分钟的前期调试时间。三台摄像机只由一个机师控制，那位机师将他们的头像调好后，告诉他们注意事项。也就是他们只能有三个画面，曹与董及两人一起说话的场景。
“院长”与钟大年一起站在现场观看。
董嘉耀在片头音乐结束时，开始了他至今已成定式的动作：他转过身向观众介绍了一下这个节目，然后讲解今天要谈的事件，再转过身介绍曹先生与大家见面。
曹景行手里拿着一沓关于华航的各种出事的记录与数字，包括出事后三个小时内发生的各种人物的反应。这就是他要面对的这样一起三小时前发生的突发事件的评论资料。
曹先生关注的并不是灾难这件事本身，他关注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灾难，以及灾难可能对香港刚启用一年的新机场的影响。
在回顾了台湾这家官方色彩浓厚的航空公司在国际航空界向来有着不良的记录后（根据1997年美国航空旅游协会对全球260家航空公司所做的调查，华航是被列为29家不合格的其中之一，而自1970年以来的重大事故发生率更是名列第四名），曹先生认为，新机场是香港最重要的一个命脉，应当注意这起事件对于香港新机场的影响，包括这件事善后的处理。
董嘉耀与曹先生交谈愉快，但他的精力还放在不但要找出让曹先生有兴趣谈论的话题，还要照顾首次录制节目的一些时间与技术的结合。
曹先生在第二节时，将话题转到华航与其他的几家从大陆绕道香港飞往台北的航班，预测了一些可能潜在的危机。将话题直转台湾当局所坚持不进行的“三通问题”，使台湾几家航班要在香港转机，增加了可能的风险。如不增加这方面的预防，华航再次出事在所难免。
两年后的5月，一架华航客机转道香港时，再次发生特大事故，应验了曹先生的预测。
这次录制用了将近30多分钟，一气呵成。
董嘉耀觉得这几十分钟节目做下来，很长见识。意外的灾难事故竟然还可以与政治相连？
“院长”与钟大年拍手庆贺，效果不错。当然，细致的“院长”还告诉摄影师应如何调整角度，使他们的画面衔接更流畅，并指出董嘉耀有点紧张，曹先生爱低头等技术细节。
第二章：孤本（8）
当晚11时50分，《时事开讲》准点首播。
当时董嘉耀的身份是嘉宾主持，曹景行是时事评论员，监制钟大年。这个节目播出的第二天，老板刘长乐把董嘉耀叫过去，说你怎么能叫嘉宾主持呢？这个肯定不对，应当就是主持人。当天晚上，字幕就修改了过来。后来，刘长乐又通知嘉耀，曹先生的字幕（角色）还是打成“主讲人”，这就成了现在的主持人加主讲人的形式了。
政治评论的内地“底线”
◎ 午夜观看节目的竟是应酬归来的政商两界人士
◎ 《时事开讲》半年后成为中国电视频道午夜时段最昂贵的节目
曹景行与吴小莉、董嘉耀的合作，起始带着相当的随意性甚至不固定性。
这个节目有着巨大的想象空间，操作简单，匆忙，甚至没有条理。因为人数少，反而免除了那些巨量策划方案带来的精确与繁杂。曹景行很享受这样的无人管束的自由。当晚的题目大多来自他的判断。《时事开讲》题材的空间很大，从来没有人规定过他哪些题目应当讲，哪些题目不适合。每次《时事直通车》后，他与当值的吴小莉或者董嘉耀进行商量，都会提出自己要讲的题目的要点，而董、吴则会根据他的谈论，寻找相应的画面与资料。
世事难料，局势的变化总是会送给他们相当多的题目。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的话题更多地集中于台湾。1999年的台湾局势仍处在相当微妙中。台湾式民主的未来成为曹先生重点解读的方向。他的评论从错综的人际、政党斗争的内幕以及阴谋式的谋略出发，生动而又直击要害。在《时事开讲》开播的半年时间里，他讲了不下一半的台湾议题。国际方面，曹先生的话题放在关于东帝汶的未来以及美国为何不出兵这个国家，日本官员对华的一些“误读之恶语”的由来，仍然在变化中的朝韩关系。由《财经论坛》延续下来的热情，使他继续在这个节目里关注财经热点。
这些题目更像是他累积多年的一种爆发。每个题目下面都存有极深的厚度，随手拈来，侃侃而谈。这种角色的转变似乎为他打开了一个水龙头。他的话题总是会随着提问者，拧开水龙头的大小，发出不同的声响。到第二周结束的时候，他已自信地认为：“这个节目站住了，两周挺短的，一般的节目至少要三个月的试播时间。”
缩短这一时间的拐点来自于突然出现的观众来信。
似乎从第一周的时候，设在北京的凤凰卫视国内分公司开始大量地收到专门寄给曹景行的邮件。凤凰网开设的一个反馈信息系统在收到的本周总共四百多封信中，有一半以上讲到这个栏目。一位热心的曹景行的《财经论坛》节目的观众发现了他的新节目与新身份。
他在节目开播的第一周，写来一封感伤的信。他抱怨：“我们曾为《财经论坛》的停播而伤感，亦为电视台的商业短视而担忧……好在《时事开讲》和我们见面了，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兴奋劲儿。但这个子夜时段却成了一个障碍，由于白天有紧张的操盘工作，我不能睡那么晚，只能录下来在第二天早餐时看，一期不落，已成习惯。渊博的知识，透彻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思路的启发。譬如你从中央经济工作新闻公报里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得出中国入世是大势所趋，是中央‘集体决定’，丝丝入理，脉脉相扣，比那些所谓消息灵通人士不知高出多少……”但他提出一个几乎所有来信中都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反对意见，就是这个节目时间太晚，这几乎成为随后《时事开讲》来信中的一个不变话题。
不了解这个节目起源的观众开始指责凤凰卫视在编排节目上的“不科学”。相当多的人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可看性很强的节目会放在这样一个时段。至于更多的来信，则开始夸奖这个栏目。“可以提供相当多的资讯，内地看不到的东西正在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如陌生的台湾地区，还有我们周边国家的讯息。我们听到了另外的声音，世界还可以这样看。你打开了另外一条我们与世界接轨的路径。”
第二章：孤本（9）
来自北京清华大学的一封信甚至提出，“曹先生最大的功能是看世界的角度。用西方记者的思路来分析大陆与世界的关系。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问题。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人会这样去看，而我们则认为自己的一套思路是对的。我们不一定赞同所有的西方论点，但却不得不想想，世界主流关注的东西为什么与我们所想的不一致。这是一个思想启蒙的问题。”
来信更多的像安慰剂。
曹先生觉得自己找到了依据，发现了光顾晚上11点时间段的观众竟是这样一些人。开始时，他们大多数是这个时段电视机前的匆匆过客，偶然路经，但却被吸引。他们是这样一些拥有夜生活的人，大中学校的学生，晚间应酬归来的商人，教授，退休的干部以及许多热心时事的人，还有许多政府高层官员。
当然，在中国，总是有许多你觉得不可能的人群，在关注时事与政治，关注国家的未来或者是国际的局势，他们努力地想看清这个世界。
曹景行觉得这些来信的人，可能正在构织这样一个栏目的未来。他需要观众，如同需要支持。因为这些人才是这个产品的购买者。至少这些来信，帮助高层下定了把这个节目办下去的决心。老板刘长乐把这些信批转给了当事人。他们需要得到鼓励。
吴小莉的正在上升的知名度部分地使这个节目有了另外的形式。1999年的吴小莉正在因为总理朱基的点名提问及数次的大型直播而声名日隆。她的形象也成为凤凰卫视早期的LOGO。与曹景行在《中国人今天说不》事件长达一周的合作，使她与曹先生达到了一定的默契。她的风格也体现在这个节目里。当然，她也在寻找着一种全新的形式。她试图将这个栏目的另外一面表达出来。在初期的《时事开讲》，她的号召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也是她的一个新节目。她的FANS是从追看她时发现这个节目，并且坚持留了下来。
吴小莉在其后所写文章中认为，“曹先生也从早期加盟《锵锵三人行》，来到每晚的《时事开讲》，找到了一个最适合他的舞台。套句窦文涛的话说，‘曹老师像个新闻雷达，早上起床，眼睛盯着电视新闻，耳朵听着电台广播，手上翻着七八份报纸。像个新闻呕吐机，每天把不同的信息倒给大家。
10月份，吴小莉的另外一档节目改版，那会儿她不仅担任《时事直通车》的主播，还有一档专为她打造的《小莉看时事》。《时事开讲》这个每天必有的节目牵扯了她太多的精力。小莉基本上无暇顾及，并渐渐退出了这个栏目。最后这个节目事实上成为董嘉耀一个人主持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