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凤凰-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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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记者工作量远远大于做主播的时间。这是一个有趣的开始，他需要用另外一种观念去解读香港的新闻。内地的倾向显然并不适合于他解读香港新闻的方式。董在凤凰经历了一个“脱大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他来说，充满了新鲜与挑战。
在这里，他发现“在香港大点儿的公司都有公关部或专人负责和新闻界打交道。记者并不是什么带有神圣光环的特殊人物。媒体间因为报道方式和题材选择各异，外界的口碑也不一样。你要采访别人或什么机构，要预约与申请，人家也可拒绝你。香港无冕之王的地位与内地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语”。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这里没有在内地显得光彩夺目的记者证，甚至没有证明。记者不过是香港人口中的“狗仔队”。而与凤凰签约时，他的身份是艺员，由主持人事务部主管。
几乎所有的人都经历了这种不适。内地记者的光环在这里不过是一种商业体制下的产品。来香港前，在广州看到香港的电视新闻时，董嘉耀常纳闷：“突发事件发生后，传媒为何赶到现场的时间如此之快？”在这里，他很快得到了答案。“有许多专门做突发新闻的记者，在办公室、甚至家里，都用高功率的无线电截听警方消防局和急救队的无线通话。一有事，就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比警察还要快。大家每晚都会互相通通风，以决定第二天要采访的内容。除了独家新闻外，一般性的新闻都会在圈子里流传。一位香港记者说：‘竞争是老板们的事。’在下面干活的记者虽然是各为其主，但私底下却是互帮互助，所以，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每次重大事件采访完后，记者们都会聚在一起，商量一下有什么可供发表的POINT（要点）。因为大家都不想回公司后被上司责问为什么自己发出的稿件中没有其他媒体的内容。这很可能会影响到工作业绩与前途。”
董嘉耀很快就适应了这些，他有时候甚至显得更加多能。在电视系的专业化训练和个人综合能力使他很快具有了独特优势，比如他可以自己拍东西。有时候摄像不在，他就自己扛着机器上街采访。但这样的结果是他肯定要吃更多的苦。当然，在香港做记者之艰难，他的体会尤其深。香港记者圈流传一句话：“铁脚马、神仙肚。”意思是，当记者就是要在突发新闻现场跑得快，重要人物一出现能挤得上去，在碰撞的话筒丛中还能抢先发问。然后是能挨饿，因为食无定时。这与在内地记者会后有饭招待、有现场稿本、有人招呼，还有人尊重的风光大相径庭。
董嘉耀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周二的港府行政会议。董与记者们早8点挤到现场，对下车的特首追问几句。然后挨饿等到下午3点多才结束，但却一句话也问不到。后来港府官员告诉他们，人家开会的行政会议人员是备有茶点的，可以一边吃点心一边开会。所以有经验的香港记者，提包内备有一块小点心。这次经历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对香港记者这个职业的认知。
第五章：慢热……（7）
竞争对于董嘉耀是第一课，好在他的广东人的本质在香港并没有多大的障碍。他的外形除了与广东细佬形象相异外，他的做事方式还是可以让他们很快承认他的。董加耀很快就见识了这里记者的专业化与程式化作业方式。在内地，一个记者一天发一条新闻，最多两条新闻就了不起了，但他惊异的是，这里的记者一天至少要跑四五条新闻。同事闾丘露薇一天超纪录地可以发到八条新闻。探究底细，专业化成为闾丘露薇可以创下纪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内地记者发稿编稿几乎一脚踢，而她则是在现场采访时，几乎就把当时的串词与稿子写好
，现场录完音后，交给专业剪辑师就走了。这也是她一天可以做到七八条新闻的原因。在凤凰卫视，虽然一个人会被当做三个人用，但专业分工又很细，香港人的专业水准让他十分佩服。他可能没有你综合技术全面，但他在某个方面，就是专家。他们讲求标准与行规。潘红星做《时事直通车》主编时，感叹港人对内地来的工作人员开始时有一个接纳过程。港人对内地人相当挑剔，专业方面几乎从来都看不上。但对于董的接受却是最快的。他的身份与相同的语言，包括董的专业化都是良好的沟通方式。而这些都是董性格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在北广时的主持人班里，与那些自认为是未来各界的精英们打交道，董总是可以较好地协调好各种关系，连年高票当选班长一职。梁冬同学曾经“非议”他：“上大学时，我就坚信，嘉耀未来最适合做的就是电视台的办公室主任。”这或许是他能成功地与几位年龄、阅历都与他相差甚远的评论员合作，做好《时事开讲》的一个重要基础。
《时事直通车》作为凤凰卫视早期的新闻实验室，几乎对今后的时事新闻的走向进行了全面的实验与打磨，包括主播的方式、立场以及新闻处理标准。早期，他们处理新闻方式的内地化曾遭到观众批评，甚至认为他们是“中央第九台”。老板因此坚决要求节目以及相关时事类节目要“脱大陆化”，不能用内地的新闻标准处理新闻。港味成为重要的衡量标准。早期强调这些作业标准，确保了凤凰台与国内电视台的距离与陌生感。陌生感被“院长”定义在了许多细节上。“院长”下令不准大陆来的工作人员配音，《时事直通车》的配音全部由台湾与香港人包办。他甚至要求“就是要这种怪怪的味道”。从外在形式上把这种大陆带来的东西进行隔断。
外在的东西可以用形式来隔断，但新闻事件的处理方式却不仅仅是声音可以隔断的。尤其是关于敏感的两岸间的新闻处理手法。甚至一些习惯上的东西也难以迅速从港籍人员身上得到体现。港人背景很难理解许多事件的处理在大陆会引起的不同反应，无法把握基本界限。香港的记者对大陆及两岸间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一些台湾新闻的处理，港籍记者不是偏向右就是转到极左，很难准确找到既有新闻性又能体现客观立场的角度。
董嘉耀的内地经验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但他也有一个与港人融合的过程。梁冬同学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了这种融合的过程。“在凤凰这样一个跨文化背景的公司里工作，需要有意识地互相学习。很显然，凤凰主要针对的是大陆市场，内地人对政治的敏感度是香港人不能深刻理解的，而大陆的幽默感通常与香港人不完全一样。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香港导演却不如此认为。反之，香港人已建立的一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和体系，我也不能完全习惯。他们按节目的流程表去确定机房，有时开会决定后自己又想做一些改动，可对于按部就班的他们来说，太多的变动等于太多的麻烦。于是，我们也一直不断地沟通和互相学习，本着创新、有趣的低成本的大原则。”
潘红星就把这一块全部交给董嘉耀来编辑处理。他处理新闻的手段相当成熟，很快就把握住了基调。如在把握平衡方面，他会在处理一条台湾立法院的某个新闻后，把国台办的表态完整地表达出来，双方讲的都是当天的事实，但达到平衡与完整。
第五章：慢热……（8）
这些起初的历练，使董对新闻的理解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找到了方法。
国庆50周年阅兵，董嘉耀站在人民大会堂顶端四米高处俯拍四个小时
◎ 同行惊呼：“凤凰的人疯了。”
1999年8月17日，凤凰卫视首个跨世纪的重大传媒行为“千禧之旅”在香港启程祭天。董嘉耀在现场忙碌。老板刘长乐走了过来，问他：“嘉耀，摄像机会用吗？”
董嘉耀觉得有点奇怪。隐约地，他觉得肯定有什么事情。他对老板说：“会用，我是电视系的。”
50周年国庆前夕，凤凰卫视争取到直播国庆游行典礼几个海外名额。这对于正在起步的凤凰显得至关重要。如同在国内的地位，中央电视台拥有了至少60个名额。老板刘长乐正在考虑这能否使凤凰再次得到展示的机会。他在人群中发现了董嘉耀。
老板告诉他：“有个位置在人民大会堂楼顶上，是整个游行典礼的重要制高点，戒备森严，到时你就扛一台摄像机上去，把卫星天线与机器调试好，按到自动拍照，然后你就自己对着镜头开始解说，现场直播，你敢不敢？”
董嘉耀点头应战。“当时我第一个想法是，这么重要的直播，就我一人去做，台里胆子也太大了吧？”
1999年是董嘉耀的幸运年。这一年的8月间，他得到了两个重要机会。8月末，他正式介入新开的《时事开讲》栏目，虽然并没有确立他作为主持人的惟一地位，但这个节目注定了他今后的“重要前程”。这个8月对他来说，具有多重意味。似乎无意中，他得到了这个对他来说意味深长的任务。
9月30日，他随凤凰卫视整个转播组飞赴北京进行准备。当晚，直播小组通宵开会，在最后时刻，老板又通过关系，在制高点上又争取到了两个名额，决定李平与潘力跟他三个人，上人民大会堂楼顶。凤凰卫视的当家花旦吴小莉与窦文涛在观礼台上解说。当晚，为了那个位置，老板刘长乐与“院长”王纪言在午夜步行到天安门广场踩点，最后定位在天安门右侧的观礼台上。
那次直播，董嘉耀印象深刻。他觉得如果历史不会忽略这一页的话，那么他就在时间的某一处参与了历史。董与记者们经历了严格的检查。他们清早4点即去中央电视台会合，通过四重严厉的审查后，记者们不准离开现场。到达人民大会堂时，他们又接受了一次检查。等到了顶层，中央电视台与新华社的记者已占好了机位。这两家传媒在这里都有固定的位子，现场的脚架就直接绑在那里，根本就不用再去调整。
他们的位子在围墙里面，董嘉耀拖了一个木脚架，离地三米，但现场调试的结果是还不够高。他试着站到大会堂顶的琉璃瓦上，但被现场的士兵制止了。董嘉耀急了，他跑到楼下的国宴大厅里，摸了一把椅子上来，垫在下面，差不多有将近四米高。他站在上面，可以俯看整个长安街。董嘉耀引起了现场士兵的注意。一个士兵，一直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一边的中央电视台的人说，凤凰的人疯了。
他传回去的画面是那天独一无二的：俯看长安街上车队整体的运行过程。他甚至拍到了一些坦克很早就在牵引车的牵引下到达现场的早期镜头，以及坦克车队在过完天安门城楼就加速，烟雾四起，绝尘而去的画面，而这成为凤凰卫视的独家画面。
董嘉耀在人民大会堂楼顶的四米高处，坚持站了四个多小时。到最后，他干脆站在镜头更为开阔的地方，在大会堂楼顶的琉璃瓦边上做现场解说。10月1日下午1点结束的时候，他几乎都累瘫了。但参与历史的兴奋感使他忘记了更多的疲劳。他与吴小莉等人在广场会合，凤凰卫视的明星们与众多参加这个活动的人们一样，兴奋地在东风洲际导弹车前合影。当时现场戒严，五个人穿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