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凤凰-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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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的明星们与众多参加这个活动的人们一样，兴奋地在东风洲际导弹车前合影。当时现场戒严，五个人穿着统一的凤凰服装，沿着长安街走了很远的路去找载他们的车。一路上，这几个油头粉面连妆也来不及卸的人，成了路人关注的一道风景。
第五章：慢热……（9）
董嘉耀事后几天才有些后怕，他是当时站得最高的人。如果稍不慎，掉下去，本身就是一个轰动世界的新闻事件。这件事给来到凤凰卫视仅一年的董嘉耀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凤凰好大的胆子。它会给予每个人一个舞台，并且会把你逼到前台，直到把你“逼上梁山”。就看你够不够胆子。
董嘉耀其时主持《时事开讲》已一个月有余。舞台有了，如何唱戏则看你的个人造化。
他似乎从这个节目中，看到了自己的新机会。
第六章：模型……（1）
发球者：董嘉耀的主持定位决定了这个节目的形态
◎ 这个没有一位助手，没有一分钱投入的午夜节目，却创造了惊人的高收视率
董嘉耀坦承在做《时事开讲》这个节目时，他的起点决定了自己在这个节目中的位置与主持方式。他认为自己定位一开始就是倾听者。这是一个对话节目，主持人的其中一个角色
是换位为观众的身份，在倾听中思考与发问。面对时事政治、国际方面的分析与讲解，并不是他的特长。他需要倾听，并从中得到提高自己的机会。
这使他与曹景行的关系更像是一对师生。他的提问包含了面对新的问题时的好奇。只有好奇心才容易引起嘉宾的兴奋与听者的关注。董因此而把自己放在一个倾听者的位置上。
主持这个节目很快让他发现了自己的缺陷。发球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全面考量，你的着力点要与对方的接受点相合。他发现对于事件的理解力往往会使自己偏离方向。这种偏离使他对这个节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由起初的认为不过是一个单纯的小节目，渐渐地发现，自己主持这个节目存在许多问题。技巧与学识，包括对同类问题的理解力，往往会决定嘉宾谈话的走向，即使嘉宾担负着射门的动作，但他仍然发现，自己作用关键。
这个节目难度超越想象。它起码包含了这样一些要素。一是要快讲，当天发生的重大事件要在当晚的20分钟时间里，讲出个子丑寅卯。再就是要讲透，让关心此条新闻来龙去脉的观众感到值得一看。但这两点的矛盾却是显然的。他们不可能在20分钟时间里，告诉大家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更多的时候与大家是共同的受众。有时一件事的发生，他们甚至是正在接受信息的观众。这时候他们能讲述的只是多年积累下的对于这件事背景的讲述与可能的判断。但这样的信息，似乎更能吸引观众，因为在没有更好的解读出台的时候，他们的说法是惟一的。董嘉耀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这个节目更好看，吸引人，他试图用尽可能多的电视化手段与技巧去丰富言论。董的努力与评论员们形成了恰当的互补。
不断发生在每天《时事开讲》中的一些现实的因素，快速改变着他们对这个节目的定位与传布信息的方式。他们察觉到，有时候信息可能会比观点更重要。这使节目在一个月后，很快具有了本质上的特性。向观众传递多元化的深层观点，主要讲述对某一新闻事实的意见和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舆论。
但董嘉耀仍然坚信“最新的评论和各方意见也是新闻信息”。董其后在对后来的嘉宾谈到《时事开讲》的论述方式时，把这作为重点。
当然，曹先生和嘉宾对媒体的评论的选择，其实就代表了自身的价值取向。这种磨合过程强化了他的角色意识，“我作为串场，只能提供新闻背景事实和外界的反应，但不能发表意见和评论。我的意见和取向，甚至对于这件事的看法隐含在我的发问与对于此事件的最后结论。最重要的是，我恪守这样一个原则，新闻和评论必须分开。我提供的是新闻，但绝对不是评论。”
这个认知彻底改变了他对节目形态的整体操控。
他把这个过程当成一个“学习”。在回顾自己的主持经历时，董最感高兴的是“实际上完成了一个在职硕士研究生课程”。对于台湾问题，他认为倾听了一年左右时间，加上收集台湾方面的消息与资料，至少已算是半个“台湾问题专家”。
这个磨合的过程显然并不有趣。他修炼的是讲话中的“发球方式”。如何精确地投入谈话的“诱饵”，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台湾问题对于他这个在内地的认知模式下获得的许多常识，很快就被香港与台湾的报章论点搅得稀里哗啦。他需要找到经得起考验的论点，至少，这件事的最中间状态的事实是什么，可以为大陆官方与听众接受的尺度在哪里，这些都是问题。
他面对的更现实的问题是，在解析某件台湾事件时，假如不了解背景和相关新闻事件、尤其是对各种传媒的分析评论没有研究，你就无法找到真实的问题。“真实的问题”就是他手中“最好的球”。董的好学与谦虚再次发生作用。除了对当天议定的题目寻找相关报刊与书目进行恶补外，他会与曹先生或者其他评论员一起讨论此事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他需要从什么方向入手或传球。董坦言，很多时候与评论员讨论问题和线索的时间，往往是节目长度的好几倍，甚至十几倍。
第六章：模型……（2）
许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用功的年轻人，没有人会对一个早晨9点钟就上班、然后钻进资料室猛攻所敲定题目的相关资讯、浏览其他电视台的录像、与曹先生热烈讨论并在开讲前几小时内做“功课”的年轻人熟视无睹。当然，他也会把自己的研究心得顺便与同仁分享。同事窦文涛曾抱怨董嘉耀：“他对我有一种误解，老觉得我的节目需要那种有情色内容的新闻，他每天会收集大量的新闻，正经的新闻他都自己拿去用，不正经的新闻他都留起来，一见到我就推荐：‘文涛啊，有俄罗斯女主播报新闻不穿衣服的片断，你要不要啊？’我听了就不高
兴：‘你怎么能以为我喜欢看那种东西呢？拿来研究一下吧。’”
当然，技术性的心得也成为他把脉这个节目的基本要素。这个节目在三个多月后大致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运作模式。这个两人的节目带着鲜明的个性，他们基本不开会。起初台里曾询及曹先生是否需要一个助手。他想了想回答说没有必要。因为这件工作是不可能需要助手的。形式可以复制，但思考不能替代。
两个人结对操作的形式反而使许多问题简明扼要。曹先生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董嘉耀学生似的心态与曹先生学者型的性格，显得默契而又实际。曹景行觉得与董合作简单而又愉快。通常他们碰面后，会偶然谈论几分钟，确定下开讲题目后，分头准备。两个人分工明确，到6点钟时，曹景行打开电视看其他频道的新闻报道，然后给各地朋友打电话，收集这些专家学者的不同意见，以使观点清晰明确。而董则根据讨论范围，准备相关电视片断及设计一些电视表现手法。到晚上9点30分《时事直通车》结束时，曹会把三页据说“大概只有自己才可以看得清”的提纲给董嘉耀，以便他了解自己的“开讲重点”，以利于他“发球”。
晚上10点30分，正式录像。董嘉耀掌握节奏，并不时做些补充。节目处于准直播状态，一气呵成，不可能修改内容，时间似乎永远不够。董坦承他在节目中，起初并不适应，他不但要掌握时间，在中间的广告时段开始前把前一部分讲完，还要注意倾听，并根椐现场的情况，不时提问，使内容层层推进，直到把最精彩的内容讲述出来。他最担忧的仍然是超时问题。包括到现在，这个节目仍然是凤凰卫视所有节目中超时最多的节目。话题似乎永远都讲不完，现场导演不断地通过戴在董左耳的耳机，提醒他们不能再挤掉广告时间。他们妥协的结果是，与评论员们约好，每次快到时间的时候，由董设法提醒。董的方式是，在距最终几分钟的时候，拿一支笔在胸前画圆圈。这几乎成为董的一个固定手势。每到这时候，评论员都会明白，《时事开讲》又快超时了。
至于他们的选题模式，带着先天的即兴与即时性。他们大多数的时候，只是挑选晚上9点钟之前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这是他们可以在录制这个节目时的最后的时限，11点后的新闻事件，除非直播，他们仍然无法去关注到。时间的限制使更多的新闻都遇到了一个深度评论的问题。一般的情况是，他们在当天上午的时候，就会对晚上开讲的题目有了基本的判断，这时候董嘉耀与曹先生都有一个准备的过程。只是差不多所有的题目到最后，都被最新发生的大事给遮盖。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一天内发生多起事件的时候，他们尝试在晚间的节目中谈两到三个话题。但这种形式并不受观众的欢迎。他们认为，这样的讲述并不解渴，甚至只是蜻蜓点水。后来慢慢形成每天只讲一个话题。
准直播状态以及成本概念决定了这个午夜节目遭到最多的指责
◎ 两岸三地顶尖时评员成常驻嘉宾
◎ 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邱立本在节目中亮相引发内地关注
节目的推进以及最后的成型总是随着不断发生的事件改变。在节目进行到快三个月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实际问题。曹先生有许多大事需要出差。而且他一个人担任嘉宾，遇到生病的时候，怎么办？
第六章：模型……（3）
他们起初的对付办法就是提前做几期时效不强的题目，录好放着，以对付一些紧急情况。但这显然并非长久之计。他们需要寻找新的评论员。
起初进入这个节目的大部分是当初曹先生在《财经论坛》时找过的经济界的学者。这里面就包括了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高级研究员朱文晖，他对亚太经济有着独到的见解。甚至，在最初进入他们节目的嘉宾名单里，还有一位女性：赵海英。这位曾供职于世界银行
以及著名的布鲁金斯智囊团，及亚洲发展银行中国经济顾问的经济学者，对金融问题研究独到。最初她有多期节目谈到中国加入WTO的即时性话题及中国教育问题的弊端。
但嘉宾可以选择的范围实在太小。
《财经论坛》当初遇到的难题同样困扰着这个新节目。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香港很难找到顶级的某个方面的专家，这个专家至少要有较好的口才，还得有一定的影响力，最重要的，他必须会说普通话。这个节目的技术性难题限制了他们的选择。因为准直播的播出方式，他们无法在这个节目上打字幕。一部分英语界人士至少在当初，是无法上这个节目的。
最初作为嘉宾上这个栏目“议政”的评论员，多数是曹先生从事媒体时圈内的朋友。现在有许多人因为这个栏目而成为他的同事。但最初，大家并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