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近现代科学-第7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

　　第五篇　不同时期的科学家

　　第30章　李森科与前苏联生物学家

　　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维纳《人有人的用处》

　　当科学家与社会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之后，科学家的行为无不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制约或者干扰，评价一个科学家或者科学共同体的行为就必然要考虑特定的历史条件、政治背景、文化意识、国际形势与国家战略等。苏联的李森科（T。D。Lysenko；1898…1976）事件给我们讨论科学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

　　1、苏联建国后一段时期内的社会思潮与科学思潮

　　社会思潮是指社会上某种思想的流行，某种理论的传播，某种心理的共鸣，它集中地反映了人们的愿望、要求和思想倾向，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意识。＇1＇不同的社会思潮或者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或者阻碍着历史的发展；或者喧嚣了一番后便销声匿迹，或者进入人们心灵深处，长期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走向。

　　相应地，科学思潮则是指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关于科学思想、科学理论的认同与批判的社会意识，是社会思潮在科学认识论上的反映。科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构成了苏联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科学思潮的主要特征。

　　苏联建国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但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很多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被用作束缚人的思想的绳索，其社会功能在苏联发生了错位。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制度的典型特点是“高度集中”　与“个人迷信”。“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要求一切科学技术活动于国家的经济计划密切配合，一切服从国家的统一调度和安排。　“个人迷信”使得苏联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凭借行政权力，用教条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用实用主义垄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凡是不符合领导人意愿的，或者不赞成领导人的解释的，就被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横加批判和摧残。不管是对待党内在政策方针上的不同意见者，对待思想观念上的分歧者；还是对待学术上的不同看法，甚至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不同学派，政府都采取了粗暴的干预态度。苏联的科学也就是这样在领导者强势的政治力量和垄断的意识形态的导引下曲折前进。

　　苏联的科学从1928年就开始受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一些自然科学的观点和科学家纷纷被扣上“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的帽子。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西方和东方两大阵营，双方开始进入了以军事对峙又力求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冷战时期，而意识形态的斗争则上升为对抗的主要形式。凡是西方的统统被东方冠以“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凡是东方的则被西方冠以“共产主义暴政”。战前那种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干预在苏联变得更加厉害。

　　在苏联，先后受到批判的科学观点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孟德尔的遗传学和摩尔根的基因说、鲍林的共振理论、玻尔等人的量子理论、维纳的控制论、弗里德曼（A。A。Friedman；1888…1925）和伽莫夫（G。Gamov；1904…1968）的宇宙学，等等；先后受到批判或者迫害致死的着名科学家包括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物理学家约飞、火箭设计师科洛廖夫（S。P。Korolev；1907…1966）、物理学家朗道、生物学家瓦维洛夫（N。I。Vavilov；1887…1943），等等。

　　而受意识形态干扰最严重的是遗传学，以1935年瓦维洛夫被撤职为开端，以生物学界出现“三面红旗”（李森科、勒柏辛斯卡娅和波什杨）形成高峰，以李森科的红极一时为典型，以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为终结，形成了20世纪科学在苏联一段长达30年的厄运时期。

　　2、李森科的发迹与衰落

　　李森科1898年9月29日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曾读过两个园艺学校，　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随后受聘到育种站工作。他的父亲老李森科把在雪地里过冬的乌克兰冬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结果获得了好收成。李森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所谓“春化作用”的概念。

　　李森科的一个合作伙伴是泼莱任。他在1930年以前曾经是摩尔根学派的信徒，后来看到政治风向不对，政治权威对他所信从的学术思想不予肯定，就转向否定摩尔根学派。

　　在当时的乌克兰，因霜冻而造成过冬作物的大幅度减产，也因其他复杂的人为因素而造成严重缺粮。正当前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为此感到忧虑时，李森科提出的“春化作用”似乎给战胜大灾和解决缺粮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乌克兰农业部和苏联农业部，立即决定在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创立专门研究春化作用的机构，由李森科负责。

　　1931年8月3日，政府要求瓦维洛夫在4年之内用温室育成为不同地区所需要的谷物品种，要在3、4年内获得兼有高产、均匀、不倒伏、抗寒、抗旱、抗病虫害、烘烤性能好等优良性状的小麦品种。瓦维洛夫本着科学家应有的实事求是态度，对这样不切实际的要求提出了质疑，而李森科却接下了这个任务。

　　1935年，苏联召开第二次全苏集体农民突击队员代表大会，斯大林也出席了这次大会。李森科在会上的讲话中，极力迎合政治领袖的思想，把“春化”问题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联系起来。

　　1935年，当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并入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时，李森科当上了这个研究所的所长，并被选为该院的院土。1935～1936年期间，李森科和泼莱任大体上已确立了他们的遗传学新概念，并用以否定染色体理论。他们利用自己主编的《春化》杂志对遗传学上的不同学术观点发动了猛烈攻击。

　　李森科于1938年补缺为院长，一年后荣任苏联科学院院士。李森科不断地试图让瓦维洛夫辞去所长职务，甚至操纵一部分人以党组织的名义做出撤消瓦维洛夫职务的决议。李森科精心组织了对瓦维洛夫的围攻，把开展遗传学问题的争论看作是一场政治斗争，直至宣布瓦维洛夫是“资产阶级伪科学家”、“科学上的反动派”。

　　李森科还发明了所谓的橡胶草的丛播法。李森科认为，在自然界中，生物每个个体的生活都完全服从自己物种的利益，任何植物和动物都具有基于自然选择而形成的一种本能，即繁殖与其相同的后代的能力。这个方法后来在前苏联的造林实践中被强行推广。

　　战后的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在各国得到了异常迅速的发展。前苏联生物学由于长期处于李森科的垄断干扰之下，明显地落后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森科发明的一个个理论破灭了，但此时苏联又展开了反对“屈从西方”政治和思想倾向的斗争，李森科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政治形势来摆脱自己的困境。

　　全苏农业科学院的首任院士有51名，自1935年以来的12年中大量减员，但一直没有进行过选举，临到1947年时院士只剩17名，因此需要补选。1947年初开始了预选活动，并决定于10月份进行正式选举。但根据预选评议的情况看，李森科的帮派获胜的希望不大，比如泼莱任的候选人资格就遭到了否决。但李森科暗中圈定了一个名单送给了最高领导。1948年7月28日公布了部长会议任命35名新院士的法令。

　　1948年7月31日，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召开，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李森科作《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报告的草稿事前得到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斯大林个人的批准，斯大林还亲自修改了讲话稿。在报告中，李森科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世界在生物学上的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宣布孟德尔一摩尔根主义是烦琐哲学，“遗传物质”学说是不可知论，米丘林学说是科学的生物学基础。会议结束前，有几位所谓“摩尔根主义”的科学家被迫认错，其中有人宣布，因为自己是共产党员，所以放弃原有观点。李森科的报告则很快在全国各大报纸发表，随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遗传学的猛烈攻势，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扩大会议做出决议，撤消细胞遗传学等有关实验室，因为它们是摩尔根主义的“温床”。高教部部长号召全国大学要迅速彻底地消灭反动的摩尔根主义和它的媒介物。医学科学院也大步紧跟。某些政府部门还发布了许多带有威胁性的命令，如关闭实验室、开除工作人员、销毁教科书和专业文献、消灭果蝇等等。

　　1952年12月，由苏哈乔夫编辑的《植物学杂志》发表了两篇批评李森科的文章，两位作者原先都是李森科的热情支持者，这两位作者认为，李森科关于物种形成的理论是从达尔文主义和米丘林学说向后倒退了。文章不过是对李森科作了很有限的批评，但比文章本身更重要的是：终于可以让不同意见发表了。科学界以巨大的热情支持这个新开端。许多人挥笔参战，几十篇文章涌向《植物学杂志》编辑部，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李森科进行初步揭露之后，在1955年末就有300多位科学家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请求免去李森科的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这个请求被接受了。李森科的势力开始受到削弱。

　　1958年12月，由于赫鲁晓夫的支持，李森科在生物学和农业研究部门以及在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方面重新在组织上巩固了统治地位，他专横跋扈的学阀作风愈演愈烈，以至于从1959年到1962年期间的所有出版物，没刊登过任何一篇批评李森科的文章，这使前苏联的遗传学研究工作又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冲击。

　　1963年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农作物遗传性走向变异的理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刊登。他依然表示了对孟德尔一摩尔根的愤慨。他再一次否认遗传物质的存在和DNA的作用。1963年3月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召开会议，赫鲁晓夫悍然采取高压手段，又一次稳住了李森科的已经动摇了的学阀地位。

　　后来，一本政治杂志《涅瓦》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苏联遗传学的展望》。文章介绍了遗传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对“资产阶级生物学”的提法表示了怀疑，并严肃地批判了李森科主义。李森科由于在科学上经不起反对派的挑战，不得不巴结权贵，寻求政治靠山；赫鲁晓夫则由于在政治上受到了反对派的挑战，已经在农业问题上为他的政治赌博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措施，也梦想依靠李森科的“科学”赢得这场赌博。赫鲁晓夫在1964年2月中央全会上极力推崇李森科的方法。这时苏联的农业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情况已经发展到不容乐观的程度。

　　1964年6月，科学院选举院士之前，赫鲁晓夫又提议给遗传学增加院士名额，借以壮大李森科的声势。可是，李森科的一个心腹努日金的资格，在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