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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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的要点，是邓小平同志做的决断。当时，理论上、思想上相当混乱。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重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有一部分人对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不积极；另一部分人表示，应立即积极宣传，把怀疑、否定以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逆流坚决遏制住。另外，在〃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有些人把毛主席和〃四人帮〃搅到一起。因此，讨论讲话时就有这样的问题提出来：要不要对〃文化大革命〃做全面评价？要不要适当批评毛主席的错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④毛主席的错误放下来，一篇讲话很难做出评价。讲〃文化大革命〃时，集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邓小平同志这一番话，明确了讲话的重点。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起草小组在讲话稿中，对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的灾难，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清算。这种写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合适的、正确的。
在起草过程中，多次把稿子发下去征求意见。李昌提了个好意见，即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还应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个好意见经过胡乔木加以整理，在叶帅的讲话里第一次提出来，从而相当完整地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叶帅讲话说：“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⑤
在起草、讨论和修改国庆三十年讲话过程中，大家普遍感到，这些年里，我们犯了那么多错误，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1966年开始并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为此。起草的同志总感到理亏，调子提不起来。在讨论解决这个问题时，我根据恩格斯的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部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⑥提出一个意见。我说，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都犯过错误，有的错误还很严重。但是，再严重的错误，都是我们党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克服的。新中国成立前是这样，1949年以后也是这样。〃大跃进〃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都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由此证明我们党是有希望的，有健康的力量在那里。这个意见一说，大家觉得有劲了，不是被动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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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起草关于农村工作的两个文件
1 《关于今冬明春农村若干问题的意见》
1979年8月26日，我代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题为《关于今冬明春农村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个文件是为了解决胡耀邦和李先念同志工作中出现的矛盾。那时，李先念同志主管政府的工作，杜润生可能刚开始参与农村工作的领导。当时，李先念同志要在全国各地推广山东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成功经验，而那时山东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得确实很好。但是，对于过去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造成农业、农民负担过重，特别是造成大量人力、物力浪费的情况，胡耀邦同志非常不满。他的农村工作的着重点是要搞包产到户等改革。因此，他反对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胡耀邦和李先念同志互相不赞成，又不当面讲，使杜润生非常为难。了解这些情况后，由我口述，中办研究室几个人笔录，其中有陈斐章，起草了这样一个文件。
文件强调，我国发展农业生产和建设，一定要严格遵守因地制宜的原则，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不单是以粮为纲，而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文件提出，在我国自然条件十分复杂的广大农村，要善于趋利避害，要全面发展，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
文件对整个农村工作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意见。提出，既要实行十一届四中全会即将通过并公开发表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即乔木主持起草的25条，也要继续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并强调在农田基本建设中，一定要量力而行、适当节制，一定要同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的其他各项事业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与《关于今冬明春农村若干问题的意见》相同的文件，我看以前还没有过。在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农业要找出一条适合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资源丰富、地域辽阔的情况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并提出了开展农业科学、生物技术研究和推广的问题。那时，我看了有关材料，认识到农业发展，仅仅依靠机械化和走石油农业的路子，会破坏生态平衡，其结果是农业的效益越来越低。为此，文件中强调，在农田基本建设中，要十分注意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适宜于采取生物措施的，要大力推广生物措施治理，绿化山川，以增强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文件起草工作完成后，我讲给先念同志听，他觉得豁然开朗，是个新路子。
当胡耀邦同志和李先念同志在工作中有矛盾的情况下，写出这样一个面貌的文件，最后胡耀邦同志接受了。先念同志说，文件这样写，我也同意。最后这个文件发出去了。
2 中央关于转发农业学大寨文件的指示
1980年11月23日，中央转发了一个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为转发这个文件的指示，是我在10月底至11月初主持起草的。
原来毛主席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在执行过程中有搞形式的地方，有的搞得好，有的就是搞形式。如农村搞水平梯田，在没有条件的地方也要搞。有些坡地，本来根本不需要搞，也硬要要搞。我们党内确有这样一种偏向，号召学习一个典型的时候，它什么都是好的，而批评时又什么都否定。正是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农业部门搞了一个关于学大寨问题的文件，送到中央办公厅，要求中央转发。于是，我起草了一个中央批转的指示，既肯定周总理总结的大寨的几条经验没错，号召大家来学习这几条也没错，又强调在学习过程中，走偏了方向，有的地方甚至搞过头了。造成失误的责任不在大寨，也不在昔阳，应由山西省委和党中央承担责任。这就对大寨经验做了肯定，而搞过头的责任由上面来承担。这个指示还说，推广一切先进经验，都应该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指示还讲到对先进模范应该如何培养、使用。这个文件发出后，为大寨解除了一些压力。同时，也让大家感觉到，这样讲是公道的，不应出了问题就把责任推到下面，承担责任的应该是省委和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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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为邓小平起草四次文代会祝词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开幕。这是全国文艺工作者在新时期召开的一次盛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邓小平同志的祝词是我和卫建林帮助起草的。后来又增加了张作光。从起草、修改到定稿，反复了很多次。起草之前，我和卫建林多次商量，确定由卫建林负责文字起草，我修改。搞了几稿后，我们送有关同志征求意见，也送周扬一份。周扬不赞成讲几个问题的写法。说有必要由邓小平来讲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吗？他的意见很有道理。我们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同意周扬的意见，说：不要讲什么问题，就是作为祝词，一个部分一个部分一口气讲下来，文理逻辑顺当就行了。按这个要求改后。胡乔木又作了修改。
那天邓小平同志的祝词，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效果非常好。应该说，这篇讲话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又结合了当时的实际，回答了当时需要回答的问题。对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作了历史的评价，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指出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污蔑。对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任务作了论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希望。应该承认，一直到今天它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说这篇祝词是新时期党指导文艺工作的纲领，一点都不过分。这篇祝词文字也不错。其中有一些名言，现在一直流传。如：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等等。这些名言，已经成为邓小平文艺思想、文艺理论的精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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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访问美国的收获
1979年11月5日至12月5日，我同袁宝华同志一起去美国访问，同去的还是1978年底访问日本的那些同志。我们去了美国的国家财政部，也到了大企业集团。从美国的经验中，发现了它与中国的区别，其中对我们最有影响的是它的所得税制度。美国的所得税种类很多，有企业所得税，有个人所得税。美国政府向企业征收所得税高低不同，但企业总是有盈余、有积累。企业交纳所得税后，其余收人可以自主支配。企业因此可以得到发展，这是很成功的经验。我们的财政实行的是统收统支，企业的收入包括折旧，都收到中央。而企业开支，如设备购置、维修，流动资金都要由国家银行拨付。在收支问题上，企业几乎没有自主权。我们认为，中国应该参考美国的所得税制度，学习它的成功经验。后来，在柳州市的市属工业和上海轻工机械公司等200多户企业，进行了由上交利润改为征收所得税的试点。国营企业实行由上交利润改为交纳所得税（即第一步利改税），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之后，在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提出实施步骤，从1983年6月开始进行。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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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力辞中央办公厅职务
1979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命姚依林兼任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后来，财经委员会方面的事情日益增多、加重，他就要辞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他原本想让我接替他的主任职务，他也和邓小平谈过，邓也知道他的意见。这件事，姚也和我讲过。我听后就和老伴罗立韵商量，觉得这个差事于不得。当办公厅主任，就要为这些头头脑脑服务，首先是政治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