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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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再次修改时，也着重是使问题的提法、判断的用语准确、妥当。改后又送一波同志审阅。在这个过程中，胡启立同志6月2日写信给紫阳、一波同志，说中办同志核校时发现两个问题。
问题之一，信中说：“发现材料之五胡耀邦同志一月十五日《我的表态》多处修改，是文件起草同志改的；中央通知（稿）中写的'其中一月十五日和一月十六日的发言，已由胡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这句话也是文件起草同志加上去的，实际并未经本人修改。〃
这是怎么回事呢？
草稿依据的是胡耀邦同志的手写复印稿。中途修改、校对，作为依据的是中办本，这时发现胡耀邦同志同一发言的两个稿子之间的差异。我的疏漏，是没有自己立即问一下怎么会有这种差异。第二次把稿子送给一波同志后，一波同志处直接问中办徐瑞新同志，徐才说清楚中办本是录音记录。一波同志处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情况，我即在电话中提出，那就还是以手写复印稿为依据重新校改，并请删去我在通知稿中加的那句话。一波同志处回答，那句话已经删去。正式下发的文件。胡耀邦同志发言仍然用手写复印稿，我加的那句话也已删去。
实际上，手写复印稿是胡耀邦同志的，录音记录是胡耀邦同志口讲的，有修改，也是胡耀邦同志自已修改的。准确地说，是耀邦同志口讲的改了手写的。作为三号文件补充材料之四、之五的起草人，我负责地向党说明：我完全没有修改胡耀邦同志的发言。仔细校对过程中发现胡耀邦同志同一发言的两个稿子、两种版本。究竟是用胡耀邦同志的手写复印稿，还是用胡耀邦同志的录音记录？一般惯例，应该是用后面的稿子。由于他的手写复印稿中一部分已印进三号文件，为避免正式下发后引起不必要的疑问，补充材料之五仍用手写复印稿比较合适。在这点上，应该感谢中办同志仔细做了核校。
问题之二，信中说了两条修改意见。一条是把“由于胡耀邦同志对十二大确定的，重要方针的一再批评，使‘六五’计划起草工作遇到极大的困难”改为“由于胡耀邦同志的一再批评，使‘六五’计划起草工作遇到极大的困难”。另一条是把“由于胡耀邦同志思想认识同中央的方针不一致，下面无所适从，以致中央一九七九年调整国民经济的决定未能很好贯彻……”改为“由于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思想认识同中央方针不一致，使下面无所适从，以致中央一九七九年作出的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决定未能贯彻下去。”这两处起草时表述不确切，中办同志建议修改，正式下达的文件均已吸收。
起草、校对、修改过程中所以出现中办同志提出的两个问题，是由于我水平低、经验少、工作粗心疏漏。虽然这些问题在正式下达的文件中已不存在，但是我仍应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由此引出深刻教训。⑤
卫建林报告的最后一段，是我考虑为了给赵紫阳、胡启立一个台阶，建议他加上去的。
（4） 在事实真相面前赵紫阳等人的态度及影响
这个报告的内容就是点破了一点，即卫建林没有改动任何一个字，是胡耀邦口讲的改了他自己手写的，改动是胡耀邦自己做的，卫建林只是负责校对。按照以往的惯例，以最后的发言为准，他按照薄一波的指示，以胡耀邦的发言录音为依据校改了胡耀邦手写的《我的表态》。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
我在卫建林的报告上批了两句话：报告所写符合事实，如果有错误由邓力群负责。
卫建林报告送上去以后，胡和赵既不划圈，也不批示。但到了这一步，应该说事情已经清楚了。但是，在党内就传出来了：邓力群篡改胡耀邦的发言。邓力群篡改胡耀邦的发言，这样的人，我们不能投他的票、不能选他。这个不实之词成为一部分人在十三大选举之前进行串连活动的口实之一。
这个无中生有的问题，很快传到了党外，又从大陆传到港澳。当然，港澳得到的消息要比国内的晚。1988年1月《信报》就有文章，题目就是《邓力群篡改胡耀邦信件》；同年1月号的《镜报》月刊发文，题目是：《十三大后中共两种势力过招的新动态》，其中说到：邓力群私下篡改胡耀邦的检讨书，趁赵紫阳出访东欧诸国之际，以中共中央19号文件的名义下发全党，借此抵制和削弱赵紫阳〃5·13〃讲话的影响。从1986年开始，特别是1986年、1987年，香港的各种报刊都骂邓力群，在这以前，报刊中没有多少邓力群的名字。
对于这样一件事，我不想得出一种看法，即这是赵紫阳或胡启立授意传到党外去的。我认为这两个人还不会这样卑劣。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央机关里面同情胡耀邦的人、对邓力群有偏见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就添油加醋，就用了自己的脑子和嘴巴加以歪曲、捏造和诬陷。但是，谣言毕竟是可以澄清的。无论是赵紫阳或是胡启立，他们对于这件事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两个人把事情搞错了，而邓力群又把事情澄清了，他们不仅应该而且有责任在一定的范围内予以澄清，这起码是对别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嘛。在同志之间，对于自己捅出来的漏子，总应该自己出来修补、澄清嘛，这样既能对得起自己、也才能对得起邓力群嘛。他们哪怕说这样一句也好呀，说：这个事情原来误会了，现在写了报告了，事情就算过去了、了结了。说一句这样的话，也算表示了对邓力群负责嘛。
我是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卫建林是这里的干部。报告写给我，我批个意见转呈上去，总应该有个回应、和我通个气。但是泥牛人海，杳无音讯。后来据中办秘书局传出，赵紫阳转给胡启立，胡启立退回秘书局，连个圈都没有，就压在那里了！说他们授意干这样的坏事，可能还不至于，但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欠了邓力群的账！他们挑起的事端，连了结的勇气都没有。
这就是所谓“邓力群篡改胡耀邦检讨书”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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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的风浪
三 讨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通知》的一些情况
1 我和王震不同意赵紫阳、鲍彤的修改
在生活会议后，中央起草了一个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通知》。这个《通知》是赵紫阳委托胡乔木、胡启立和我负责起草的，起草工作实际上在生活会议以后就开始了。1987年1月25日草拟出了一个初稿，即《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遵循从毛主席到邓小平都一贯坚持的基本思想，强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重要标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我们把《通知》稿子起草修改好以后就交给赵紫阳了，赵让鲍彤提修改意见。据赵紫阳讲，鲍看了以后，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已经与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是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鲍提出文件中的这个提法要修改，要改成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否定四顶基本原则，核心是否定党的领导。赵紫阳没有表示不同意。这样，文件就按照鲍彤的意见修改印发政治局会议了。
我列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发现文件的提法变了，就提出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这样修改不妥当，还是恢复原来的提法。王震也列席了这个会议，他说：是啊，只讲党的领导为核心不够，现在是社会主义时期，最好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过讨论，赵说还是恢复原来的提法吧。
这样，文件就恢复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方针。这一点很重要。从这一过程看出来，赵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多种经济成份要以公有制为主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起码是他自己同意了鲍彤的观点，即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又要坚持社会主义，这是一个矛盾。赵紫阳同意鲍彤的修改，而且重用鲍彤这样的人。在“八九政治风波”中，鲍彤和他下面的一些人对赵紫阳产生很坏的影响。
2 邓小平和胡乔木坚持〃四个现代化〃前加上“社会主义”
这里要说一下，科委有几位类似鲍彤的人物，成了科委的骨干。赵紫阳当了总书记以后，科委的同志就特意把鲍彤推荐给了赵。书记处研究室解散以后，赵让鲍彤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这期间的很多事情都与这些人有关系。方励之和科委的吴明瑜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方每次到北京，都要与吴明瑜见面，了解北京的情况。吴既给他提供情况，又给他出主意。
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时，郭老要作报告，胡乔木得到邓小平的同意，在报告中提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地方，都加上了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个稿子交给科委征求意见时，科委提出现代化就是现代化，现代化不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这个词都给勾掉了。稿子退回来，胡乔木看出了这个问题，把这个修改报告了邓小平，邓说：恢复。
从现象上看，这是文字、提法等技术性问题，但实际上这是思想倾向的反映。
直至4月份，宣传系统还是按照反自由化的部署和生活会议定的方向开展工作的，整个意识形态反自由化的情况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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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的风浪
四 赵紫阳〃5·13〃讲话前后
1 赵紫阳说讲话来自邓小平反“左”的压力
赵紫阳发表“5·13〃讲话，情况发生逆转。赵紫阳说：〃今后，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正面教育和对改革、开放、搞活的宣传应该并重，不仅不能偏废，而且要互相促进。〃赵紫阳在讲话中还批评了一些对改革开放持怀疑、保留态度的观点，强调对经济体制改革要好好宣传，还应当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
在“5·13〃讲话之前，邓小平讲过两次话。第一次是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赵紫阳对谈话进行了传达。赵讲，小平同志与捷克总理的谈话“是很有新意的，是很可以开窍的〃，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下面就是邓的话：〃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⑥
赵说：原来没有那个“了”字，邓特意和他说，在“搞”字后面加个“了”字。
听了这个传达以后，我认为有些话说得恐怕不准确；如果不够格，那我们搞的是什么呢？对于〃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我建议改为：〃现在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说搞好了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好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赵一直反对，赵说：不行、不行。
第二次是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总理格拉。邓小平说：〃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