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味书屋 > 言情浪漫电子书 > 十二个春秋 >

第79部分

十二个春秋-第79部分

小说: 十二个春秋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二次是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总理格拉。邓小平说:〃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

    接着,邓又讲:“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⑦

    在这一段谈话后面,原始记录中还有这样两句话:格拉问:邓小平同志的意思是不是右的倾向主要来自青年方面,“左”的倾向主要来自老年方面?邓洄答说:大体上差不多,但青年中也有〃左〃的,老年中也有右的。

    这里把老干部称为“左”的代表,主要倾向是“左”,也有右的。在正式发表时,把这两句话删掉了。后来,赵紫阳在做自我辩解时说:所以要作“5·13〃讲话,主要是来自于邓小平的反〃左〃压力。所谓反〃左〃压力,有文字根据的恐怕就是指这两次谈话了。

    2 赵紫阳硬说邓力群同情〃左〃的观点

    这时王忍之已经出任中央宣传部长。约在3月间,王忍之主持召开宣传部长会议,我也参加了。辽宁宣传部长汇报,他们省里的干部对一些问题想不通,概括起来是两句话:说资本主义(即发表自由化意见的)的挨批,干资本主义的(即搞私营企业的)没事。这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所引起的困惑,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注意,应该给予回答。恰好此时,赵决定在这个会上讲话,就派他的秘书来了解情况,我就向他介绍说:大家在汇报中间讲了不少情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辽宁的干部所说的这两句话,对这两句话很需要用些心思,看看如何给予回答。后来,赵的秘书也直接听了一些人汇报,辽宁的同志当面也讲了这个反映。

    不知道赵紫阳派来的这个秘书是怎么向赵反映的,赵后来讲话,虽然没点名,但意思是邓力群同情这种观点,赵对此加以批驳,认为这是“左”的言论之一。我听了赵的讲话,也意识到了他的这个意思,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嘛。后来我在宣传会议上讲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然我的这篇讲话,赵不一定能看到。后来,赵在“5·13〃讲话中,以这个反映为例,说这就是〃左〃的干扰、〃左〃的思想的显露;赵还把这两句话改成:说自由化的人挨批,干自由化的人没事。

    “5·13〃讲话前,赵准备了一个稿子。5月4日,他把这个稿子送给了邓小平同志。5月5日,邓有个批示:〃完全赞成。〃

    “5·13〃讲话,讲来讲去,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同等重要,两个基本点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唇齿相依的,要全面理解这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正确理解这两个基本点本身,不能用僵化的观点来看待〃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用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搞活;而有的人就是强调〃四项基本原则〃,贬低〃改革开放〃。

    3 赵紫阳无中生有攻击邓力群

    “5·13〃讲话的主要根据,赵自己说是:好像是3月份,中央党校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上的主张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提出了〃纲目论〃,对中央现行的方针、政策表示不同的意见。

    在“5·13〃讲话之后,赵与王忍之讲:那个座谈会是邓力群让卢之超到党校去布置的,意见也是邓力群的。我(赵)这个东西(即党校的座谈会材料)来自四个渠道,都说这个会是邓力群布置的,是由卢之超到党校去谈的,然后让江流召开会议,会议开了以后,江流就没有再参加会,让大家讨论〃纲目〃关系。赵当时说得很神秘。

    在讲话前后,4月27日、5月9日、5月11日、5月18日,赵都反复讲为什么要作〃5·13〃讲话。后来,胡启立还专门整理了一个〃赵紫阳同志在中央几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这个要点分成四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召开理论、宣传、新闻、党校干部会讲这篇话;第二个问题,关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第三个问题,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吸引力的问题;第四个问题,关于团结大多数和建设理论队伍的问题。

    在5月18日的会议上,他也没有说是哪个单位,就是列举了好几个所谓〃左〃的言论的表现,其中就说了有个别人讲〃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纲和目的关系,这是〃左〃的主要表现。

    我知道彭真说过“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是总纲,但彭没说“改革开放”是目。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赵是冲着我来的,因为这些事和我根本不沾边,我既没有这种主张,更没有进行这种活动。在赵讲这些东西时,我一点也没被触动。当时,我只是想,这样一讲话,反自由化就夭折了。

    王忍之告诉我:赵说他的材料来自四个渠道,宣传部是个渠道,党校是个渠道,其他渠道,我记不准了。

    事实上,我既没有叫卢去组织这个会,卢也没有去过党校,更没有向江流布置这个工作。江流在这段时间曾找过我两次,根本不是谈这件事。蒋南翔当时任党校的常务副校长,蒋想把原来胡耀邦在党校时的一个秘书提起来任副校长,蒋认为:照理说,按工作、经历和起的作用来讲,江流应该当副校长,但考虑到与胡耀邦的关系,还是让这个姓陈的秘书当副校长,江流继续当教育长。蒋委托我作江流的工作,江流为这个事到中南海找过我。除此之外,我们别的什么事也没有谈。所以,在“5·13〃讲话和5月18日讲话中连续讲这个事,我当时根本没想到这是针对邓力群的。这可真是一个冤案和错案啊!赵紫阳不是在和风车作战吗!

    另外,赵还指名讲:王正萍在一次会上讲。包产到户破坏了集体经济的基础。实际上,赵歪曲了王正萍的话。从王正萍的讲话稿上可以看出来,王正萍说的是:个别地方实行包产到户,把这些地方的集体经济的基础破坏了。王正萍没有说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把全国的集体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在材料里还点了王忍之的名,说他讲:这次反自由化是一次拨乱反正,材料里引了这个话。王忍之当场讲:我讲拨乱反正是有限制的,我是说在一定范围里面讲,可以说是又一次拨乱反正,不是概括地说总体的情况。

    这些事一直到赵讲话,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蒙在鼓里。我没有意识到这是对着我说的。有一次开书记处会议,我才感觉到气氛有一点不对。在我强调宣传工作中要反复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时,赵说了一句话,他说;这种做法坚持下去,总有一天没有饭吃。这是批评我是教条主义吧!我这才有感觉了。后来,赵让万里、胡启立召集北京一些单位开会;特别指明要让邓力群从头到尾参加。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是冲着我来的。

    4 赵紫阳否定卢之超当中宣部副部长的提名

    中宣部有个王大明,是朱厚泽任部长时的常务副部长(从北京市调到中宣部),这个人写了个材料,说邓力群在宣传部搜罗了一批〃文革〃中的造反派,有名有姓。这件事也是王忍之和我讲的。其中有一个事情涉及到卢之超。卢在反自由化以前受到王惠德的压制,理夫这些人整卢。反自由化以后,我和王忍之商量,说卢是理论局局长,工作搞得还不错,也根本没有那些不妥当和错误的言论,是否把卢提上来当宣传部副部长,还继续分管理论宣传工作。有一次,在赵紫阳那里,宋平也在,我就把这个意见提了出来,赵说:〃这个人还能当宣传部副部长啊,有人来信检举他,说他是反军社论的起草者。〃⑨

    写检举信的人是谁呢?原来是《红旗》一个女校对,这个人和陈伯达的关系,在《红旗》机关传得沸沸扬扬。〃文化大革命〃中陈还把她扶起来领导机关运动,把一批同志打成〃反革命〃,其中包括卢之超。信是经过陆定一转的。党内发生的这些事真令人吃惊啊!

    我说,这个事在干校审查了七、八年,老早已经搞清楚了。卢之超与这个社论的关系是这样的:卢当时在《红旗》工作,这个社论是林杰口述,几个人笔录整理的,而社论内容的渊源来自于林立果等造反派提出来的要反对军队的走资派的言论。这些事既有档案可查,也有当事人的证明。赵听了只好说:事实清楚了,但传闻厉害啊!

    实际上,这是一条表面的理由,最主要的是:卢之超是所谓邓力群派去党校布置开那个会议的人。这样,卢后来在宣传部呆不下去了,他去中央文献研究室呆了一段,帮先念同志编《文选》。

    上述事情也成为邓力群后来落选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直接反对“两个基本点”!

    5,赵紫阳垮台,对邓力群的诬陷攻击得到澄清

    这几年的事情啊,来得也快、去得也快。赵紫阳一垮台,这个事情很快就澄清了。1987年给邓力群栽赃,他不给你当面说,既然邓力群的问题这么严重,你就和他当面谈一次嘛,也核对核对事实嘛。到了1989年6月15日,中央党校的当事人即所谓参加那个会议的几个人:江流、王正萍、邢家鲤、吴雄丞给副校长高狄写信转乔石、王震、宋平、王忍之,并报中央,说明事实真相。这以后又经过了很多专门的调查,查来查去,证明赵紫阳对邓力群的攻击全是谎言!全是虚构!这样,事情终于真相大白了。我把江流等人的信附在本文后面,说明这一段被人栽赃的历史。

    6 胡耀邦、赵紫阳的根本不同

    拿胡耀邦和赵紫阳来比较,确实是根本不同的。十二大后,尤其是十二届二中全会反对精神污染以后,胡耀邦在很多事情上不断地折磨我,一直折磨到1986年11月,他还在上海的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让邓小平同志背了黑锅。在一段时间里,他口头讲、文件上批,但他是直截了当,批邓力群就点名批,不同意邓力群什么观点,就直接说;一旦情况清楚了以后,他就说没有事了,不记仇。应该讲,在这一点上,胡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观点不同,他就讲出来,讲出来也是指名道姓。你把事情说清楚了,他也就烟消云散了。尽管后来又有反复,但他不积怨,有话讲在当面,讲清楚了,就没有事了。而赵紫阳却搞阴谋,他整了你,你还不知道他在整你。他搞那么大的动作,我当时虽然觉得他的意见不对,但没有觉得是冲着我来的;而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冲着我来的。当然,也要承认,就像赵紫阳所说的,5月13日的讲话受到了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