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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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内容,是根据70天的总结,讲了一下国际、国内的阶级关系问题,讲了阶级关系的新情况。自由化分子在〃八九政治风波〃中呼唤要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对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中产阶级形成以后,国内的政治格局就难以逆转了,自由化分子就是这样一个企图。我的讲话,比较全面地回顾了〃八九政治风波〃的原因,说明了国际、国内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
3 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在编写会议上,大家还提出了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史的问题。为此,1990年2月,中央宣传部又发了二个文件,要求在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工作,发展编写这部丛书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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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十二 在〃一二·九”运动五十四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从江西回来后,遇上了“一二·九”运动54周年纪念日,北大的研究生学生会向北大的老同学发出邀请,请我们这些老同学到会给北大的积极分子讲讲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体会。我的这次谈话,用我们家庭两辈五个成员和北大的历史关系来说明一个道理,即爱国要爱得正确,还要爱得执著。
这篇讲话既有思想,又带感情,不仅是我回忆北大学习生活的重要材料,也是我人生经历的感悟和体会。抄录在这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这部自述的一种总结。
爱国,要爱得正确,爱得执著
(1989年12月6日)
北大研究生学生会,约我参加纪念“一二·九”座谈会。我想讲点亲身经历的事情。
我这个家,和北大有点缘分。五四运动前后,我的大哥从北大经济系毕业。1950年,我的一个侄女考上北大,不久抗美援朝,参军去了。六十年代,我的一个参加抗美援朝的侄子转业,考入北大历史系,一直读完研究生。我的儿子〃文革〃时在农场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考进北大经济系。我自己是1936年秋天考进北大经济系,读了半年去延安了。一家有5个人在北大读书,前后60余年,同北大建立了历史的联系。北大的情况好,我们跟着高兴,北大的情况不太好,我们也跟着发愁,甚至难过。在大的问题上,同北大是心心相印、感情相通的。
今年从学潮到动乱,从动乱到暴乱,从暴乱到平息暴乱,北大的同学们,除了王丹等少数几个人以外,据我了解,其他的同学,都有爱国的愿望、爱国的感情。这当然是很可宝贵的。但是爱国要爱得正确,很不容易;爱国要爱得执著,更不容易。今天我的发言,就是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及我的家庭的一些情况,来跟同学们谈谈这个问题。
我大哥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之一。他参加了许德珩同志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他作为国民党的左派,同当时在北大的陈毅同志、邓洁同志,亲密合作,共同战斗。他毕业以后,当了《国民周报》、《国民新闻》的总编辑,宣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段祺瑞政府,被列为通缉要犯之一。在北平呆不住了,1925年到了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州。写信回来,要我三哥、姐夫、侄子、叔叔,到广州参加革命军官学校训练。我的侄子和姐夫,吃不了苦,又怕死,开小差回家了。到北伐时期,我的三哥当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见习排长,他所在部队作为先遣队,在经过湖南桂东时,他回了一趟家。母亲、嫂子哭哭啼啼,要他留下。那时,他满腔热血,认为自己责任在身,只吃了一顿午饭就走了。在战斗中,作战很勇敢,不怕牺牲,奋勇当先。我大哥不久也从广州回到家里,住了几天,经长沙到武汉,转到冯玉祥的部队负责政治工作。1927年,北伐军打到江浙,我们党领导的上海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不久发生〃四·一二〃惨案,蒋介石和冯玉祥在河南会师,我大哥转变成为统治营垒中的一员。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爆发中原大战。同年,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在北平召开国民党的扩大会议,我大哥作为改组派骨干之一,参加了这些活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汪蒋合作,他当上了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做了国民党的大官。1934年蒋汪矛盾重新激化,他的官做不成了,就到英国留学去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同陈铭枢组织一个反法西斯侵略的组织,回国参加抗战。国民党政府退到重庆,汪精卫出走到了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汪出走前曾再三劝他一起行动,在投降还是抗战,卖国还是爱国这样的紧急关头,他选择了留在重庆、坚持抗战的_道路。在这以前他先后任河南、云南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后来又参加了冯玉祥领导下的一些活动,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南京,当上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他帮助程潜竞选总统。程竞选失败,回湖南当省主席,要他回湖南当省民政厅长。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取得胜利,我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程潜在湖南举行和平起义。他参加了这个起义,并联络一批立法委员通电起义。1951年我见到他,他说,这一二十年来,你走毛泽东的道路走对了,我走蒋介石的道路走错了。一九五一年他当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民革武汉筹备组的负责人之一。1953年去世。盖棺论定,从爱国开始,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又回到了爱国的立场。尽管可以说是爱国的,但历史证明,他爱得不那么正确,曾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但最后还是回到了爱国的立场,立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我的侄女,在北大时是一个热血青年,满腔热情参加了抗美援朝。停战后,转到地方学俄文、学技术。毕业后分配到湖南冶金学院当技术员,当助教。到“文化大革命”,造反相当积极。她丈夫的父亲是个香港的小资本家,1975年去世,她要和丈夫一起去香港继承遗产。我劝也劝了,骂也骂了,但她还是要去。他们做的是国货生意,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要赚钱还得靠祖国。在这次北京发生动乱、暴乱期间,她态度坚决,要同北京搞动乱的人站在一起。写信回来很荒唐地说:我的叔叔几年受压,也一定会同她站在一起,反对政府。其实,我们家里在北京的人,都是反对动乱的。到现在为止,究竟她的立场转过来没有,还要经过实践的考验。
我的侄子也参加了抗美援朝。以后考上北大,读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华书局当编辑,入了党,政治方向一直不错。不能说他多年中间没有错误和缺点,但是可以说,他从参军那天起,到北京这场风波,政治方向对,识别能力比较好,工作勤恳、努力,业务能力达到了高级编辑的水平。
我的儿子,1966年初中毕业,不满18岁,就下乡劳动,在农村将近十年。林彪事件以后,他曾到五七干校看过我,说了两句亲身体会的话:〃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了解中国革命。〃他当过生产队长,劳动肯干,同农民的关系比较好,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在农闲时,登名山,临大川,访问古战场,凭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还抓紧时间读了书,结交了一批在农村锻炼并且立志献身农村建设事业的青年。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又一次受到批,判,他受到牵连。回到北京,我让他认真阅读了《资本论》等经济方面的经典著作,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1977年恢复高考,靠他自己的成绩,考上了北大,读的也是经济系。1980年,北京几个高等学校的学生进行竞选活动。大家知道,北大最活跃的一个是胡平,一个是王军涛。他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这与他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了解,以及平时的学习是分不开的。他曾和我说过,在这次北大的竞选活动中,沙健孙等老师主动出来设讲座,回答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帮助不少同学提高了在很多问题上的认识。他在经济系学习的过程中间,意识到搞经济不懂得数学不行。所以在北大几年,不仅读完了经济学的课程,还读完了数学系大部分课程。毕业以后,他同一批立志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青年,在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当了研究人员,也入了党。到1983、1984年,这些人中间发生了分化,有几个人离开社科院,到了国家体改委的体改所。在这次动乱、暴乱中,他和一些同志经受住了考验。在接触实际、研究理论的过程中,坚定了信念:中国要坚持公有制,不能实行私有化;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搞资本主义化。
说到我自己,我想说一说“一二·九”运动以前的事情。我的家庭是富农成份,父亲是前清的秀才。戊戌变法前,湖南兴起新学运动,属全国之先。他同几个人在我们乡里办了桂东第一个洋学堂。他当过教员,也当过校长。这里顺便说一个故事。1933年,王震同志领导的红军,到我们县里打游击,筹款,做群众工作,去抓一个大地主。没想到我父亲正在他家做客,地主跑了,他却没跑掉,结果被抓去。这支部队里负责政治工作的袁任远,是我大哥在河南冯玉祥部队里工作时认识的朋友。那时冯玉祥同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的办法不一样,蒋是屠杀,〃宁肯错杀一千,决不漏网一人〃,冯是礼送出境。他就是被礼送出境的一个。当他知道是我大哥的父亲时,还特加优待,家里交了三百块光洋就给放回来了。1933年5、6月间,父亲到了南京。这个时候,南京有几个大贪污案被揭露,闹腾了一阵子,不了了之。那年暑假我回南京;他跟我讲到,一个多月在红军部队里的生活,使他认识到红军官兵平等,为国为民。相比之下,他得出结论:救国救民,要靠共产党,国民党没有前途。一个前清的秀才,又是被红军抓过的人,得出这样的判断,在我脑子里留下不能忘记的印象。
现在回过头来说我的思想变化过程。北伐胜利后,湖南掀起了广泛的农民革命运动,我那个桂东县是1926年开展起来的。我在小学受过国耻教育,那时参加了儿童团,唱打倒列强的革命歌曲。土豪劣绅被戴上高帽子游行,农民进驻地主的院子,分他们的粮食,砸伪善人的牌匾。在村里领导农民运动的是两名小学教员。〃四·一二〃后,他们一个被国民党军队抓住剖腹,把他的心肝炒了吃,一个跑到长沙,也被抓住杀害了。邻村一个小学教员,也是积极分子,被抓起来五花大绑,押送途中跳到河里,被打死了。当时到处反共清乡,陷入白色恐怖。在这个时候,参加北伐的我的哥哥和叔叔,先后回家了。他们都讲,他们打仗时出生入死,没想到旧的军阀打掉了,新的军阀又上来了,他们不愿意再为蒋介石卖命。这使我认识到,蒋介石是个刽子手。毛主席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红军多次经过桂东,沿途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群众特别是穷人说,红军官兵平等,纪律好,心向穷人。但是瞿秋白实行盲动路线,一些〃左〃倾分子提出的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也使人们产生一些疑虑。
我1929年夏天到长沙,在原由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