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经济史-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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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开始大面积种植甘蔗,开糖房的人,“番禺、东莞、增城居十之四,阳
③
春居十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 。乾隆时,这些地区已普及到“每冬初,
④
遍诸村岗垄皆闻戛糖之声” 。台湾的台南、凤山、嘉义蔗田面积最大。乾隆
⑤
时,三县“每岁所出蔗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由于台湾
制糖的发达,糖廍的资本主义萌芽尤为明显。乾隆时代的一则资料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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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俗例,要在糖廍佣工,先给廍主银子十两作定,随后仍陆续还明”。雇主
和佣工的关系已单纯是金钱关系。
此外,制茶、制烟、造纸等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其中闽北制茶,仅“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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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江西瑞金盛产烟草和
制熟烟用的茶油,乾隆时,吸引了福建漳、泉等地的商人“麇至骈集,开设
⑧
烟厂”,从城市到乡村,不下数百处,每厂五六十人 。造纸业在三省边区老
林,有“西乡纸厂二十余座,定远纸厂逾百,洋县、华阳亦有小纸厂二十余
①
座。厂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 。
雍乾时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各地出现了不少手工业行会组织。但由
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行会组织本身有的还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有的则
已发展为具有近代意义的工会组织。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长沙衬铺业
的行规规定,“带徒,三年一进一出,毋得滥规,违者认罚”,“倘年限未
②
满,同行不得雇请”。广东佛山石湾陶瓷业的行规规定,“每店六年教一徒,
③
此人未满六年,该店不准另入新人”。但也有较为进步的行会组织,如乾隆
④
时广州丝织机行的“西家行”,是同资方“东家行”相对的工人组织。而象
佛山熟铁业、绫帽业中的行会,则是,其“首要职能已成为解决东(资方)
⑤
西 (工人)之间的矛盾,调整东、西之间关系”的行会组织。
③嘉道时期手工业生产的萎缩。清代的手工业尚不能脱离对农业的依存
而独立发展,其政治力量则更其脆弱。和农民相似,手工业者一面受地主、
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残酷剥削,一面受专制封建国家的压抑与统治。乾
隆盛期,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官僚、地主阶级消费的推
动。这种消费也造成了城市经济的虚假繁荣。然而,支持这种繁荣的基础,
归根结蒂是地租和由田赋转化的政府地方性开支。乾嘉之际,这样的基础已
随着社会经济矛盾的激化而开始动摇。嘉道时期,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和白
银外流,这一基础显得愈来愈不稳,以至出现上下交困,经济全面衰退趋势。
③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七。
④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广州府部。
⑤ 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一七。
⑥ 《明清史料》,已编第十本,《福建巡抚刘揭贴》,乾隆八年。
⑦ 蒋蘅:《云寥山人文钞》卷二,《禁开茶山议》。
⑧ 乾隆《瑞金县志》卷二。
① 《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
③ 佛山石湾《陶艺花盘行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 年第2 期。
④ 广东文史馆: 《三元里抗英斗争史料》。
⑤ 王宏钧、刘如仲:《广东佛山资本主义萌芽的几点探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 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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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在面临社会总购买力下降和封建盘剥层层加紧情况下,
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
丝织业由于嘉道年间灾荒频仍,生丝价格成倍上涨,而成品价格因购买
力薄弱而上不去,以致商人无利可图,机户罢机,织工生计日微。嘉庆九年
(1804年),苏州在一场大水灾后,因“年饥,织工多废业”,遂致丝织业
①
一蹶不振 。南京,也因“屡经荒歉,贸易日就消减”,至嘉庆十九年(1814
②
年)出现了“机坊大坏,失业尤多”的景象。
江南的棉纺织业,由于牙行制的强大,不仅手工工场难以发展,而且相
当多的家庭手工业者在牙侩商人欺压和高利贷盘剥下,无法维持正常生产。
如嘉定的布行、布庄,往往”将低银小钱收买布花”,“挜派低钱,假称输
税,以十折八”,甚至有牙侩“拦截通津桥港,用强拉买,贱价轻戥,并串
③
同奸匠兑换七八成色银,及挜搭假银者”。这种使用低钱的诈取方式;自明
末直至清代依然如故。其根本原因是,牙行须领牙贴,具有官商身份,小生
产者畏其垄断权而终不敢反抗。
国家让利政策的收回和军事镇压,是造成工业萎缩的一个直接原因。如
云南的铜矿开采,康熙时,国家除“十分抽二”外,余听发卖,同时“严禁
④
别开官硐”,以使商民“知利不专于官,而与民共之”。雍乾以后,国家收
回了余听发卖政策,代之以官府给价收买。由于官府给价苛刻,每使商人亏
本,如云南铜矿,官府收买价往往低于成本6钱至7钱。广西回头山等处铜
矿,“十分内以二八抽课,余铜八分,照定价每百斤给价六两八钱收买”,
所给铜价“实属不敷”工本。在湖南,弓家岭等处铜矿,“先抽二八沙税,
炼出铜铅,照例二八抽收,所有余铜,每百斤给银十二两收买供铸”,商人
①
无利可图,以致弃置而报荒 。生产规模的萎缩,导致铜产量急剧下降。乾隆
三十一年(1766年)铜产量14674481斤,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降到了
②
10574916斤,减少近30%。此外,如在川陕湖三省边区,许多由厚资商人
出本,颇具规模的炼铁厂、造纸厂和木材加工工场,经过白莲教起义之后,
由于清政府的严厉镇压和破坏,至道光初,在卢坤作调查时,山内手工业已
③
远非昔比 。
这一时期,封建地主阶级为维护自然经济,也对工业横加摧残。如安徽
黟县禁止开煤烧灰,“境内田少山多,贫民惟借樵采,每日负薪易米,以资
④
口食。若烧石灰,尽用煤石,则卖柴者少,贫民生计更绌”。福建沙县禁止
⑤
水碓用于工业生产,是因为水碓“斩断平流,大伤县脉”。道光时,闽阳崇、
瓯宁禁开茶厂,理由是,“田不加辟,而岁多万数千人耗食,米价安得不贵”
① 钱士锜: 《吴门补乘续编》卷一。
② 甘熙: 《白下琐言》卷八。
③ 光绪《嘉定县志》卷二九。
④ 清师范: 《滇系》卷八,蔡毓荣筹滇第四疏《理财议》。
① 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二○。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③ 卢坤:《秦疆治略》。
④ 《黟县志》卷一一,《附嘉庆十年知县苏禁水口烧煤示》。
⑤ 《沙县志》卷九,《除船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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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江西新城(今黎川)嘉庆十年 (1805年)《大荒公禁栽烟约》中,“雇
工种稻轻其值,种烟重其值,于是佣工者竞趋烟地,而弃禾田。……农家妇
①
女,饁饷而外,纺织为本。今皆唯烟是务,妇不知织,布从何出”。嘉道时
期,各种因素的虬洁,使手工业生产发生了倒退,而随着鸦片战争后外国资
本的侵入,中国手工业越来越走下坡路。
(3)商业和对外贸易
①康熙时期的商业政策和外贸体制的建立。康熙初期,百废待兴,商业
的恢复,是政府工作重要的一环。满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虽说“重农”,
但对商业不歧视。还在康熙亲政前,清政府即开始整顿流通领域秩序。康熙
四年(1665年),清政府规定各钞关抽分一律照定额征收,并革除了“溢额”
②
与“加级”挂钩的敝政,宣布“溢额者加级纪录之例,永行停止”。第二年,
在命令直隶各省设立税所的同时,要求将税则刻木立榜,“照示商民,照额
③
征收”;“如有不肖官吏于定额之外,私行滥收者”,“依律治罪”。在全
国统一后,清政府对币制和度量衡制进行了改革和统一。康熙二十四年(1685
④
年)又规定光禄寺置办各色物品,一律照市价给值,以免铺户亏损 。用康熙
的话说,“商民为四民之一”,“彼家赀皆从贸易积聚,并非为官贪婪所致,
⑤
何必刻剥之”。由于清初政治清明和政府为正常商业活动提供了一个制度环
境,国内商业很快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