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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

世界近代中期经济史-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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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地开始大面积种植甘蔗,开糖房的人,“番禺、东莞、增城居十之四,阳 

                                                ③ 

  春居十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 。乾隆时,这些地区已普及到“每冬初, 

                                      ④ 

  遍诸村岗垄皆闻戛糖之声” 。台湾的台南、凤山、嘉义蔗田面积最大。乾隆 

                                                                                      ⑤ 

   时,三县“每岁所出蔗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由于台湾 

  制糖的发达,糖廍的资本主义萌芽尤为明显。乾隆时代的一则资料说,“台 

                                                                                            ⑥ 

  湾俗例,要在糖廍佣工,先给廍主银子十两作定,随后仍陆续还明”。雇主 

  和佣工的关系已单纯是金钱关系。 

         此外,制茶、制烟、造纸等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其中闽北制茶,仅“瓯 

                                                                       ⑦ 

   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江西瑞金盛产烟草和 

  制熟烟用的茶油,乾隆时,吸引了福建漳、泉等地的商人“麇至骈集,开设 

                                                                       ⑧ 

  烟厂”,从城市到乡村,不下数百处,每厂五六十人 。造纸业在三省边区老 

  林,有“西乡纸厂二十余座,定远纸厂逾百,洋县、华阳亦有小纸厂二十余 

                                                                              ① 

  座。厂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 。 

        雍乾时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各地出现了不少手工业行会组织。但由 

  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行会组织本身有的还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有的则 

   已发展为具有近代意义的工会组织。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长沙衬铺业 

   的行规规定,“带徒,三年一进一出,毋得滥规,违者认罚”,“倘年限未 

                            ② 

  满,同行不得雇请”。广东佛山石湾陶瓷业的行规规定,“每店六年教一徒, 

                                                  ③ 

  此人未满六年,该店不准另入新人”。但也有较为进步的行会组织,如乾隆 

                                                                                            ④ 

   时广州丝织机行的“西家行”,是同资方“东家行”相对的工人组织。而象 

  佛山熟铁业、绫帽业中的行会,则是,其“首要职能已成为解决东(资方) 

                                                                                 ⑤ 

  西 (工人)之间的矛盾,调整东、西之间关系”的行会组织。 

        ③嘉道时期手工业生产的萎缩。清代的手工业尚不能脱离对农业的依存 

  而独立发展,其政治力量则更其脆弱。和农民相似,手工业者一面受地主、 

  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残酷剥削,一面受专制封建国家的压抑与统治。乾 

   隆盛期,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官僚、地主阶级消费的推 

  动。这种消费也造成了城市经济的虚假繁荣。然而,支持这种繁荣的基础, 

  归根结蒂是地租和由田赋转化的政府地方性开支。乾嘉之际,这样的基础已 

  随着社会经济矛盾的激化而开始动摇。嘉道时期,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和白 

  银外流,这一基础显得愈来愈不稳,以至出现上下交困,经济全面衰退趋势。 



③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七。 

④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广州府部。 

⑤ 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一七。 

⑥ 《明清史料》,已编第十本,《福建巡抚刘揭贴》,乾隆八年。 

⑦ 蒋蘅:《云寥山人文钞》卷二,《禁开茶山议》。 

⑧ 乾隆《瑞金县志》卷二。 

① 《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 

③ 佛山石湾《陶艺花盘行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 年第2 期。 

④ 广东文史馆: 《三元里抗英斗争史料》。 

⑤ 王宏钧、刘如仲:《广东佛山资本主义萌芽的几点探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 年第2 期。 


… Page 65…

  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在面临社会总购买力下降和封建盘剥层层加紧情况下, 

  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 

        丝织业由于嘉道年间灾荒频仍,生丝价格成倍上涨,而成品价格因购买 

  力薄弱而上不去,以致商人无利可图,机户罢机,织工生计日微。嘉庆九年 

    (1804年),苏州在一场大水灾后,因“年饥,织工多废业”,遂致丝织业 

              ① 

  一蹶不振 。南京,也因“屡经荒歉,贸易日就消减”,至嘉庆十九年(1814 

                                                          ② 

  年)出现了“机坊大坏,失业尤多”的景象。 

        江南的棉纺织业,由于牙行制的强大,不仅手工工场难以发展,而且相 

   当多的家庭手工业者在牙侩商人欺压和高利贷盘剥下,无法维持正常生产。 

  如嘉定的布行、布庄,往往”将低银小钱收买布花”,“挜派低钱,假称输 

  税,以十折八”,甚至有牙侩“拦截通津桥港,用强拉买,贱价轻戥,并串 

                                                      ③ 

  同奸匠兑换七八成色银,及挜搭假银者”。这种使用低钱的诈取方式;自明 

  末直至清代依然如故。其根本原因是,牙行须领牙贴,具有官商身份,小生 

  产者畏其垄断权而终不敢反抗。 

        国家让利政策的收回和军事镇压,是造成工业萎缩的一个直接原因。如 

  云南的铜矿开采,康熙时,国家除“十分抽二”外,余听发卖,同时“严禁 

                                                                        ④ 

  别开官硐”,以使商民“知利不专于官,而与民共之”。雍乾以后,国家收 

   回了余听发卖政策,代之以官府给价收买。由于官府给价苛刻,每使商人亏 

  本,如云南铜矿,官府收买价往往低于成本6钱至7钱。广西回头山等处铜 

  矿,“十分内以二八抽课,余铜八分,照定价每百斤给价六两八钱收买”, 

  所给铜价“实属不敷”工本。在湖南,弓家岭等处铜矿,“先抽二八沙税, 

  炼出铜铅,照例二八抽收,所有余铜,每百斤给银十二两收买供铸”,商人 

                                     ① 

  无利可图,以致弃置而报荒 。生产规模的萎缩,导致铜产量急剧下降。乾隆 

  三十一年(1766年)铜产量14674481斤,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降到了 

                                    ② 

  10574916斤,减少近30%。此外,如在川陕湖三省边区,许多由厚资商人 

   出本,颇具规模的炼铁厂、造纸厂和木材加工工场,经过白莲教起义之后, 

   由于清政府的严厉镇压和破坏,至道光初,在卢坤作调查时,山内手工业已 

              ③ 

  远非昔比 。 

        这一时期,封建地主阶级为维护自然经济,也对工业横加摧残。如安徽 

  黟县禁止开煤烧灰,“境内田少山多,贫民惟借樵采,每日负薪易米,以资 

                                                                             ④ 

   口食。若烧石灰,尽用煤石,则卖柴者少,贫民生计更绌”。福建沙县禁止 

                                                                          ⑤ 

  水碓用于工业生产,是因为水碓“斩断平流,大伤县脉”。道光时,闽阳崇、 

  瓯宁禁开茶厂,理由是,“田不加辟,而岁多万数千人耗食,米价安得不贵” 



① 钱士锜: 《吴门补乘续编》卷一。 

② 甘熙: 《白下琐言》卷八。 

③ 光绪《嘉定县志》卷二九。 

④ 清师范: 《滇系》卷八,蔡毓荣筹滇第四疏《理财议》。 

① 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二○。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③ 卢坤:《秦疆治略》。 

④ 《黟县志》卷一一,《附嘉庆十年知县苏禁水口烧煤示》。 

⑤ 《沙县志》卷九,《除船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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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 。江西新城(今黎川)嘉庆十年 (1805年)《大荒公禁栽烟约》中,“雇 

  工种稻轻其值,种烟重其值,于是佣工者竞趋烟地,而弃禾田。……农家妇 

                                                                                     ① 

  女,饁饷而外,纺织为本。今皆唯烟是务,妇不知织,布从何出”。嘉道时 

  期,各种因素的虬洁,使手工业生产发生了倒退,而随着鸦片战争后外国资 

  本的侵入,中国手工业越来越走下坡路。 



         (3)商业和对外贸易 

        ①康熙时期的商业政策和外贸体制的建立。康熙初期,百废待兴,商业 

  的恢复,是政府工作重要的一环。满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虽说“重农”, 

  但对商业不歧视。还在康熙亲政前,清政府即开始整顿流通领域秩序。康熙 

  四年(1665年),清政府规定各钞关抽分一律照定额征收,并革除了“溢额” 

                                                                                    ② 

  与“加级”挂钩的敝政,宣布“溢额者加级纪录之例,永行停止”。第二年, 

  在命令直隶各省设立税所的同时,要求将税则刻木立榜,“照示商民,照额 

                                                                                        ③ 

  征收”;“如有不肖官吏于定额之外,私行滥收者”,“依律治罪”。在全 

  国统一后,清政府对币制和度量衡制进行了改革和统一。康熙二十四年(1685 

                                                                                     ④ 

  年)又规定光禄寺置办各色物品,一律照市价给值,以免铺户亏损 。用康熙 

  的话说,“商民为四民之一”,“彼家赀皆从贸易积聚,并非为官贪婪所致, 

                   ⑤ 

  何必刻剥之”。由于清初政治清明和政府为正常商业活动提供了一个制度环 

  境,国内商业很快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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