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件，对鲁迅来说，是应尽的义务。但因为羽太信子家庭较苦，弟妹尚小，鲁迅的经济压力很大。他回到故土，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学、化学教员，每月要给周作人寄钱，由于周作人那时雇着保姆，生活需求自然增大。“寄给周作人的钱，主要也是变卖家产而来的”。［1］这样的日子过了近两年，鲁迅便催促二弟归国，大约在1911年5月，周作人也结束了留学生活，携家人返乡。
周作人本不想立即返回家乡的，他还有读法文的愿望。要不是鲁迅亲自去日本把他接回，恐怕还要学更多的东西吧。在哥哥面前，反抗是不行的，鲁迅对弟弟自有他的威严。一方面得到哥哥的爱，另一方面又受到某种规范，周作人隐隐感到了鲁迅对他的压力。但这压力并不像后来那样大。至少在回国前后，他对哥哥大致是唯命是听的。
留学生活的结束，对兄弟两人来说，是生命的新的转折点。从异邦回到祖国，面临的首先是生计问题。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实。20世纪初，读书人的出路，在国内大多只是教书，周氏兄弟一开始都选择了这条道路。在我看来，这多少有点无奈。故乡毕竟不是东京，年轻人的美梦一旦遇到现实，便不可避免地有点失落。这种情绪，周作人曾流露过，读他的日记，便可看出一二来。鲁迅的感受想必也是复杂的。看他在故乡教书时搜集野史的劲头，我总觉得是寂寞时光的产物。这与他在日本译书时的状况比，显然有了变化。他刚到30岁，但心境却有老成的一面了。寂寞像长长的蛇，紧紧地绕着他们，使兄弟俩长久地徘徊于新的选择面前。
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终于使封建帝国崩溃了。事态发展十分迅速，绍兴不久就光复了。推翻帝制，是中国千年历史中最大的事情，晚清几代文人的思想启蒙，终于奏效，中国文人的憧憬开始得到了实现。周作人那时刚回国不久，未能亲自参与革命活动，倒是鲁迅卷入了其中。革命是快慰之事，鲁迅一生中还很少那样地投入过。三弟周建人在回忆文章里，曾记载了鲁迅响应辛亥革命的经过，读后便想像出鲁夫子当年热血沸腾的样子。周建人记叙鲁迅组织游行、印发传单、鼓舞民心等事，很是形象。例如他率领武装演说队安定民心，号召众人起来革命等，和他的性格是吻合的。绍兴的光复，鲁迅立了汗马功劳，那一段体验，后来写进了他的小说里。这轰轰烈烈的一幕，周作人没有赶上，他闭户不出，对天下事只是旁观着，并不过于热心。或许是刚归国之故，周作人的心境尚未完全调整过来，虽然他那么欣赏哥哥当年的举措。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民风与社会习俗依然如故。鲁迅不久便看到了这一事实。王金发、秋瑾事件对他的教训，可以说是深刻的。像中国这样一个帝国，在根本上改变世风，谈何容易！周氏兄弟其实早就悟出了其中悲剧的一面。换汤不换药的社会更迭，使中国依然沿着老路慢慢爬行着。鲁迅预感到了更为严酷的现实。
那时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周氏兄弟在辛亥革命后，为《越铎日报》写了许多文章。《越铎日报》创刊于1912年1月3日，是一些年轻学生所办。此报得到鲁迅大力支持。在《〈越铎〉出世辞》中，鲁迅写道：
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世俗递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理，乐安谧而远武术，鸷夷乘之，爰忽颠陨，全发之士，系踵蹈渊，而黄神啸吟，民不再振。辫发胡服之虏，旃裘引弓之民，翔步于无余之旧疆者盖二百余年矣。已而思士笃生，上通帝旨，转轮之说，弥沦大区，国士桓桓，则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太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越人于是得三大自由，以更生于越，索虏则负无量罪恶，以底于亡。民气彭张，天日腾笑，孰善赞颂，庶猗伟之声，将充宙合矣。顾专制久长，鼎镬为政，以聚敛穷其膏髓，以禁令制其讥平，瘠弱槁枯，为日滋永，桎梏顿解，卷挛尚多，民声寂寥，群志幽■，岂以为匹夫无与于天下，尚如戴朔北之虏也。共和之治，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前此罪恶，既咸以归索虏，索虏不克负荷，俱以陨落矣。继自今而天下兴亡，庶人有责，使更不同力合作，为华土谋，复见瘠弱槁枯，一如往日，则番番良士，其又将谁咎耶？是故侪伦则念之矣，独立战始，且垂七旬，智者竭虑，勇士效命，而吾侪庶士，坐观其成，傥不尽一得之愚，殆自放于国民之外。爰立斯报，就商同胞，举文宣意，希翼治化。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输真知，扬表方物，凡有知是，贡其颛愚，力小愿宏，企于改进。不欲守口，任华土更归寂寞，复自负无量罪恶，以续前尘；庶几闻者戒勉，收效毫厘，而吾人公民之责，亦借以尽其什一。猗此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鸷夷纵虐，民生槁枯，今者解除，义当兴作，用报古先哲人征营治理之业。唯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况复神驰白水，孰眷旧乡，返顾高丘，正哀无女。呜呼，此《越铎》之所由作也！［2］
在激昂的情绪里，可见出鲁迅个性中昂扬的一面，其锋锐性已露出大半。《越铎日报》倡明新义，多批驳封建旧意识的新声。周作人在报上也多次撰文，承其兄余绪，抨击旧礼教也掷地有声。周作人此时写的文章，在发表前，多经过鲁迅修改，两人还保留着在日本时合作的方式。自然，观点也大致相近。他们均未料想到，中国的变革，会来得这样快，而时代的质的变化，又这样慢。二周在心灵深处，深深地体味到了一种苦涩。经鲁迅修改、周作人执笔的《望越篇》，很能代表他们那时的思想：
盖闻之，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其由来者远，欲探厥极，当上涉幽冥之界。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附以习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岁月，积渐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数百岁，逮其宁一，则思感咸通，立为公意，虽有圣者，莫更赞一辞。故造成种业，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二者以其为数之多，与为时之永，立其权威。后世子孙，承其血胤者亦并袭其感情，发念致能，莫克自外。唯有坐绍其业，而收其果，为善为恶，无所撰别，遗传之可畏，有如是也。
盖民族之例，与他生物同，大野之鸟，有翼不能飞；冥海之鱼，有目不能视；中落之民，有心思材力而不能用；习性相传，流为种业，三者同然焉。中国受制于满洲，既有二百六十余年，其局促伏处专制政治之下者，且二千百三十载矣。今得解脱，会成共和，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华夏之民，孰不欢欣？顾返瞻往迹，亦有不能不惧者。其积染者深，则更除也不易。中国政教，自昔皆以愚民为事，以刑戮慑俊士，以利禄招黠民，益以儒者邪说，助张其虐。二千年来，经此淘汰，庸愚者生，佞捷者荣，神明之胄，几无孑遗。种业如斯，其何能臧，历世忧患，有由来矣。
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予不知华土之民，其能洗心涤虑，以趣新生乎？抑仍将伈伈■■，以求禄位乎？于彼于此，孰为决之？予生于越，不能远引以观其变，今唯以越一隅之为征。当察越之君子，何以自建？越之野人，何以自安？公仆之政，何所别于君侯？国士之行，何所异于臣妾？凡兹同异，靡不当详，国人性格之良窳，智虑之蒙启，可于是见之。如其善也，斯于越之光，亦夏族之福；若或不然，利欲之私，终为吾毒，则是因果相循，无可诛责。唯有撮灰散顶，诅先民之罪恶而已。仲尼《龟山操》曰：“吾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今瞻禹域，乃亦唯种业因陈，为之蔽耳。虽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为此惧。［3］
文章确是有些伤感，在革命年代，头脑依然如此清醒，且又多宿命之感，这是唯有思想明晰又深谙历史者才有的感觉。
辛亥前后，周氏兄弟一度沉浸于搜集金石、整理国故的乐趣中。这是兄弟两人很美好的一段生活。现在想起来，是迷人的。我常想，从域外归来，两人不约而同地喜欢上整理旧的典籍，其动因是什么呢？如果不是现实的无奈，或许不会这样潜心于以往吧？鲁迅的劲头十足，甚至还想结社刊印故土的文化典籍，他致许寿裳的信中曾说：“迩又拟立一社，集资刊越先正著述，次第流布，已得同志数人，亦是蚊子负山之业，然此蚊不自量力之勇，亦尚可嘉。若得成立，当更以闻。”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弟弟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是很重要的文献。此书最早由鲁迅动手来做，后由周作人扶助，虽几经周折，但终于完成，在整理古文化遗产上，两人的努力与汗水，确是令人感动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是一部史料书，内中搜集了会稽地区先贤著作8种，人物传记与文化沿革充杂其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书的搜集工作，始于鲁迅十几岁的时候，后因外出求学而中断。回到绍兴后，鲁迅思古之情又起，遂萌了续做的念头。在校勘整理《会稽郡故书杂集》的同时，他还整理了《古小说钩沉》。这也是件极艰苦的劳作，其量之大，校勘处之多，都是难以想见的。《古小说钩沉》编撰也始于鲁迅的少年时代，那么小，便留意于史料的打捞，可见其旨趣之不凡。中国古人是看不上小说的，那均是街谈巷议之事，难登大雅。而鲁迅很小即醉心于小说之类，后来于此处大建奇功，早年的熏陶起了作用。他在日本与弟弟钟情于小说，也是情有缘由的。鲁迅对《古小说钩沉》十分看重，周作人回国后，便受兄之托，帮助抄写。他后来说：“辛亥革命起事的前后几个月，我在家闲住，所做的事大约只是每月抄书，便是帮同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材料，还有整本的如刘义庆的《幽明录》之类。”［4］抄书是很苦的劳作。先是精选，几乎等于大海捞针。主要从《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初学记》、《艺文聚类》、《玉烛宝典》、《雕玉集》、《太平广记》、《事类赋》等辑出。周作人对古代典籍的兴趣，受鲁迅的影响是自然的，在帮助鲁迅抄书的同时，也涉猎了其他的古董，收益很是不小。读他此时写的日记，可见出鲁迅在情趣上对他的熏染之力。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周氏兄弟主要把精力放在寂寞的抄写古籍与整理故乡的文化沿革之中。此间鲁迅完成了《岭表录异》、《古小说钩沉》等，周作人则把精力用在了儿童文学研究、译书、抄古文等方面。从当时的治学状态上看，周作人涉及的范围很广，除了醉心于古文物的收集外，对古代民谣、儿歌、日本民间文化、希腊文化、西欧神话等，都有研究，并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绍兴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儿童文学研究文章，用力殊多，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