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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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有骨肉之情,且对其思想的深层隐喻,理解颇深,故态度便显得与众不同。其实鲁迅是一直关注二弟的。他担心政局的恶化,会使周作人陷入尴尬的境地里,所以在对三弟建人的谈吐中,不止一次地讲起这种忧虑。鲁迅去世后,周建人在致周作人的信中曾说:
有一天说看到一日本记者(?)登一篇他的谈话,内有“我的兄弟是猪”一语,其实并没有说这话,不知记者如何记错的云云。又说到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玄同、顾颉刚一般人都具名,而看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有一回说及你曾送×××之子赴日本之事,他谓此时别人并不肯管,而你却要掩护他,可见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他亦极不赞成此种过甚的责难云云。又谓你的意见,比之于俞平伯等甚高明(他好像又引你讲文天祥(?)一段文章为例)。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云云。但对于你前次趁(赴)日本有一次对日本作家关于他的谈话则不以为然。总起来说,他离开北平以后,他对于你并没有什么坏的批评,偶然谈起,便说明几句。[12]
后世研究者,每每谈及此事,均为鲁迅的情怀所感动。不知周作人当年看到信时,作何感想?他晚年认真写鲁迅史料的文字,恐怕亦有追思感怀之处吧?鲁迅与周作人彼此对对方不同的态度,今天想来,令人感慨万端。人心是难以相通的,但那种为了相互理解、相互认知的悲剧之旅,确是人性王国中动人的一隅。周氏兄弟间的恩恩怨怨,给人的启示,恐怕比几本所谓圣贤之言,还要大几倍的。我在这儿感受到了一种人性世界中无词的言语,这言语写着人性的无奈与人性的伟大。或许,只有洞悉了这一内涵,才会理解什么是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境界。历史的谶语,便写在这人性的旧途里……
鲁迅与周作人分手后,虽不往来,但因同处于相近的文化环境,自然要对诸种事物做出反应。分析两人自20年代中期以来,对社会政治文化诸事件的不同态度,是件颇有意义的事情。有时两人观点相似得惊人,有时截然相反,甚至文字上颇有冲突。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互证。看两个相似又相反的人生态度,大致可感受到20世纪知识分子内心不同的价值趋向。
1925年新年刚过,孙伏园在《京报副刊》上发表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青年必读书十部”的书目。京城诸名家,纷纷应命答题。不料鲁迅却交了“白卷”:
青年必读书
——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青年必
读 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
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
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一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此文刚一发表,便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攻击者颇多。一些人纷纷写信给鲁迅与孙伏园,对此事殊不理解。周作人也应孙伏园之约写了关于“青年必读书”的“答卷”。他向青年开列了十部必读书:1.《诗经》,2.《史记》,3.《西游记》,4.汉译《旧约》(文学部分),5.严译《社会通诠》,6.威斯德玛克《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7.凯本德《爱的成年》,8.色耳凡德思《吉诃德先生》,9.斯威夫德《格里佛旅行记》,10.法兰西《伊壁鸠鲁的园》。[13]中国古书只有三部,其余均外国书,与鲁迅的思路,多有相近的地方,态度的温和,也流入笔端。鲁迅在此问题上“极端”的态度,周作人是清楚的,他知道这是故意说说而已,实则对读古书另有看法。事隔几个月后,他在《古书可读否的问题》中,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也是对鲁迅观点的一种注解: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令读。
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读文艺的书如喝酒,要读者去辨别味道的清浊:这责任都在我不在它。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辨别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颠倒清浊混淆,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智识趣味都有欠缺,还没有“通”(广义的,并不单指文字上的做法),不是书的不好。这样未通的人便是叫他去专看新书,——列宁,马克思,斯妥布思,爱罗先珂,……也要弄出毛病来的。我们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不但不会上它的当,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古人云,“开卷有益”,良不我欺。
或以为古书是传统的结晶,一看就要入迷,正如某君反对淫书,说“一见《金瓶梅》三字就要手淫”一样,所以非深闭固拒不可。诚然,旧书或者会引起旧念,有如淫书之引起淫念,但是把这个责任推给无知的书本,未免如蔼理斯所说“把自己客观化”了,因跌倒而打石头吧?恨古书之叫人守旧,与恨淫书之败坏风化与共产社会主义之扰乱治安,都是一样的原始思想。禁书,无论禁的是那一种的什么书,总是最愚劣的办法,是小孩子、疯人、野蛮人所想的办法。
然而把人教“通”的教育,此刻在中国有么?大约大家都不敢说有。
据某君公表的通信里引《群强报》的一节新闻,说某地施行新学制,其法系废去论理心理博物英语等科目,改读四书五经。某地去此不过一天的路程,不知怎的在北京的大报上都还不见记载,但“群强”是市民第一爱读的有信用的报,所说一定不会错的。那么,大家奉宪谕读古书的时候将到来了。然而,在这时候,我主张,大家正应该绝对地反对读古书了。[14]
这是很正确的观点,我以为既可看出其个性的态度,又可见其科学精神。这里或许也有纠正鲁迅极端态度的因素,因为在他看来,鲁迅的那个答卷,有故意为之的戏言之处。这样的文字,周作人是不会写出的。晚年,周作人谈及此事时说:“‘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之一,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唱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15]说鲁迅是“唱高调”,确有讽刺的意味,但却未看到鲁迅的深切用意的价值,也是可惜的事情。但我觉得,周作人是善于从世俗之外的角度来理解鲁迅的人。他有时能从更具体的、多样的方式中,还原鲁迅的个性,虽不免也搀杂些异样的情绪,但大体上,让我们看到了鲁迅世界的另一面。
周作人在《两个鬼》的文章里,说自己的心目中存有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当“绅士鬼”占上风时,便显得合乎自然,多典雅之姿;“流氓鬼”统治一切的时候,又多激越慷慨之气。他与鲁迅的分与合、顺与逆,便是“两个鬼”矛盾运作的产物。有时“流氓鬼”冒出,便也有斗士的气质,文章火气暗藏其中,对世俗也不卑不亢的。而“绅士鬼”卷土重来,便趋于低沉,躲进苦雨斋里,让人感到消极。他时而配合鲁迅扫荡社会污物,时而逆鲁迅而行,相互多有牴牾。女师大风潮,便能看出两个人的异同点来。
1924年底,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爆发了学生运动。事情是因校长杨荫榆开除三名学生引起的。次年5月,学校风潮又起,女师大出现打手,殴打学生,造成多人受伤。校方行径,引起京城学人的不满,鲁迅亲自起草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宣言对杨荫榆镇压学生之举极为愤慨,文字间多不平之音。在此宣言上签字的7人中,有周作人,可见兄弟间在原则问题上是不温吞的。读一读两人那时写下的文字,我们还看不到周作人的“绅士”之态,他与鲁迅那时虽已反目,但同时参加了支持学生的校务维持会。7人宣言发表后不久,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闲话》一文,含沙射影地说,这次学生运动是“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认为鲁迅、周作人等人站在学生一边,是对当局的一种不负责的表现,并且让章士钊等人“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陈西滢的文章,引起了周氏兄弟的反感,于是,两人共同与陈西滢展开了笔战。鲁迅写了《我的“籍”和“系”》,周作人写了《京北人》等文,对陈西滢之流,给予了猛烈的抨击。这是一场漂亮的笔战,鲁迅的尖刻,周作人的老辣,使陈西滢只有招架之功。此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胡适等人便不得不出来说和。我读胡适在天津写给鲁迅、周作人的信,便能感到周氏兄弟那时的锐气给人带来的震撼。陈西滢那时眼里的周氏兄弟,是颇有师爷气的,在致徐志摩的信中,他说:
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这里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屈了我们的岂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16]
此封信对周氏兄弟的印象,一看便可感到,那时两人的形象,均有斗士气,和“五四”时期的呐喊,亦有相仿之处。这时候的周作人,“流氓鬼”占据上风,是鲁迅的同一营垒中人。在反“正人君子”的行列里,两人思想的相近,又让我想起他们留学日本时,最初写下的富有冲击力的文字。
女师大风潮,最根本的是自由主义意识的学人与当权的官僚文人的斗争。当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因鲁迅参与学运,而罢免了鲁迅的职务,鲁迅和周作人与章士钊的那场冲突,如今想来,仍那么令人激动。鲁迅起诉章士钊,撰文抨击其专制思想,在他众多杂文中,是给人印象较深的一种。周作人也在《女师大改革论》、《续女师大改革论》、《答张岱年先生书》、《忠厚的胡博士》诸文,呼应了鲁迅的斗争。当胡适出面,劝人们对章士钊讲一点宽厚时,周作人便指出:“宽容,宽容,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宽容之‘流弊’亦大矣,可不戒欤?”[17]这简直可以说是鲁迅的口吻,与周作人平日的忠厚、平淡之态多有不同。这时的周作人,有他真性情的一面,可爱的一面。他对章士钊的果决的态度,与其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在这自由主义的视野里,一切卫道者的行径,都作为非人道的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