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3届-徐兴业:金瓯缺(-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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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家用道德来炫惑别人,好像魔术家用魔术来炫惑观众一样,他虽然要求别
人相信这是真实的,他自己的内心中却十分明白那是虚伪的。道德可以用来约束别
人的行为,但决不能约束道德家本人的行为。这在业余的道德家固然如此,在专业
的道德家则尤其是这样。
要替刘鞈说句公道话。在专业的道德家中间他确是个例外的人物。他与众不同
之处,在于他用道德来欺骗别人,同时也欺骗自己,两者都没有自觉。他对别人提
出很高的要求时,确信自己也可以做到,当他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时,认为别人
也应该达到这个标准。他从来不怀疑自己是个真正的“君子”,因此才可能在这类
纯粹属于利害关系的考虑上感到内疚的痛苦,感到所谓“良心”上的不安。这使他
成为一个典型的中间人物。
怀着这颗内疚的心,他回到参谋处,就把儿子找来,详细地告诉他会议的结果
(只是隐瞒了他最初要把儿子推荐上去的心理活动),要他立刻去转告马扩,使他
心理上有所准备。如果马扩对于这项使命没有异议,那么八面摆平,皆大欢喜,谁
也不必替谁负责。如果马扩不愿出使,那么他在事前已经通知过他,使他赢得时间,
可以在宣抚使面前托词婉辞这个差使。而他自己也可借此弥缝心里的内疚,减轻精
神负担,偿付这笔道德上的债务。
但是并非道德家的儿子跟父亲的想法却不一样。
既然这番出使如此重要,又是如此危险,那么父亲为什么不替他争取?越是危
险的地方,他越要挺身而上,以炫耀自己的勇敢,显示出自己无所畏惧的气概。
“马子充去得了的地方,为什么我刘彦修就不能去?”这个大好的机会被郎罢
(他也是个福建人)生生错过了。现在他既不能使宣抚使推翻成议,改变出使人选,
又不愿屈居马扩之下,要求去当他的副使。这两件都做不到,他只好等以后的机会
再说,心里十分懊恼。
他到宣抚司去找马扩,没有找到他。
“这个马子充算得是什么宣抚司的人?”司里的人员抱怨道,“你要找他,还
是到他娘家去找,才有着落。”
“休提那个姓马的小子!他是匹没笼头的野马,既不应卯,又不请假,到处乱
跑,几天也没有影子。”
“宣相刚才找不到他,正在大发雷霆。已经打发五七个人到处去追寻他了。”
刘子羽连夜赶到统帅部去找他,那里的人也说已有好几天没见马子充了。两处
都没有他的踪迹,这匹没笼头的野马跑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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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当时对辽统治地区中的广大汉族人民的统称,并无贬义。
②元祐是宋哲宗年号。元祐九年(1094)四月改元为绍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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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一)
马扩虽然属于宣抚司编制,却是一个超然于宣抚司共同利害、共同行止的“编
外”人员。宣抚司的同僚们不仅不把他看作同僚,还要千方百计地把他排除在他们
的小圈子以外。他们一致把马扩看成为一匹不羁之马,甚至是一匹害群之马,一个
化外之氓,一名异端分子,总而言之,他是宣抚司机关内部的一个“叛逆”。
西军出身的马扩,对于宣抚司具有一种先天的抗拒性,两者原来就是格格不入
的。但这一点还不是他成为叛逆的唯一原因,宣抚司里也有西军出身的人,他们好
像是加工过的腌肉、腊肉、风肉,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味道,变得比较可以或者完全
可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而和新的僚友们沆瀣一气了。
马扩却是一个完全没有希望加工改造的顽固分子。他知道在宣抚司当差,必须
随时摆出(或者至少是随时装出)一副对统帅部深恶痛绝、咬牙切齿的表情。哪怕
是碰到一件极小的事情,只要是统帅部提供的、主张的,首先就要不分青红皂白地
痛骂一通,然后再去弄清楚它的内容和实况,谈起一个统帅部的人员,哪怕他是极
为普通的将领或工作人员,也要把他放在明显的敌对地位上加以恶毒的讽刺、怒斥。
这样才能取得和宣抚司同僚们和哀共济的效果。换句话说,小范围内的“和衷共济”
是要以牺牲大范围的“和衷共济”为条件才能取到手的。
可是这个化外之氓的马扩偏偏不肯按照这个公式跟同僚们“和衷共济”。他不
掩盖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感情。统帅部的主张是错误的,他也反对它,但如果是正确
的,他就热烈支持,坚决拥护。他从来不讳言自己的出身以及他跟统帅部大部分人
员的亲密关系,他们遭到无端攻击时,他就挺身而出,为他们辩护。他保护朋友的
利益时,使用的词汇是尖刻的,有时是激烈的,其激烈的程度比起他们受到攻击的
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怪不得他的同僚在推举他使辽时,要加上一条“擅长词
令”的考语。他一有空,就往统帅部跑,宣抚司的同僚们有时当面讽刺他“回娘家
去”。他以一往无前的气概蔑视他们,无视他们,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确是回娘家
去了。
此外,他丝毫也不像在宣抚司这个权威机构内当差做官的样子,丝毫不具备当
差做官应有的常识和正规化的形式。这又是特别触怒他的同僚的一个原困。
一个官僚之所以能够成为官僚,因为他们忠实地按照官场中公认的一整套常识
行事,并取得正规化的形式,把它们看成为行事的准则,处世的不二法门。集合这
样一批官僚主义者在一个机构里办事,它就成为一个官僚的机构。
在宣抚司当差的常识和正规化的形式是:
对上司,必须维持其上下尊卑的体统,还要想尽办法引起他的注意,博得他的
欢心。对同僚,要有“私交”,要相互吹棒,表现得热络非凡,虽然不妨碍在利害
冲突之际,彼此在桌面下踢脚,在背心后面放冷箭。对下属,一定要摆出架势,要
求他以自己对上司之礼来对待自己。合法的谄媚,合法的两面派,合法的妄自尊大,
都是属于常识的范围内。
他们不管有事没事,每天都要到公事房来应卯画押,听候上级的传呼,一直要
坐到比法定时间略早一刻才能离开。这一点残余的时间也被他们弄成合法化了。他
们只办找到头上来的事情,自己决不找事情去办。他们只对有利于自己的工作感兴
趣,决不对一般的公事感到兴趣。
每一个统治机构都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宣抚司也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作为它的
组成成员,首先就要承认它的权威性,遵守这些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制、传统,这
样才能充分发挥它的统治效能。谁要是不承认它,不维护它,不遵守它,谁就是这
个机构、这个小小的社会中的“害群之马”,大家就要群起而攻之了。
北宋初期,也许像所有朝代的初期一样有一个行政效率较高的精干的政府。可
是经过一百余年的嬗变、腐蚀,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了,政府人员越来越冗杂了,
制度条例越来越烦琐了,而行政效率恰得其反,越来越腐朽了。人们容易得出这样
一个结论:数量往往是质量的反面。
负责伐辽战争的最高权力机构宣抚使司恰巧就是这样一个腐朽的机构,而马扩
不幸又是这个腐朽机构中的一匹不可教药的害群之马。他不但不尊重、不承认这些
公认的法则和形式,而且是它们的非难者、嘲笑者。他是一个专门根据非常识的原
则来行事的人,因为到了他的时代,常识在这批常识家手里早已堕落成为一种庸俗
的官僚哲学,一个争权夺利的掩蔽体,一种社会的腐蚀剂。马扩无意去捍卫它。
从他自己的哲学出发,他没有想到要维护机关中上下尊卑的体统,他并不认为
童贯、蔡攸等上司值得他尊敬。他对私交有更加认真的看法,他不知道把宝贵的时
间泡在公事房中无聊的谈话中有什么好处。两军相交,兵革方殷,多少正经事儿要
等人们去办,哪有闲工夫来当面吹捧,背后诋毁?这两者都使他恶心。他知道在他
的头顶上并没有一个认真想把事情办好,能把事情办好的头儿。如果头儿没有把合
适的工作分配给他做,他宁可自己专找话儿干,因为他自己知道什么应该干,什么
不应该干,比头儿们清楚得多。
从根本上说,马扩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急功好利,他急的是伐辽之功,好的
是复燕之利,对战争有没有好处,就是他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他虽然抽象地承认
朝廷的权威性,却从来不承认这个凌驾于统帅部之上的宣抚司的权威性,仅仅因为
统帅部的腐化程度略逊宣抚司一筹,
他跟宣抚司的同僚们没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共同的恩想感情,共同的语言兴趣,
他不愿降低自己的水平来迁就池们,适应这个环境。他一直保持着严肃、紧张的精
神状态和清醒的头脑,独行其是地干着这一切不是对哪个上级而是对伐辽战争这一
项庄严事业负责的工作。如果不是在那发霉起毛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如果没有他这
种高尚的情操、高度的事业责任感、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那么他的勇于
否定的气质、野马般的性格,可能会越出轨道,变成十分荒唐的了。
马扩以自己的存在否定了宣抚司这个机构以及它的全体人员的存在,因此他不
可能避免这样的命运:在常识和正规化形式这两把刀子的乱砍下,被砍得体无完肤。
(二)
马扩到达前线后,就到统帅部去和种师道谈了两次话,把也了解的辽、金情况
以及朝廷的意图全都告诉种师道,并转达了赵隆的话。马扩习惯部队中说话简单扼
要的特点,最讨厌那种“磨牙式”的聊天,因此种师道虽然在颓唐的心情中,还是
把他的话全部听进去,并且加以消化。对于姚平仲的问题,他只是点点头,表示有
数了,在他和姚家的全部关系中,他永远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能够点一点
头,默认赵隆的意见,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表示他能够从善如流。对于刘延庆的问
题,他听了却也怵目惊心。人们根据自身直接受到威胁的程度,往往更多地注意骄
横跋扈的挑战者而忽略了庸驽无能的窥伺者。经验丰富的种师道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一直把姚古当做自己的主要对手,而没有想到刘延庆。现在赵隆的警告,给他敲起
了警钟,联系种种迹象,才知道童贯在刘延庆身上下的功夫,确是别有用心的。因
此他在军事会议中,竭力反对刘延庆分统西路军。可是军事会议以后,他自己已处
于无拳无勇的地位,对刘延庆也就无可奈何了。种师道要马扩捎信到东京去向刘锜
致意,把这里的情况对他透露一下。他说“要让信叔知道,军中之事,今非昔比”。
这含有希望刘锜利用侍从的地位,有机会向官家进言,以改变现况的意思。还劝赵
隆在京好好养病,暂时莫作来前线之想。“军中无用武之地,来了也只是白闲了一
双手,无事可干,何如不来?真要用得着他的时候,这里自会捎信去速驾。”此外
没有再提出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