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二)-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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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豫皖苏第四军分区），使大别山和豫皖苏联成一片。1948年5月底，杨勇率第1纵队参加宛东战役，阻击敌胡琏兵团、吴绍周兵团，连续打退敌人三次大规模进攻，毙伤敌7000余人，有力配合了华东野战军发起的豫东战役。10月下旬，杨勇又率第1纵队参加郑州战役，会同兄弟部队歼敌第40、第99军共1万余人。不久，刚刚指挥部队参加完郑州战役的杨勇就接到命令，顾不上鞍马劳顿，又立即投入淮海战役的大决战。11月初，我中原野战军主力进至商丘东南地区，发现国民党第四绥区的部队仍位于商丘及马牧集地区。野战军首长决心趁势先歼该敌，再出徐蚌线作战，并令第1纵队以张公店、张阁地区之敌第181师为进击目标。见此，敌181师主力紧缩于以张公店为中心的防守地域，以防分割被歼。查明敌军布防情况后，杨勇决定先来个“猛虎掏心”，将该村之敌歼灭。随着杨勇一声令下，我军发起攻击，敌第181师困兽犹斗，连续组织反冲击，企图恢复阵地。阵地上厮杀越来越凶狠，激战至8日中午，第1纵队全歼张公店守敌，俘敌第55军中将副军长兼第181师师长米文和。张公店被攻破，龟缩在张阁的残敌惊恐万状，在绝望中宣布投降。此战全歼敌第181师5000余人。接着野战军首长又令杨勇率第1纵队开赴蒙城地区，在涡河、淝河北岸阻击敌黄维兵团东援徐州，为我中原野战军主力集结和展开争取时间。这时，第1纵队未及休整和补充，实际上纵队只有两个旅的兵力。而敌黄维兵团四个军加一个快速纵队，共约12万人，清一色的美械装备，机动性强，很有战斗力，是一个实力较强的“劲旅”。以两个旅的兵力迎击敌人一个兵团，完成这样的阻击战任务无疑是非常困难和十分艰巨的。但杨勇以大局为重，不讲价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16日，他随先头部队赶赴蒙城地区勘察地形。望着滚滚流动的涡河和淝河，杨勇决心以涡河为主，组成两道阻击防线：以第2旅在涡河北岸蒙城东西地区组织第一线防御；以第1旅在淝河北岸板桥集东西地区组织第二线防御，依托涡河、淝河天然障碍，严阵以待。黄维兵团来势凶猛，素以执行命令不走样著称的黄维，顽固执行蒋介石“打通徐蚌线，会师徐州城”的命令，命令部队拼命攻击，兼程东进。18日黄昏，黄维以其中坚第18军一部为前锋，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强渡涡河，向东突击。杨勇指挥部队从第一线阵地到第二线阵地节节阻击，与敌反复争夺。战斗持续两天两夜，蒙城黄家一带片瓦无存，浓黑的烟云散发着尸体烧焦的糊味。黄维见部队前进受阻，恼羞成怒，令部队持续向板桥集发起攻击。顷刻间，板桥集湮没在炮火硝烟中。黄维动用飞机、坦克、大炮，企图以对手无法想象的炮火炸开一条血路。坚守阵地的第1纵队将士，以他们的血肉之躯阻挡着黄维兵团一次又一次进攻。急于开进的黄维兵团，多次改变攻击战术，但始终没有突破第1纵队坚如磐石的正面防线。杨勇指挥第1纵队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后，21日夜主动撤离板桥集一线，24日进至双堆集地区，协同兄弟纵队迅速完成了对黄维兵团的紧缩包围。12月6日，我军东、西、南三个集团向敌发起总攻，由第1纵队和第3纵队、华野第13纵队及炮兵一部组成的西集团，充分发挥步炮协同的威力，利用纵横交错的交通壕，由西向东展开猛烈攻击。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伤亡严重，许多连队连排干部全部伤亡，班长、战士即自动代理干部职务，继续组织战斗。杨勇亲临前沿，深入战壕，号召部队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与敌人斗战术、斗技巧。经过九昼夜激烈战斗，到12月15日黄昏，黄维兵团悉数被歼，连黄维本人也做了俘虏。其中第1纵队歼敌1。6万余人，俘敌兵团副司令吴绍周以下将官9人。
1949年2月，我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辖第3、第4、第5兵团。杨勇任第5兵团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辖第16、第17、第18军。3月31日，中共第二、第三野战军总前委制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实施渡江战役。根据江面敌情和渡江作战的特殊性，经过深思熟虑，杨勇决定以第16军及第17军一个师为第一梯队强渡长江，第17军主力随后跟进，第18军为预备队；同时调整炮兵编制，强化炮兵火力，命兵团和各军所有炮兵集中使用，确保第一梯队渡江成功。人民解放军4月21日黄昏发起渡江作战。17时，第5兵团万船齐发
，以排山倒海之势直冲对岸。30分钟后，兵团第一梯队先头两个团强行登陆，抢占滩头阵地，并迅速扩大突破地段，接应兄弟部队登陆。敌人苦心经营的海陆空立体防线顷刻瓦解，第5兵团当面之敌望风溃逃。杨勇率部一面分兵横扫沿江残敌，一面以主力穷追猛打，向敌纵深挺进，直扑浙赣线衢县至上饶段。至5月上旬，先后解放婺源、常山、江山、玉山、衢县、浦城、政和等城镇，俘虏溃敌5万余人。8月19日，刘邓首长下达《川黔作战基本命令》，确定第5兵团并指挥第3兵团第10军直出贵州及川南，断敌退往云南的道路。杨勇率领第5兵团由上饶出发，向湘西隐蔽开进。10月20日，部队进抵邵阳。当日，杨勇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以第17军附兵团野炮团，沿湘黔公路出击，攻占贵阳；第16军向天柱、三穗、镇远进击，协同第17军作战；第18军为第二梯队，视情况参加作战。11月初，杨勇指挥第5兵团和第3兵团第10军进至贵州境内，解放镇远、三穗地区，11月15日攻占贵阳。随后，杨勇率兵团主力第16、第18军和第10军向川南疾进，相继解放遵义、毕节、叙永、泸州、宜宾、乐山等城市。12月19日，在峨嵋县金口河，俘敌川湘鄂绥靖公署司令官宋希濂及残部3400余人。12月26日，杨勇和杜义德统一指挥第3、第5兵团主力，会同华北军区第18兵团、第四野战军第50军发起成都战役。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敌第7、第15、第16、第18、第20兵团等先后起义，敌第5兵团一部被歼。
1950年新年伊始，杨勇就任贵州军区司令员兼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担负起领导全省军民开展土改、征粮、剿匪、反霸、恢复生产等工作任务。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指示和西南军区部署，杨勇上任后即组织第16、第17军部队，实行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进山剿匪，共歼灭瓦解敌匪特武装10万余人，将贵州匪患基本平息，社会秩序很快得到恢复，各级民主政权得到巩固，群众生产和生活有了保障。年底，杨勇和一批将军们奉命来到当时我军的最高军事学府——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并兼任高级系一班班主任、党支部书记、高级系主任。他不但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掌握各种现代军事课程，还鼓励大家拿出战场上同敌人顽强拼搏的精神，攻克学习上遇到的难关。从军事学院学习期满毕业后，杨勇先后调任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校党委书记，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校党委书记。
社会主义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列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就把侵略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25日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携手并肩，同以美国为首的15国部队浴血奋战，终于将侵略者从鸭绿江和图门江边逼回到三八线以南，形成了持久的拉锯战格局。敌人一会儿毫无诚意地要求停战谈判，一会儿又疯狂地发起进攻。正是在这种军事和政治斗争复杂交错的情况下，杨勇接替因病回国的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赶赴朝鲜战场。
为了迫使侵略军早日真心实意坐到停战谈判桌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制定了对敌发起夏季反击战役的方案。杨勇到来时，第一次战役已经紧张激烈地打响。杨勇走马上任，经过对敌情和前沿地形的了解分析，杨勇请示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司令员等领导同志，提出了自己对敌作战的看法和观点。经彭德怀请示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后，志愿军总部制定了周密的“金城战役”作战计划，决定以杨勇率领的第20兵团为主要反击部队，60军、54军和21军隶属20兵团指挥。这样一来，20兵团加上原有的67军、68军，共有5个军的兵力。7月13日21时，杨勇一声令下，枪弹如闪电，炮声似惊雷，我军炮火向美李军蛰伏的阵地怒吼而去，我志愿军第20兵团由5个军组成的东、西、中三个突击集团从天而降，如三把钢刀般直插入敌人阵营，捷报像雪片一般飞来，敌人的前沿阵地460。3高地、728高地、522。1高地一个接一个被志愿军突破！志愿军又向纵深阵地挺进！73岁的李承晚听到前线不断失利的噩耗，亲自奔赴前线坐镇指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慌忙从日本东京乘机飞临金城前线，全力组织兵力反扑：天上派战机轮番轰炸，地面有几十辆坦克和大炮配合步兵的攻击。志愿军将士们在杨勇沉着冷静的指挥下，在十四个昼夜的激战中，击退敌人1000多次的疯狂反扑。
敌人遭到志愿军的重创，只得同意到谈判桌上去签字。1953年7月2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和李承晚先后发表同意接受停战，恢复谈判的声明。1953年7月27日10时，中朝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对方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相会在板门店谈判桌前，签署了停战协议。同日，克拉克上将和金日成元帅分别于汶山和平壤在停战协议书上正式签字。整个金城战役，20兵团共计歼敌5。2万人之多，是预定歼敌数目的5倍多。志愿军在战斗中向前推进的169平方公里，在谈判中以条文形式得到正式承认。金城战役，是“打谈结合”的典型成功战例，也是朝鲜战争最后一仗。此后，敌人虽然绞尽脑汁破坏停战协议，但面对巍然挺立在千里边防线上的志愿军组成的铜墙铁壁，再也不敢轻举妄动。1955年4月，杨勇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继续率领志愿军为朝鲜人民战后的恢复和重建工作提供和平保障。1958年10月26日，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的杨勇，率领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到祖国，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回国后，杨勇即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驰骋沙场大半辈子的杨勇，又为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不但注重培养和提高战士们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能水平，也非常关心战士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并把增强战士们的文娱水平、能力当作一个重要任务。正是这种“文武双全”的带兵方法和脚踏实地的良好作风，使北京军区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尖子连和优秀个人。北京军区的良好风貌，受到中央军委和党中央高度重视，一些国家机关和兄弟军区也纷纷派人前来参观学习。1964年6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
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检阅了北京、济南军区部队的训练成绩后，也都发出欣慰的赞扬。1964年秋天，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在北京观看了某部队的射击表演后回到英国，在一个记者见面会上说：“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
1965年春，杨勇奉命担任修建北京地铁筹建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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