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李敖:李敖快意恩仇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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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保留。不过我有一次看到他的笑中带苦。一天我们两人在杭州南路午饭，店中收音机播出
新上市的歌曲《小桃红》，歌声中“叫一声小桃红……就使我想起从前”几句，回肠荡气，
哀婉动听，王尚义若有所思，一再为之击节，没过几天，就传出他得了肝癌，不久就死了。
台大同学中，有一人值得特别一提，就是施启扬。施启扬是我台中一中高一同班，到台
大后，来往不断，相处甚得，甚至一起伪造文书，帮盂大中逃避兵役呢。我的大学毕业论文
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作过程中，因为
牵涉到中国法制史，特别到法学院找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
来戴炎辉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升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那时他
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
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施启扬在一九五八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
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十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
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
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
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
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一九六一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
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他出国后，为《文星》写过一篇稿子
——《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并写信来，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
“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发生了彭明敏、谢聪
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
议。五年以后他回台，与我来往较多。到了第二年，一九六八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
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五月
十三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四月二十三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
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
时他日渐“归正”，我则性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
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
人。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愈浓、物欲也愈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
《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
六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市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
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
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吴俊才老师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
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有一次，有外国友人
向我要台湾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的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
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翻译出来。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的当场照他的译稿抄
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李敖兄啊，也
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
想，这位者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
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了。后来在我坐
牢五年八个月期间，施启扬已全面国民党走狗化，官愈做愈大。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我第
二次政治犯人狱半年，这案子表面上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却是王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
我出狱后当天，即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的，施启扬反倒成了
受益人一一升任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
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蔷”（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
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
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他，并且
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不理。这时候的施启扬，
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已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中下，他曲学
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
护元首、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
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台湾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
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躁蹭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为了做官，自我作践，真
太令人寒心了。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
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并偷偷
去造访雷震，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变成了
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谈到老学弟
朱石炎。他说：“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为
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他也会糊里糊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启扬变了，但
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难道这种变化，是被国民党套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吗？我但
愿如此。
台大外系老师中，有一入值得特别一提，就是台静农。我在历史系的时候，他是中文系
主任，他没教过我，但在我穷困时，一九五七年出售家藏书版《资治通鉴》、《昭明文
选》、《三迁志》等书，他曾帮过我大忙，到我宿舍来看我，我一直感念他。一九六三年我
在《文星》写文章攻击台大文学院，也攻击到中文系，我本以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静农
被“挟持”、不能脱身的结果，后来想起，这是我淆于感情所做的错误判断。其实，腐化的
真正原因，台静农就是祸首。此公青年时代，跟鲁迅搞未名社，倡新文学、坐；日监狱，不
无知识分子的伟大怀抱与气概。可是到台湾后，四十多年下来，他表现的，是逃避现实，整
天教书以外，搞的是饮酒、刻印、写毛笔字。他的学术著作，极为可怜，只有一本《静农论
文集》而已，还是八十岁时台大中文系为他印的，问他为什么如此疏于出版论著，他的答复
竟是：“我不在乎。”我把这本论文集统计了一下，发现全书四百七十五页、写作时间长达
五十五年、篇数只有二十五篇、每年写八页半、每天写0·0二三页。每页八百四十字，即
每天写十九个字。统计之下，原来台静农每天只写十九个字，便成了大学者！自大陆而渡
海，可以在这岛上风光通吃四十多年，这不是笑谭吗？四十多年光凭诗酒毛笔字自娱（实乃
自“误”），就可变为清流、变为贤者、变为学人、变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受人尊敬，这个
岛知识分子标准的乱来，由此可见活证。如果台静农志在逃世，也要逃得像个样子，但他在
一九八四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一九八五年又与日本人
字野精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字
“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杨牧等糊涂人，在报上推崇他“有知识分子的耿
直与狷介”，哪有“耿直与狷介”的人拍蒋介石马屁的？
林文月在报上回忆台大中文系自台静农以下交谊活动，全篇都是滥情之作。其实台大中
文系教授都是一堆酸文人，学阀中之酸者也！当年这群教授意淫美人儿林文月，颇有争风吃
醋味道。除林文月外，亦惟女弟子是尚。一九六一年度中文系五名助教清一色是女生，可以
概见。经我写文章揭发，才有男生当助教。林文月风华绝代，当年以台大校花闻，二十多年
后，在一喜宴上与她同桌，胡茵梦在旁，大胡茵梦二十多岁的校花，为之失色。如今十八年
下来，胡茵梦也风华不再，前后美人儿，都以“终老”下场，亦可哀也。
我离台大多年后，陈依玫访问我，我对她说：“陆游的诗说：‘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
天河洗俗情。’我在整个大学时代，都在努力又洗又换，我做得永远使我不满意。你问如果
我现在是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不知将如何安排这四年。我想，如果时光倒流，我大可不必
在大学过这四年，我觉得从大学中‘换凡骨’、‘洗俗情’反倒过慢，慢得使自己不满意，
感到浪费过多，大学中除非有启发性的师友，否则效果不如休学自修。但是启发性的师友太
少了。我活到今天，从自己困学得来的自修成绩，远超过师友的切磋之益。沙特不同人论
学，只是自己做学问，他的学问已经无须外求，我也是如此。我在大学四年中，好像师友跟
我，变成只是情感上的交流，而非知识上的共进。我念书，我做学问，都是‘单干户’，和
他们不相干，我的一切几乎都来自书本，而不是来自师友的启发。”“假设我是八十年代的
大学生，如何安排这四年，不如假设我魂归那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如何挖掉那四年！
真的，我真的不想回到那段大学生活，如果我重活一次，我对我全部的学生时代，都愿
意挖去，我并不留恋。我觉得学校是一个断丧性灵的地方，对愈有天才的人，断丧得愈厉
害。
萧伯纳说他不愿再假设回到学校重温学生生活，就好像囚犯不愿再假设回到监狱重温坐
牢生活一样。对我来说，几乎也是如此。”
历史系四年中，跟我关系最深的女朋友是“罗”。在那种时代，恋爱环境颇为艰苦，连
到旅馆开房间都要被警察查，可见国民党政府的专制扰民。袁方《记者生涯》书中记有蒋介
石都关注到基隆男女教员开房间的事，可见此风之渐，原自上起。后来我和庄因等合祖了一
间小房，有时和“罗”两人在一起，并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这天“情归不处”（我不再
是处男，她也不再是处女了）。当时我二十一岁，正在历史系念二年级。在那个年代台北有
公共浴池，内有房间，似乎未闻警察去查，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