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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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医学教育就井井有条得多，成为医生的流程相对更统一、更标准化。立志读医学院的，必须经过本科的检验。本科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专业，相较而言，这样的教育背景带有更多的人文色彩，也会更多样化。这些人必须在四年本科修完之后才能申请医学院，在申请医学院的人中，录取率大约为30％~45％，之后一读又是四年。在美国，每年总共录取大约1。6万名医学生，医学院招生会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以保证就业，并尽力保证医生队伍的纯粹和高质量。
　　　　因为中国医生的入行门槛相对低，入学的医学生数量多，而全国单二甲以上的医院就有近6000家，所以不排除有一部分混在医生队伍里的人是磨洋工、不负责任的投机分子。如果落在他们手里，病人大多觉得这些医生冷漠、贪婪、无能、医术平庸。这些人正雪上加霜地毁坏着整个“医生”队伍的声誉。这种没有规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让病人敌视每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医生的形象日趋负面。
　　　　现在我们再去看看在中国规模相对比较大、管理比较正规的三级医院：在许多三甲医院，博士学位几乎是在医院最后的生存底线。虽然学位不能说明他们的道德基因，但能清贫读医10余年，本身多少能说明他们的坚持和努力。起码像我这样中途离开，要么出国、要么进公司的人，会向他们致敬。
　　　　这些“新时代医生”，看上去虽不是个个如我们期望的和蔼可亲，但如果摘下两千多年来希波克拉底的眼镜，换种稍微能和现实接上轨的眼光，我们可能会发现一种明显的趋势：像有的职业一样，时代和环境促使这些三甲医院的“新时代医生”开始把职业和个人生活分离。他们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在职业追求和个性释放之间，在坚守底线和妥协求全之间，来回转换着角色，平衡着道德追求和现实需求。这可能是一个普通人在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后，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中，最后的妥协选择。
　　　　我曾经和一位国内著名的内科教授同行开会。这位教授国外留学归来，年轻有为、功成名就，除了临床工作之外，还领导着十几个人的实验室，临床和科研全面开花、欣欣向荣。我们兴致勃勃地聊着基因治疗的现状和未来。在去机场的路上，这位教授突然问：“给我讲讲你们在公司都干些什么？”我有些诧异，开玩笑说：“白领，坐班。”他认真地说：“具体地说说，比如你们的一天是怎么过的？”我试图白描自己普通的一天：“接电话，打电话，收邮件，发邮件，和销售联系，和专家联系，做年度计划，策划活动，管理品牌……”这位专家很好奇地听着，然后幽幽地叹了口气说：“我真希望自己能年轻几岁，也能像你们这样去公司上班。”在一个道德土壤稀缺、理想让位于现实的大时代，我们可能再也碰不上那种谈起医学就兴致勃勃、浑身上下散发着从医乐趣的医圣了，但我们还能碰上合乎敬业标准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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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质混杂的中国医生（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如果不是神医就是庸医”的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这个队伍里混杂着各色人等，有着各种背景、各种追求、各种目的。作为病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支具有“中国特色”的混杂医生队伍，要学会区分其中的金子和泥沙。但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by　hzyben　from　sjshu/？a=hzyben是医德，还是医术？或者医德和医术两者兼有？如果不能同时具备，我们选哪个？
　　　　一位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面对一个准备换人工膝关节的病人，病人在手术前向他倾诉惴惴不安的心情时，他可能觉得这种担心人皆有之，根本不值一提，于是他手臂一挥说：“没事没事，不就是换个关节吗？”在手术完了之后，当病人疼得以泪洗面，却要坚持功能锻炼时，骨科医生可能也会说：“忍几天就好了。”在进手术室前，他和下面的助手医生说说笑笑。进了手术室，和手术护士会开些半荤的玩笑。但是，手术一开始，他立刻冷静了下来，进入另外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他关心每一个技术细节，把握每一个关键步骤，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整个小组。两小时之后，手术结束，他可能吹着口哨出了门，琢磨着周末开车带老婆孩子去郊区哪个地方玩。
　　　　那位留学回国的内科教授也一样，对自己职业选择的怀疑，并不妨碍他面对病人时全力以赴，做科研时成果倍出。对于那些受过正规教育、在管理正规的医院里规规矩矩工作的医生，我们也许也不能总用非同寻常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们。在可以容忍其他职业出现多样性的同时，医生这一职业能否被给予一个缓冲的空间？
　　　　我参加过许多次骨科医生读片会。一般来说，没有几位骨科医生认真研究怎么给病人用药，他们给人的感觉大都是线条粗犷，不像内科医生那样讲学术。但是每当轮到介绍手术经验和技巧、交流X片怎么读、怎么设计手术时，我发现他们个个都在竖着耳朵听，眼里有种和内科医生谈论药物时一样的兴奋和专注。他们会因为手术观点的不同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会议结束聚餐时，大家又回到了松弛的状态，这时他们喜欢喝酒、猜拳或者起哄，偶尔嘲笑一下内科医生的磨磨唧唧，和刚才开会时判若两人。
　　　　在上学时，常常会听那些70多岁的老教授描述年轻时所接受的医学教育，和自己眼下接受的教育比起来，两种医学教育已经错位了几个年代。在美国时，因为在医学院的研究所里工作，加上周围有许多志在获取美国行医执照的同胞，也观察了美国是如何培养一个医学生的。
　　　　但中国病人在面对眼前的中国医生时，可能除了抱怨医生们的品德和技术之外，很少会想到这背后也和他们所接受的医学教育有关。
　　　　杰拉尔德。拉扎勒斯（Gerald　S。　Lazarus）教授曾写过一篇《一个美国专家眼中的中国医学教育》。他曾任美国加州戴维斯医疗中心的首席执行官及医学院院长，参与过美国医学教育的评估。他是中国医疗界的朋友、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顾问、北京协和医院的客座教授，近几年常到中国来，先后与国内70多家医院交流过医院管理的经验，还经常到医学院探讨现代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老拉”。
　　　　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经验的医学教育学者，他提出了自己认为的中国医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中国病人面对中国医生，有一大部分就是面对着这一医学教育下诞生的产物，面对着这一教育存在的种种遗留问题。
　　　　在老拉看来，中国医学教育中，不同医学院的学制不同，对住院医生的培训时间也不同，使得很难制定出统一的认证标准来衡量医生的水平。中国的大多数医学教育着重医学生记忆知识的能力，但不重视应用循证医学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认识到核心能力与核心知识之间的重大区别。一位真正优秀的临床医生，可能并非是在医学生时成绩优秀的选手。当医学生进入真正的临床工作之后，才强烈意识到迫切需要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还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医学生人文修养的缺失，这可能很大原因也来自于医学生的单一教育背景，直接从高中考医学院，从“医”而终，爱好寡淡。相比之下，欧美国家需要念完各种各样的本科以后，再报考医学院，而且即使从医之后，他们中的有些人对文化、社会、心理这些学科仍旧保持着兴趣。一位美国外科医生，他可能是摇滚乐迷，自己会吹小号，会给《纽约时报》写专栏，谈论关于医学的“不确定性”问题。在《一个美国专家眼中的中国医学教育》一文中，老拉提到，在中国的医学教育中，明显低估了社会心理、经济、家庭环境及职业等方面的因素在医疗中的作用。一位好医生，他会把病人看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进行医疗活动，他会不断加强对文化、社会、伦理学和心理学的理解。他保持着对医学之外的普通教育和科学的兴趣，以更好地做好病人的工作，做一位人文的医生。
　　　　在老拉眼中，医学的艺术不但反映出医生的素质，也反映出对医生伦理道德的培养情况。成为一名医生，意味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而在中国医学生的课程中，对医生的职业精神、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义务这方面的教育非常少。当他听说中国一年有上百位医生被打，其中有人受重伤，感慨道：“看来你们的医患关系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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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质混杂的中国医生（3）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在医疗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的环境下，医学生的教育除了教给他们怎么面对病人，还必须教给他们在白色巨塔中保护自己，如何对待自己个人的问题，这样才不会影响医生的职业生涯。医务工作者常常可能会面对极大压力并导致心理问题，如吸毒、酗酒及其他反社会的行为，这些都会对病人产生消极影响。老拉说：“在美国，我们认识到这种情况，设立课程教育医务人员如何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并予以解决，使之不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
　　　　从教育体系上说，在中国还有一类医学专家也非常缺乏，这就是研究医疗服务的专家。医疗服务这门科学包括：研究医疗质量的评定、服务质量的评定、花费效益比以及病人生活质量、功能状态、重返工作的情况、无痛状态及健康的感觉等。因为缺乏研究医疗服务的专家，所以这个领域的事务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或者由医生兼管。
　　　　在最后，这位美国专家还不忘呼吁，中国应注意保证医生的福利。他认为，只有对自己的职业满意的人，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国现在有许多医生关心自己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和个人发展问题。目前的管理体制，限制了人才的流动，一些前途远大的优秀人才会失去长久发展的机会。要想使中国的医疗达到最佳水平，必须用良好的待遇吸引最好、最出色的人到医疗行业来。医疗行业要为自身的形象和持久发展着想，努力做到让干这一行的人对自己的行业更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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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生究竟有多糟（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医院里每天发生各种故事，当大家听到一个坏医生的案例激发内心积怨的同时，冷静客观地端详这支良莠不齐的队伍也是必须的。有时我们在医生办公室里看到的锦旗，上面写着“华佗再世、妙手回春”，这些也不是医院为了炒作而自己去市场上买来的托。
　　　　即使在一支混杂的队伍里，我们也还是能发现闪光之处，也总有一些病人能幸运地碰到好医生。
　　　　眼前的这个世界，并没有差到让人无路可走、让人绝望的地步。离中国医学教育改良的那一天还为时尚远，眼下我们能把自己交出去看病的，就是从前的医学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医生。
　　　　如果我们不得不面对眼前这支中国特色的队伍，为什么不能尽自己所能去发现那些善良的医生，或者一个尽管脾气暴躁但其实骨子里很真诚的医生，虽然这样的医生在队伍里并不超过一半？
　　　　最近，我和一位内科专家去浙江，在车上，她的手机响起，是一位病人打来的电话。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