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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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就当它不过是一种疾病而已—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疾病而已。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祸,不是老天抛下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
作为一位被称为“新知识分子”的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把矛头指向了曾经的结核病、曾经的癌症以及现在的艾滋病,揭示社会及人们赋予这些疾病之外的意义。她致力于掀起一场思想战争,将这些隐喻揭示、批评、细究和终结。她有个响亮的口号,一如她照片里总是坚定而革命的表情—“在一个充斥着假象的世界里,在真理被扭曲的时代中,致力于维护自由思想的尊严”。事实上,能追随她的脚步的人,毕竟是少数。
大家早晚难逃“疾病”这重麻烦的公民身份,这是每个人必须普遍面对的现实。人们如何多点自尊、多点自由地面对它?如何用让我们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面对它?如何锻造自己成为一个聪明病人?疾病对于人隐藏的含义,似乎在生活里已经无处不在,它贯穿在每个人生活的场景中。它常常被我们看成是对疾病之前“那个人”的一种价值否定,或者顷刻间,疾病给人生做了个减法,让这些价值失去了意义。因为“那个人”没能保住健康,也就是没能保住一,其余的零在数学意义上都成了一堆废物。然后一阵唏嘘。
疾病的出现,让我们每个人对生存的判断成了数字势利眼,不重过程,只重结果。
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篇有趣的小说,说的是一个中年男人,某一天开始,他的腹股沟(也就是大腿根部)长了个肿块。肿块越来越大,酸、胀、疼。他挂号去看了普通外科。医生看完之后,在他的门诊病历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诊断。这位病人拿到手一看,五雷轰顶。从字迹看,医生的诊断是“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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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1,其他是0(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走出医院大门,他被巨大的恐惧所包围。因为在他看来,癌症就是不治之症的代名词。他心灰意冷,守着自己的秘密,以临终的心态去看身边的世界,对事待人……直到他鼓起勇气再次去看医生时,医生告诉他,那个字不是“癌”,是“疝”。而疝,用医学的话说,不过是体内组织经先天或后天形成的孔道或薄弱之处,向身体表面长出的突出物。
不知道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本来用意是什么。如果是针砭时弊,我们平时抱怨最多的,莫过于医生的手迹龙飞凤舞,似乎根本不想让人看懂。不过,日渐风行的电子处方、电子病历终有一天会消灭龙飞凤舞。除此之外,可能作者更想借医生的龙飞凤舞造成的误会,让一个小人物承受着面对疾病时的心理折磨、心理转变和瞬间的重生。
主人公的大腿根部长了个包,他起先希望这个肿块是场误会,过几天它最好自行萎缩、消失。但是这肿块开始让他岔着腿走路,走路时觉得坠胀难受,腰都直不起来,他就不再心存侥幸了,不能无视肿块的存在。更让他害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长越大。在不得不承认肿块的存在时,他退而求其次,希望它是良性的,而不是恶性的。这基本可以算是一个普通人面对哪天突然出现的肿块的共同心理,只是,在小说里,借着医生龙飞凤舞的字迹,急转直下的故事情节和中年男人开了个玩笑。
《韩非子》中描述的讳疾忌医的故事实在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第一次,扁鹊看到蔡桓公,说:“您有病,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蔡桓公脸色一沉:“瞎说,我没病!”
第二次,扁鹊再见蔡桓公,说:“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齐桓公置若罔闻。
第三次,扁鹊又见蔡桓公,说:“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齐桓公仍旧不理。
第四次,扁鹊又见蔡桓公。这回他什么都没说,扭头就走。齐桓公觉得奇怪,派人把扁鹊追回,扁鹊说:“病在皮肤,可用热敷。病至血脉,可用针灸。病入肠胃,可用汤药。现病达骨髓,无计可施。”
不久,蔡桓公果然浑身不适,病入膏肓。派人去找扁鹊,扁鹊已经逃往秦国。
当时韩非子讲这个故事存着他的微言大义,他拐弯抹角地讲述“讳疾忌医”这个故事,是希望能借故事规劝统治者,治国理政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力求在萌芽状态解决问题。
等后来成为医学生后,回头来看这个故事,我有了新的想法。如果历史上确有扁鹊见蔡桓公这事,为什么蔡桓公就那么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呢?除了他性格上是一个听不进意见的人之外,恐怕也是因为“生病”这个词让他心生厌恶。事实上,“生病”这个词让我们每个人都心生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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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讨厌生病(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开篇里说,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着健康和疾病的双重身份,只不过,我们乐于承认自己是健康王国的公民,而被迫去面对疾病王国那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
“被迫”和“麻烦”,正是我们所不喜欢的。为什么我们讨厌生病?因为疾病的出现,让我们对眼前的生活失去了可控性。
在一个人没能弄明白,或者不愿意面对“人为什么会生病”的问题之前,他生活在美丽世界中。这个世界不缺那些足以指引人们一路向前追寻的欲望和目标,也充满了一些人类制造的良好感觉。比如,人是万物之主,是物竞天择的胜利者,人的身体构造充满着神奇机关,而人类前景会越来越和美、越来越健康……我们喜欢接受这些让我们感觉良好的情节,而把其他关在门外。我们想当然地希望生活是自然的、愉快的、健康的。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们心生骄傲。
在关于一生的规划中,有几个人会把生病写进其中?在每年的年初计划中,列出的多半是买房、买车、工作晋升、旅游、夫妻更和美、生活更开心这样的条目。公司会把可能的突发事件列在风险管理的计划中,可又有谁会把可能的生病排在自己人生风险管理的头条?但一旦疾病出现,无论它是感冒、头疼、胃痛、摔断腿,或者是腹股沟长了个包、乳房长了个肿块……这些都会突然地、粗暴地打乱人们已有的安排。
本来约好要去和客户谈判—一笔大单子,但因为嗓子生疼,甚至喉咙失声,不得不推迟计划,免不了一通电话,道歉,再约时间,可能还付出了失去诚信的代价。
本来计划好要接手一个新的项目,老板也在拿这个项目来试探下属的火候,如果成功就会升职。但下属突然查出来肺里有个肿块,不得不放下工作住院,把肿块切出来看看是不是良性的。而新项目肯定是让给了另一个弄潮儿,因为公司从来不等人。公司的计划安排里,也没有雇员可能会生病住院这一项。
疾病为什么不受欢迎?因为它是无理闯入生活的不速之客,打乱了人们本来有条不紊往前行进的规划。作为人,我们把对生活的掌控感看得头等重要。即使有时可能无能为力,掌控不了,我们也希望落入视野的是整个图画,所有细节尽收眼底。而疾病,是首先和我们这种控制感的理想作对的敌人。它不请自来,生硬插入,我们整盘计划都得“被迫”为它重作修改,重新调整。这种感觉真不好,充满了“麻烦”。
更糟的是,疾病的到来,还迫使我们必须应对眼前的疾病,而我们对疾病却基本上一无所知。
每个经历过SARS的人再回想起那段时间,可能都会发现我们特别希望能早日回到那个可控的世界里,不要再去面对每天新公布的感染数字,不要再去面对可能无止境的等待。
眼前的这个时代,是科学占着绝对上风的时代,而科学强调的就是可控性。只是,在面对疾病时,我们手里掌握的武器寥寥无几。我们需要面对疾病的不可知,而医生手里攥着医学武器,陡然间具有了无上的权威。病人似乎处在了弱势的位置、被动的位置,但那有了毛病的身体却又是于己息息相关的大事。
这种不能左右的局面,让我们感觉太糟糕了。在不能明确知道疾病发展的方向时,像那篇关于疝气的小说里写的,如果真长了个包,作为凡人,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想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能治愈还是不能治愈。给个说法吧,医生—这可能是人能争取到的最后一点可控性。
似乎没有必要说起那些突然会改变人生轨迹的大病,哪怕头疼脑热之类都会让我们不堪其烦。拿发热来说,在一定范围内的发热是身体的防御机制,当超过了“一定范围”,发热则是在消耗能量,这时,我们身体的物质基础受到了侵袭,遭到了破坏。
在高烧时,疾病把人从生活的不管是具体还是抽象中,统统拉回到零点。你必须躺着,为了保证身体的最少消耗;你必须眼望天花板,什么都不干,因为你根本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做任何多余的活动。
平日在意气风发地谈论各种精神话题的时候,人可能忘记了身体的存在,这时的身体默默无闻,配合工作。一旦哪天它出了错,物质基础受到了破坏,我们就不得不回到物质,回到实际。
这“物质”,可能是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正常的功能,也可能是身体里某个器官暂时不能使用,或者最简单的,就是浑身乏力。当身体不能源源不断地输送能量,转而被疾病消耗能量时,疾病好比在日常习惯的精神大釜下面,釜底抽薪。
人被迫回到一个现实。如果没有下面的柴火,那么上面的锅无论如何也不会像往日那样沸腾了。疾病就是这样让人感到懊恼和麻烦。
当病痛发生的时候,强大的思想和权势是帮不上忙的,相反,病痛在很多时候会在交手中占上风。“病痛改变了你,你的思想和你的身体成了敌人,身体占上风。”
拿破仑的皮肤病和痔疮,也在某个时刻占了上风。这个平时看上去浑身是劲的领袖,为什么手总是插在夹克里,据说只是因为他是一名皮肤“恶性神经性瘙痒症”患者。这种恼人的皮肤病几乎困扰了拿破仑一生,他经常奇痒难耐,抓到疮口出血,甚至无奈地说:“我只在皮肤上感觉到自己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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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讨厌生病(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不仅如此,在滑铁卢战争期间,他的痔疮经常恶性发作,使他无法骑马出去查看战况和军队,特别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后两天。这个被痔疮折磨得坐立不安的患者,只能躲在帐篷里抽止痛用的鸦片,云里雾里,根本没有精力去管外面的战况,结果滑铁卢战争惨败。或许拿破仑占尽天时地利,但在那个关键时刻,痔疮击倒了他。这么看来,似乎是拿破仑疼痛的屁股改变了某段历史。
除了皮肤病和痔疮,在拿破仑的战争生涯里,疾病曾不止一次出现,也不止一次地占了上风,影响着结局。拿破仑曾为建立统一欧洲率60万大军进攻俄国,结果流行于俄国的斑疹伤寒却造成了他手下军队的大幅度减员,最后惨败而归,回国的士兵不到4000人。
除了破坏我们生存的物质基础,疾病最终的杀伤力是把人们带入一个失去和谐、失去平衡的精神状态。疾病像只蛀